蔦屋之前的日本傳奇書店　「文化奇才」田中慶太郎改變行業｜王璞

前些日子我寫了篇關於香港二樓書店的文章， 後來想想， 香港的眾多二樓書店似乎還是缺少了甚麼，因而不能成大氣候，是甚麼呢？ 信是有緣， 近日讀到的一本書，《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回答了我以上問題。
文：王璞｜原題：一個人和一家書店

因為少了一個象東京文求堂書店老闆田中慶太郎那樣的文化奇才。

我是相信天才的。既然一段歷史、一個時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會因一個天才而改變， 一個行業因一個天才而改觀又有甚麼奇怪呢？ 田中慶太郎於一九五一年去世後， 文求堂也跟著關門， 而日本書店業的文化沙龍時代也隨之凋零， 這大概可作為我這觀點的一條例證吧。

「文化奇才」這頂光環是我獻給田中慶太郎的， 因為我一時想不出更合適的詞匯來形容他。只有「文化」這個外延廣泛的詞匯， 或許能夠概括他多方面的才能， 同時也提示我們： 作一個成就大事業的書店老闆， 也跟成就科學家、文豪、總統一樣， 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定數和機遇。

田中慶太郎出身世家， 祖上是京都皇宮御用書店「田中屋」老闆。另一書店老闆齋藤兼藏說他的風采「無論怎麼說都是貴公子一樣的風度」，跟他的家學淵源自然不無關系。更兼後天的修養： 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學科的高才生， 講得一口漂亮的北京話。畢業後即到中國北京、上海、蘇州、杭州遊歷， 遍訪各地古書店。接下來的幾年中， 他乾脆在北京租房住了下來， 學習古漢籍書畫的專門知識， 廣為搜購善本古籍， 運回日本。從此， 亦即一九零一年以後，文求堂成為東京第一家經營漢籍書畫的書店。

開辨這樣文化層次十分高檔的書店， 必須要有非常精明的營運策略，田中慶太郎向人們證明， 他在這方面也是高手。一方面， 己經成為古書鑒別家的他親自坐鎮北京， 搜求古籍珍本; 另一方面， 他把書店開成一個文化沙龍， 面向大學教師和青年學子、中外文人騷客。上個世紀初至四十年代，文求堂儼成東京學界另一個文化中心， 不僅賣書， 也搞出版， 主要出版高檔學術著作。這樣的書當然不賺錢， 但在留學的青年學子中間流傳一種說法：「到東京來， 哪怕不去東京大學，也要來一趟文求堂」， 「去東京一是去東洋文庫拜讀， 二是到文求大學聽講。」

這當然是玩笑話， 不過文求堂的確每天都有學者專家上門跟主人聊天。不止是日本史學界、漢學界的學者名流， 還有外國漢學家、中國作家。荷蘭著名漢學家高羅佩、中國作家郭沫若都曾是田中座上客， 受到其照顧幫助。郭氏那本《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不僅借助於文求堂的圖書資料， 而且也是在文求堂出版的。以至於田中逝世十七周年， 高羅佩發起整理出版追憶文集， 而郭氏四九年後到日本訪問， 亦曾破天荒不避嫌地專程去田中墓前致意。

田中慶二郎這個名字有段時間在中國并不陌生， 不過是作為反面人物出現的， 五十年未期， 國內報刊上曾把他當作文化大盜來批判痛斥。事實上， 至今收藏在日本的中國古代典籍， 相當一部分是通過田中慶太郎之手流去的。這使我不禁想到， 若是這些典籍沒有流出去一直都留在中國， 在文革中它們會遭到甚麼命運？ 其中幸免於紅衛兵之災的一部分， 留在國內就一定會比收藏在日本發揮更大的研究價值嗎？

其實田中慶太郎早在日本侵華之前便將主要精力放到出版方面了。因為厭惡日本當時的對華政策， 他不再去北京。自斷其搜購的渠道之後， 他將書店業務重點放在出版与中國有關的書籍方面。例如《中國學翻譯叢書》這類書。回憶中說他在人們問起，這樣是否賺不到錢了時， 他答曰「出版嘛， 就是把自己喜歡的東西做出來。」我固然願意相信其中大部分是他由衷之言。但作為商人， 只考慮理想也是無法生存的。基於廣博學識的獨具慧眼， 目光遠大， 才是文求堂出版成功的重要秘訣。

（獲作者授權轉載自Facebook帖文。圖片及標題為編輯所擬，本文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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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璞生於香港，長於內地。上海華東師大文學博土。一九八零年開始寫作。一九八九年定居香港。先後作過報社編輯和大學教師。二零零五年辭去大學教職，專事寫作。主要作品有：小說集：《女人的故事》、《雨又悄悄》、《知更鳥》、《送父親回故鄉》；散文集：《呢喃細語》、《整理抽屜》、《別人的窗口》、《香港女人》、《圖書館怪獸》、《小屋大夢》；長篇傳記：《項美麗在上海》；文學評論：《一個孤獨的講故事人—徐訐小說研究》、《我看文學》、《散文十二講》(此書內地版改名為《作文十二講》、 《小說寫作十二講》、教學參考書《現代傳媒寫作教程》等。長篇小說《補充記憶》獲天地圖書第一屆長篇小說獎季軍，長編小說《么舅傳奇》獲天地圖書第二屆長篇小說獎冠軍、第六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