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通話以色列、伊朗外長：中國能不能阻止中東大戰？

在腥風血雨的加沙戰爭一周年，中東情勢並沒有迎來衝突的落幕，反而隨著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伊朗對以發射導彈引來以色列揚言報復，而面臨了局勢的急速升溫。

10月14日深夜，中國外長王毅先後與以色列、伊朗外長通話，討論近來的中東衝突。

首先是與以色列外長卡茨（Israel Katz）。王毅談及以巴問題，稱當務之急是立即實現加沙全面永久停火，釋放所有人質，確保人道主義救援不受阻礙進入加沙。王毅也強調，以暴制暴無法真正解決問題，且加沙衝突再次說明，巴勒斯坦問題仍是中東問題的核心，各方應儘快回到「兩國方案」的政治解決軌道上，實現以巴兩個國家和平共存、猶太和阿拉伯兩個民族和諧相處，這是各方包括以色列在內，獲得穩定和持久安全的正確途徑。

接著是以色列與伊朗的緊張局勢。王毅指出，地區戰亂不符合各方利益，希望各方慎重行事，避免局勢陷入惡性循環。而中國在地區事務上沒有任何私利，從不參與地緣爭奪，且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始終站在和平一邊，站在國際法一邊，站在事實和真理一邊，將繼續為推動局勢降温、恢復地區和平發揮建設作用。「聯黎部隊根據安理會決議授權執行維和任務，以方應採取切實舉措保障聯黎部隊人員安全。」

再來是與伊朗外長阿拉格齊（Abbas Araqchi）。阿拉格齊表示，伊朗對當前地區局勢全面升級深感關切，不願看到衝突進一步擴大。伊朗高度重視中方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影響，願同中方加強溝通協調，以外交手段推動局勢降溫。

王毅則指出，當前加沙衝突負面影響明顯外溢，地區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中國將繼續展現負責任大國擔當，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加強同各方溝通，匯聚更多國際共識和力量，為推動衝突降溫發揮建設性作用。

顯然，在中東處於大戰邊緣的危險下，中國參與了衝突斡旋。這場斡旋不僅反映中國在中東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也是中國繼俄烏戰爭、沙伊復交、北京宣言後，對「調解人」身分的進一步耕耘；當然，以色列與伊朗也有參與的戰略考量。

中國在中東的外交定位與戰略利益

首先觀察中國的三方面考量。

第一是維持中國的中東政策傳統：不干涉內政與平衡外交。

長期以來，中國在中東的外交政策一貫強調「不干涉內政」原則，並且優先主張與各國發展經濟合作與貿易關係。與美國和歐盟等西方大國相比，中國通常不願捲入中東的政治和軍事衝突，而是更傾向通過多邊主義和對話解決問題。

而正是在這一立場基礎上，中國能夠與中東多個政治陣營保持良好的外交關係，包括在與以色列進行科技合作和軍事交流同時，也與伊朗維持能源合作和推行基礎設施建設。在當前中東局勢急劇升溫的背景下，中國當然希望維持平衡外交的戰略局面，避免因為被迫選邊而影響多年耕耘。從這個視角來看，與以色列和伊朗分別進行外交高層對話，正是中國平衡外交的重要體現。

第二是保護中國的經濟利益與能源安全。

中東是中國對外戰略的重要板塊，特別是在能源供應方面。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之一，而中東地區，尤其是伊朗和沙特，更是中國石油供應的重要來源，任何區域衝突升級，特別是涉及波斯灣的海上石油運輸線，都可能對中國的能源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此外，「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也極度仰賴中東穩定，尤其中國已在伊朗和其他中東國家投入大量基礎設施建設和經貿合作項目，這些項目需要在相對和平穩定的環境中才能持續運作。

從這個視角來看，中國有強烈動機來阻止以色列和伊朗的衝突升級，因為兩國大戰的爆發極可能影響中國在中東的經濟利益和戰略布局。王毅的外交努力正是試圖要通過對話，來減少衝突對地區穩定和中國利益的潛在衝擊。

第三是形塑中國的全球外交新角色：調解人。

隨著中國全球影響力的提升，其外交政策也越發積極地涉足衝突解決和國際調停。顯然，中國希望擴大自己在全球事務的角色，從一個以經濟合作為主的國際夥伴，轉變成一個能在全球安全和和平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的國家。

在中東，這樣的轉變尤為重要，因為該地可說是全球最具政治和軍事挑戰的地區。從這個視角來看，中國在2023年促成的沙伊復交、2024年促成的巴勒斯坦各派系共簽《北京宣言》，以及如今以伊衝突下的勸和促談，都是這一轉變的體現。可以這麼說，成為調解人，既是中國外交政策轉型的一部分，也是對國際社會展現其全球責任感的表現。

以色列與伊朗能不能避免決戰

而從通話得以進行來看，以色列與伊朗都不反對中國進場斡旋。雙方當然有各自的戰略掙扎。

首先是以色列，其掙扎就在於，在維持安全保障之餘緩衝國際壓力。

基本上從以色列自己的立場出發，確保國土安全是其最重要的政策目標，而伊朗及其代理人就是以色列這些年的頭號威脅，必須予以打擊甚至殲滅。因此，以色列在這一局勢中保持了強硬立場，不僅面對加沙浩劫拒不停火，更在戰爭周年前夕入侵黎巴嫩打擊真主黨，並與伊朗展開了全面地緣對峙，甚至為此不惜攻擊聯合國派駐當地維和的聯黎部隊。對以色列來說，這既是保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措施，也是要向國內和國際社會展示其不容忍挑釁的決心。

