【呃like背後．觀點】娛樂霸權至上 誰為無聲者發聲？
在壽西斯古（Nicolae Ceauşescu）統治羅馬尼亞時，其獨裁政府嚴格限制言論自由，並借用龐大的國家機器，大力打壓異見份子（連擁有打字機也要申領牌照），以箝制人民思想，維持政權穩定。不過自1989年壽古西斯被國內一場革命推翻後，部分羅馬尼亞傳媒已從國家宣傳機器，搖身一變成為比部分歐美同業走得更前沿的「社會倡議者」，令傳媒在社會的角色得到解放，重新扮演為弱勢發聲、推動社會改革的先驅者，並令人重新反思傳媒在公民社會中「應有」的功能。
自壽西斯古倒台後，羅馬尼亞的傳媒逐步突破昔日的紅線。不論是公營（如TVR)，或私營電視台（Antena 1、Pro TV、Prima TV等）都慢慢棄守「中立」的規訓，增撥資源投放到公共宣傳運動（Publ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其倡議活動旨於藉助突顯社會現況和問題，以傳媒身份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過程，從而迫使當局採取行動改變現狀，推動社會進步。
作為羅馬尼亞傳媒業的先驅者，Pro TV早在1995年已提出多項宣傳運動，包括支持該國加入北約軍事聯盟（NATO）、「對動物酷刑說不」、兒童權益等，而當中更成功推動當局就虐待動物立法。對於電視台而言，它們關心的不僅是守衛傳媒的基本角色，將資訊不偏不倚地陳述於觀眾眼前，而是將電視台置於社會責任的考量上，重新定義電視台在公民社會的角色，破舊立新。
市場經濟成生存之道 傳媒失效有因
儘管我們不是活在壽西斯古的年代，但金錢支配下的商業傳媒，傳媒跟讀者其實同樣面對着無形的思想箝制——市場。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市場經濟在西方進入全盛時期，在自由競爭的大環境下，各路媒體首要是建立龐大的讀者群，提升銷量及賺取廣告收益，再壯大資本投放人力資源和展開併購，爭取最大的行業份額。換言之，在適者生存的邏輯下，傳媒為保生存，必須不斷擴大其勢力版圖，否則將會不進則退，成為歷史的一部分，而不是負責編搞歷史的第一人。
雖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極力反對公有制，認為此制度定會導致極權政治和專制，但反觀現時由市場主導的傳媒業亦非完美無瑕，或可說是孕育了另類的文化霸權。自由市場是建基於消費者能理性地知道自己的需要，而生產者亦因應市場作出調節，製造出能滿足消費者不同需求的產品。若將此邏輯置於當代的傳媒業，在言論自由保護下，傳媒紛紛在資訊中加入大量娛樂元素，降低品質標準，以迎合大眾的庸俗口味，目的就是擴大市場佔有率，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試想像，若然一間傳媒逆市場潮流，以教課書式手法處理新聞、撰寫如學術論文般嚴謹沉悶的評論，試問這家傳媒在當下的生存空間又有多大呢？
不過，市場並未規範傳媒選取題材的質素，令傳媒的角色已逐步模糊化。理論上，傳媒有着監測社會環境、協調社會關係、傳承文化、提供娛樂和教化等社會功能。市場自由交易所創造公共德性和面貌，正正反映於傳媒「泛娛樂化」的景象上。局限於市場邏輯下，傳媒須依賴特定群體獲得生存機會，而娛樂相比起傳統的嚴肅論政態度，更容易吸引廣大的民眾垂青和注意，使民眾暫時能從悲慘的現實和無力感解脫出來，自娛一番。今天各路傳媒過分側重其娛樂功能，人們就會無意地被困在娛樂至死的文化霸權下，每天閱讀與我們毫無關係的資訊，造就「白恤衫重現眼前，黎姿陪三個小寶貝去玩狗」成了熱話的荒誕現象。
再者，當傳媒與商業利益掛鈎時，其公共領域的討論空間將愈收愈窄。自由競爭不但使傳媒行業泛娛樂化，同時多元聲音亦被主流聲音蓋過，失去了傳媒應有功能。在市場驅使下，傳媒須向主流靠攏以擴大生存空間，並採用主流價值標準，忽略了弱勢社群的傳播需要和權益。試問本港又會有誰持續關心和爭取少數族裔的權益呢？就算有，也是蜻蜓點水般帶過，因為這項議題並非主流所關心的事情。
