猙獰戰争慘劇化成一則閒話　塞爾維亞作家黑蒙的敘事藝術｜王璞

《恐怖份子》是塞爾維亞作家亞歷山大·黑蒙（Aleksander Hemon）小說第一個中文譯本的書名， 其實這本書的英文原名是《布魯諾問題》（The Question of Bruno）。中文譯者將它改名，大概是營銷策略之一吧。
文：王璞｜原題：閒話恐怖――讀黑蒙《恐怖份子》

它固然是一本描寫戰爭、災難、和暴力的書，《紐約時報》書評家說它：「以馬爾克斯的筆法見證了戰爭和恐怖主義。」但是， 若說這整本書都在講述恐怖分子的故事， 就有商業抄作之嫌了。其實它原先那個書名更準確地概括出了這部小說集的意義。

十六世紀死於羅馬教會火刑柱上的意大利哲學家布魯諾， 是那個蒙昧時代一道閃電，是羅馬教會永遠繞不過去的聇辱。長久以來，布魯諾不僅成了科學殉難者的符號，而且是漂泊詩人的代碼，他主張社會進步與變革，但反對暴力革命，認為理性和智慧才是改造社會的根本方法。

可是五百年前布魯諾所追求探索的理性和智慧，在當今這個高科技的文明時代依然短缺。人類的野蠻和仇恨， 并沒有因文明和科學的進化而化解， 反呈強化之勢。

黑蒙是親歷了塞波戰爭的前南斯拉夫人， 六十年代生於薩拉熱窩。二十八歲流亡美國。他花了七年時間學習英文寫作， 終於在1999年一鳴驚人， 發表第一篇英文短篇小說《島嶼》（Islands）， 入選當年美國最佳短篇小說。2000年， 他又以長篇小說《無家可歸者》（Nowhere Man）獲NBCC圖書獎和美國國家圖書評論獎。

他的作品充滿硝煙味和血腥味。然而， 不同於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不同於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 他的獨特之處，是他把恐怖和死亡當閒話講述的幽默。

也是漂泊詩人， 也是布魯諾問題， 然而在黑蒙小說中，恐怖被家常化了， 殘忍被牧歌化了， 正如形式主義批評常常講到的「陌生化」，他讓人們從新的視角來觀看這些被人談爛了的話題，就拿〈島嶼〉這篇小說來說吧， 開頭我們看到的是牧歌似的場景：那一家三口本來是到這個風光旖旎的小島旅遊兼訪友， 主人家以追憶往事來款待他們。那些故事以貓鼬取代蛇成為島上一害開始， 繼之以斯大林集中營佚事， 一個比一個悲慘， 一個比一個恐怖， 可是講者和聽者置身的卻是蟬聲連綿的葡萄架下， 背景是遍佈遊客的海灘。

那個不諳世事的小男孩、小說的敘述者， 聽着聽着這些故事，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無法將那麼恐怖的故事與這麼靜美的現實并置，只好一再簡化講故事的背景， 最後乾脆把它變成一句話：

「以下是朱立葉伯伯告訴我們的故事：」

兩種反差如此巨大的場景并置在一篇一萬字左右的小說里， 效果用「觸目驚心」來形容還不到位。簡言之， 由於這兩種場景在小說裡交替變換得太快， 讓人還沒來得及笑又要哭， 沒哭出來又想笑。浪漫的島嶼之旅就這樣淹沒在猙獰的塞爾維亞戰争故事中， 聽來比海明威描寫戰爭的冷血陳述還要冷血。那位文壇硬漢只用一個簡單句便將五萬人的死亡一筆帶過。而在黑蒙這里， 有上百萬犧牲者的慘劇，只不過是一則葡萄園裏的閒話，而且是由一名幸存者輕描淡寫道來。這真是加強版的「卻道天涼好個秋」，欲說還休的，何止是愁。

結果，當我讀到結尾時這樣的字句：

「家里的貓已經一個多星期無人餵養， 牠的形容憔悴， 就快餓瘋了。我喚牠， 牠不肯到我身邊， 只是用一種怨入骨髓的眼神看著我。」

我覺得我這時的表情可能与那隻貓相近。

那些堆積過重的苦難， 無法用任何言語撐住， 故事還沒講完就轟然倒塌， 化為幸存者臉上一個慘然微笑。 所以這些短篇小說都有一個或輕靈或直露的標題： 〈手風琴〉、〈閒話家常〉、〈一枚硬幣〉、〈恐怖份子阿方索·考德斯〉， 等等。

讀這些小說我再次理解了小說這種文學體裁存在的理由，複雜的人生在這種體裁里才可以被最大程度地簡化，呈現在現實与虛構之間。

你想呀，假設生命是從A點到B點的一段距離，當你歷盡劫難到達B點時：

「每件事物都忽地消失掉， 仿彿從來沒有發生過似的……你抹開額頭上汗濕的頭髮， 深呼吸， 把手放進口袋， 說不準你是不是會摸到一枚不值錢的硬幣； 一枚硬幣。」

經歷過一次次政治運動劫難，經歷過這三年疫情，處身在這依然人來客往的機場，想起這段話，我覺得它簡直是預言，也是寓言，當大家談起剛剛過去的慘痛故事，也都會是那名集中營和戰争幸存者閒話家常的口氣吧。

（獲作者授權轉載自Facebook帖文。圖片及標題為編輯所擬，本文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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