但儘管以色列強調自己有權自衛、乃至報復，從目前的國際輿論生態來看，以軍在加沙、黎巴嫩的軍事行動，並不能讓全球共情所謂「猶太大屠殺2.0」敘事，反而還為以色列引來大量批評。聯合國、歐盟以及一些阿拉伯國家更多次譴責以色列的軍事行動，認為以軍在這波衝突中過度濫用武力，尤其是針對平民的打擊行動。

而中以兩國外長的通話，既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以伊衝突升級的擔憂，也凸顯以色列想在保持強硬立場時，避免陷入國際孤立。顯然，與中國這樣的全球大國保持良好關係，對以色列來說也頗具戰略意義，因為中國不僅是以色列重要的經濟夥伴，還可以在多邊國際舞台上發揮影響力。

因此，以色列在面對中國的外交勸說時，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合作姿態，特別是在避免衝突進一步升級方面，以展示其對國際社會的尊重，從而減少國際壓力。與此同時，以色列外長也在與王毅的對話中，提及發展對華關係是以方既定政策、以色列政府恪守在台灣問題上的一貫立場，顯然也是有意維繫中以關係。

再來是伊朗，其掙扎在於，在維持地區影響力同時避免捲入大戰。

一直以來，伊朗都利用代理戰爭來擴大自己在中東的影響力，並在過程中逐步茁壯為以色列的頭號威脅。不過伊朗的最高目標，並不是決戰以色列與美國，而是利用美國撤出中東的權力真空，在不直接與以色列爆發全面戰爭的前提下，通過這些代理勢力施加軍事壓力，來削弱以色列，同時建立自己的軍事威懾。

而如前所述，由於以色列的對外立場也向來強硬，這就導致兩國一旦交惡，就很容易陷入敵意螺旋升級的安全困境：以色列認為自己必須維護國家安全，伊朗認為自己必須維持軍事威懾，所以才會有加沙戰爭爆發後，伊朗持續動員真主黨在內的「抵抗軸心」襲擊以色列、以色列則回以強烈打擊，甚至在今年10月直接入侵黎巴嫩，當然伊朗也在過程中破天荒直接兩次以導彈打擊以色列本土。整體來說，以色列希望展現國家安全不容挑戰的氣魄，伊朗卻也要表現自己作為中東反美、反以領袖的身分地位。

但與此同時，伊朗的國內經濟形勢、國際制裁壓力，都是不容小覷的挑戰，而這也是迫使伊朗需要謹慎行事的關鍵。自美國恢復對伊制裁以來，伊朗經濟面臨嚴重挑戰，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伊朗在中東衝突的軍事行動空間：在現實層面上，過度勞民傷財的全面大戰可能拖垮伊朗政權；在關係層面上，如果與西方國家全面交惡，關乎制裁解禁的核協議就更沒有復甦可能。

而中國作為伊朗的重要經濟夥伴，一來對伊朗經濟具有重要影響，二來在伊核問題上持相對中立的立場，這兩點都讓德黑蘭希望與北京保持良好關係。因此，伊朗在面對中國的勸和促談時，必然會考慮到自己的國家利益，表現出一定的合作意願。更重要的是，伊朗在中東的核心戰略如前所述，是在不直接與以色列爆發全面戰爭的情況下，建立自己的軍事威懾，所以當下伊朗希望避戰的意願，必然會比以色列強烈許多，也因此會對中國的斡旋作用寄予厚望。

不過各方在對中國斡旋抱以期待的同時，也要看到可能的挑戰與局限。

首先是中國的真實調解能力與局限性。即便中國在中東擁有廣泛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也與兩國都有經濟合作，但歸根結柢，中國並非以伊兩國的主要軍事支持者，這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北京對雙方施加軍事影響的能力，尤其是對連美國都無法百分之百掌握的以色列。

再來是以伊之間的衝突慣性。說得更直接，以色列和伊朗的對峙具有深厚的歷史根源，雙方在短期內達成全面和解的可能性不大。儘管中國的外交努力可能有助暫時緩解局勢，但雙方在中東的代理戰爭一日不停，衝突升級的風險就依然存在。同時，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及其對以色列的支持，都將進一步厚實以色列鋌而走險的戰略底氣。

整體來說，王毅在局勢升溫的背景下分別與以伊外長通話，反映了中國試圖在中東扮演更加積極的外交角色。但中東「憑軍事實力說話」的現實格局、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歷史敵意、以及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干預，都會讓中國的調解面臨重重挑戰。

歸根結柢，儘管中國在中東擁有重要的經濟利益並且希望保持地區穩定，但北京的外交實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雙方當事國的合作意願以及其他外部大國（如美國）的政策，例如沙伊復交的關鍵在於：沙特為了發展經濟、推動國家產業轉型，所以同意暫緩與伊朗的地緣爭奪；但《北京宣言》則因哈馬斯與法塔赫缺乏現實和解基礎，所以遲遲看不見實質下一步。

如今斡旋以伊衝突也是同樣道理，中國的調解行動雖可能在短期內緩和局勢，但從長期來看，要實現以色列和伊朗的真正和解，恐怕需要更廣泛的國際合作與更全面的多邊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