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改革要警惕「捧殺」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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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改革」在中央催促下迅速成為治港群體的共同話語,《香港01》早前引述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的名言「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指出中央必須令治港者清楚認識到他們承擔着落實改革的主體責任,而不是繼續把改革要求視作空話。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時留下了這句振聾發聵的話語,不斷鞭策着國家治理者在改革開放道路上砥礪前行。

九二南巡是國家實施改革開放逾四十年來最具里程碑意義的事件之一,導火線是中共內部出現對國家發展方向的激烈爭論,88歲高齡的鄧小平眼看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遂以舉家度假名義南下武昌、深圳、珠海與上海等地,向中共黨內發出更大膽地實行改革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據著名學者傅高義(Ezra F. Vogel)調研,鄧小平在南巡過程中至少兩次放出「誰不改革誰下台」的狠話。也許是因為語氣太重,它們都未被寫入整理後的講話稿,但改革必須堅持、行動必須堅決的信息貫穿了官方記錄的南巡談話要點。

1992年1月18日,鄧小平南巡途經湖北武昌時,與當地官員交談。(新華社)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無論是即興談話還是南巡本身,都是非常舉措,鄧小平需要用這種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一個重要的時代背景是他已退居二線,難以直接透過官方輿論發出聲音,但作為擁有獨特政治影響力的開國元勛,其一言一行都帶有鮮明的政治符號,「不改革就下台」這個要求也透過中共官場內部傳播以及香港媒體的助推(當年《大公報》率先發表文章指「鄧小平鼓勵大膽改革,稱誰不改革誰下台」),發揮其政治威力,尤如一聲棒喝,促使中共內部凝聚共識,展開改革開放的新征程。

與夏寶龍主任商榷

香港當前也走到了為改革尋求共識的十字路口,與改革開放源自中央決策層不同的是,香港改革的議題並非由治港群體內部主動提出,香港社會對改革的討論也長期未成氣候。眾所周知,香港政界對「香港要改革」的討論熱度急速升溫,始於今年7月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不久,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北京會見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投下要香港推動改革以謀求更好發展的震撼彈,9月20日會見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時,夏寶龍又再促請香港積極穩妥推進各領域改革。

港澳辦在兩次會面後發出的新聞稿讓外界感覺到中央對治港者的表現難言滿意。雖然夏寶龍延續中央「慣例」對特區政府的表現作出「充分肯定」,但瞭解中國政治語言的人都知道,這只是客套話。更引人矚目的是,與以往只用兩三句話簡單通報會面情況不同,這兩篇新聞稿都摘要列出夏寶龍發言內容,雖然他採用的說法是「希望」或「相信」,但實際上是對特區治理者提出了要求,而「改革」正是關鍵詞。

其實,「香港要改革」並非一項嶄新要求,2019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與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便蘊含對香港的改革要求;2022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更是當面向治港者表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然而,也許治港群體真的單純地認為「堅持」只需「堅持」、「支持」就是「支持」,香港遲遲未形成改革的氛圍。

李家超在國慶75周年酒會上致辭。(蘇煒然攝)

夏主任這次把話說得直白了些,特首從北京回港後,也公開闡述了自己的改革理念,表明要帶領社會各界不斷改革,以一項一項實際行動建設香港。顯而易見,特區當家人確實很想達成中央要求,提升治理能力、解決經濟民生困局。夏寶龍會見李家超時也形容,特區管治團隊「以鮮明的改革理念、實實在在的改革舉措,一件事一件事地抓,有力推動特區各項工作取得新進展、展現新氣象」。只是,若用國家的改革歷程作為參照對象,香港當前的改革認識無疑仍相當淺薄。

九二南巡解決了中共內部關於姓「社」姓「資」的發展路線之爭,為經濟結構轉型掃除了障礙,但在香港,改革是什麼、如何改的爭論還是眾說紛紜,沒有深化到「結構性改革」的層次,仍未明確回答習近平提出的命題:香港該怎樣破除利益固化藩離?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如何破解?作為特區治理最重要主體,政府的改革是所有改革的起點,但特區政府如何消除固有慣性治理思維的障礙依然是未知數,管治團隊有什麼鮮明改革理念、改革舉措實在在什麼地方,無不啟人疑竇。

誰為香港改革張目?

過往,出於對「一國兩制」下香港所承擔的治理主體責任的尊重,中央官員與特區治理者打交道時總是表現得極盡「禮數」,我們曾經對這種無視兩地話語鴻溝的央港相處方式提出質疑,表明如此區隔心態不利於「一國兩制」良性運行。事實早已證明,勉強期望不習慣內地政治語言的治港者從中央的客套話語裏分辨出輕重,到頭來只會製造思想混亂,甚至令香港的利益固化藩籬更為牢固,對改革構成更大的阻力,香港已為此承受了許多教訓。

中央當然應該鼓勵特首與特區政府主動作為,但就如鄧小平當年直截了當說出利害關係,為國家推進改革開放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那樣,在關乎香港社會長遠發展福祉的大政上,應該對治理者多些「棒喝」,避免「捧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