雖然，市場主導的傳媒並沒有製造有如《1984》內的政治宣傳機器，但如今傳媒被市場牽着鼻子走，不懂分辨甚麼是人們「想知」和「需要知道」的題材。在娛樂資訊蔚然成風的大環境下，人們的眼球已經慢慢遠離影響民生的公共事務，並被拉到去「傳與黎明『父女戀』，女助手扮得寵住黎宅」這類無關社會福祉的個人事務上。長久下去，傳媒在公民社會的功能定必逐步被邊沿化，不但無法推動人們為整體福祉發聲，更會引領社會走進無形而龐大的娛樂機器裏，對眾人之事不聞不問。
傳媒的道義責任
羅馬尼亞傳媒由國家機器的組件，轉型成倡議社會變革，走在最前線的傳聲筒，其經驗值得人們再反思傳媒在社會，特別是道義上，應負起哪種責任，才能真正為「無聲者發聲」，成為提升社會整體福祉和建構成熟公民社會的推手。
除了上述數項功能外，傳媒所持有的公權力，在道義上還有另一種任務：「正面干預」社會事務。作為公權力者，其權力不只流於傳播資訊，更有設定、重塑和引導輿論的能力，以挑戰當權者的政策和社會各種不公義之事。與此同時，手執公權的傳媒亦須負起社會責任，例如就社會議題提出意見和批評、為弱勢社群發聲、𨤳清社會現存的問題和價值等，這都是推動公民社會進步必不可少的元素。
自互網聯改變了整個傳媒業的生態後，其衍生出來的煽情式、短篇幅報道和短暫的新聞循環周期，已分散了人們對社會問題注視的角度和時間。煽情式報道只是一種煽動個人情緒，轉化成點擊率的民粹手段，但對人們理解社會問題背後的制度成因和解決之道毫無幫助，更遑論將關注轉化成由下而上的行動力量，逼迫當權者解決社會問題；而短暫的新聞循環更令民眾失焦，當傳媒已梳理某社會問題的歷史、制度原因及鞏固其論述後，互網聯的海量資訊已將日前發生的事掃到無人問津之處，令社會輿論沒有足夠空間和時間，就「昔日」的問題鋪陳理據、爭辯，並找出解決之道。當下社會的氛圍，某程度上就像美國文化評論家桑塔格（Susan Sontag）的作品名稱 ——「旁觀他人之痛苦」。
傳媒作為公權力者，其社會責任就是要協力解決「他人之苦」。若要避免問題再次發生，就需要重新考慮傳媒的定位。現在大多傳媒都採取「被動式干預」，即某不幸事件發生後，才作出報道和跟進，並於事後製造輿論迫使當權者正視問題，但此做法亦受制於上述所說，未必能構成一股改革力量，解決社會問題，同時也令弱勢者的訴求難以見諸媒體。反之，若傳媒採用「主動式干預」，嘗試在不幸事情發生前主動介入，透過辨析社會問題的徵兆，及早了解其結構成因，嘗試設定框架和引導輿論，帶領思潮，提升公民社會意識，從而推動社會改革。這是傳媒在審視社會責任的一個面向。
毫無疑問，「主動式干預」必定構成對傳媒守則客觀性的挑戰。可是公民社會的傳媒不應只局限於陳述事實，而是應該建基於「事實」，倡議社會進步的媒介。事實上，傳媒的社會責任就像一個公共知識份子，以促進社會正義和自由為本，代表弱勢社群說話。雖然不同傳媒對「正義」和「自由」的闡釋各有不同，但民眾亦可從「事實」中，透過客觀和理性思辯、引援數據及條理分明的論述，從不同立場中找到「真理」。雖說傳媒的社會責任如何體現仍有莫大爭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民主社會中，傳媒與公民的結合才能構成社會進步的助力，缺一不可。
延伸閱讀：Madroane, I. D. (2015). CAMPAIGN JOURNALISM ON ROMANIAN TELEVISIONS: TOWARDS A NORMATIVE VIEW OF ADVOCACY IN THE MEDIA *. Revista Romana De Sociologie, 26(5), 415-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