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文字傳女不傳男？內地女書紀錄片入圍奧斯卡　揭中國女性困境

結婚生子後，導演馮都與很多職場媽媽一樣，每天都在孩子與工作之間掙扎。她在一種名為「女書」的文字中找到共鳴，於是耗時3年，將女書的故事搬上大銀幕。

女書起源於湖南省江永縣，是全世界唯一「傳女不傳男」的文字，舊社會的女性，依靠女書講述脆弱、建立友誼，因此得以生存。

我想將女書作為起點，去訴說當代女性在職場、家庭與生活中面臨的性別角色困境，形成改變的力量。

8月31日，內地首部女書紀錄片《密語者》全國公映。2023年，《密語者》入圍奧斯卡短名單時，BBC、英國衛報、VOGUE等多家海外媒體曾對影片進行報道，英國電影協會評價其為「今年最美、最具變革意義的紀錄片之一」。

國內外觀眾評價：

「這麼酷的文字，我居然第一次知道」
「講述了中國、乃至全世界女性的困境」

一条與導演馮都聊了聊。

女書，「傳女不傳男」

我第一次接觸到女書大概是2005、2006年。當時是在美國，有一位作家叫Lisa See，寫了一本關於女書的小說——《雪花秘扇》，講的是上世紀30年代，兩位女孩子從小時候結拜成姐妹，到結婚、喪夫，後來經歷戰爭的故事。在這個過程中，女書滲透在她們友誼的方方面面。

我讀完後非常觸動。我作為一個在中國出生長大的女性，這種文字本該是我教育中的一部分，但我居然不知道它的存在。我感到有一點恥辱。

女書最早的記載是在明末清初。它是在封建社會下，在湖南江永這樣一個非常閉塞的地方發展起來的。那時女性裹小腳，不能上學堂，於是她們創造了一種只屬於自己的文字，只在女性之間傳播和分享，男性看不懂。

很多人看了《密語者》之後問我，你怎麼不講女書的歷史和習俗？因為我不想做一部歷史題材的科普紀錄片，這樣的片子已經有了。我的構想是通過女書來看各個年代，尤其是當下的現代女性，是如何在工作、生活和家庭的關係中去權衡她們的角色認知的。

《密語者》講述的是兩位當代年輕女性的故事。一位生活在農村，一位生活在大都市，她們的背景很不一樣。胡欣是江永人，一直生活在江永農村。她出生於1988年，是女書的第四代傳承人，也是最年輕、最出名的傳承人之一。她是女書的一張名片，帶着女書在全國各地做宣傳，女書也為她帶來了社會地位的變化。

她有三個姐姐。因為家裏全是女孩，別人會覺得她家比較弱，所以她努力地成為全家的頂樑柱，照顧父母、姐妹。她身上承載的東西很多。因為女書，她對自己的兩性關係、未來的發展有了不一樣的認識。拍攝到現在三年，她依舊保持單身。但我覺得她越來越自信，越來越感到自己內在的強大。

在胡欣這一路的轉變中，她的朋友何豔新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何豔新今年84歲，是在世的最後一位女書自然傳承人。她自幼喪父，在外婆家生活，從外婆那裏學會了女書。她年輕時受過的壓迫、苦難是我們無法想象的。19歲時，她被迫定下了一樁婚事。結婚後，她要給丈夫端屎端尿，因為地位低，給丈夫洗腳時頭都不能抬。後來丈夫病逝，她一個人把六個孩子養大。

但她比我們很多現代女性都要剛強、堅毅和通透。她現在的生活非常貧窮，但她從來沒有去求任何人幫助她。

想儂相識十年載，口中從無抱怨話。又不向人訴可憐，自尊自立又自強。憂愁煩事丟一邊，逍遙自在過日子。但願婆王保佑你，健康幸福萬年長。

我覺得她是女書精神的一個鮮活的存在。胡欣經常去找何豔新聊天，學習女書、女歌。她和何豔新之間的友情，讓我看到了女書最初的時候姐妹之間的情誼。

另一位主角思慕，是生活在上海的都市女性。她看上去好像比較傳統，但她其實非常有想法。她從小學習音樂，對事業的追求很執着。工作之餘，她對探知自己的性別角色有很強的慾望。她幾年前在女書博物館待過一段時間，跟着胡欣學習女書。她平時會創作藝術作品，重新解讀和表達女書精神，並且帶着這些作品和其他女性藝術家一起參加展覽。

在拍攝的過程中，她處於一段關係當中。她認識了一位能讀懂女書的男性，以為遇到了知己。沒想到和他回老家後，對方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轉變，要求她做家務、聽家訓，催她放棄女書、找更穩定的全職工作、結婚生子。她所面臨的抉擇是，到底是結婚生子，還是摒棄世俗和社會對她的期待，去追求事業？

其實當下的女性很多都和胡欣與思慕的情況一樣，都面臨着自我價值、社會價值和家庭價值之間的衝突。我希望通過這部片子，讓她們從深埋的角色裏面走出來，重新看看該怎樣去做取捨。

女書是一種苦情文字

女書最讓我震撼的是，它是一種苦情文字，能夠給封建社會的女性提供一個空間，把她們最內在、脆弱、壓抑的那部分表達出來。女性之間因為有女書的存在，可以一起學習、做女紅，結婚之後通過書信的方式分享經歷、傳遞對對方的思念。她們因此結交起非常深厚的姐妹情誼，在當時才可以生存下來。

女書有很多的表現形式。比如女性在出嫁前，她的姐妹會為她寫「三朝書」，介紹這位女性的生平，她經歷過哪些苦難，她是多麼美好的一個女孩子，她出嫁後可能再也見不到她了，我們會有多想念她。

新娘嫁過去後，夫家村子裏的女性，就會選一天來到她家，坐下來一起吟唱三朝書。這個過程中她們就會了解到這個女孩子是怎樣的一個人，漸漸建立起非常深厚的情感連接。她的一生都能夠有姐妹的情誼圍繞着她。

還有一種文化是女歌，是由女書寫成的歌謠。很多女孩子在真正學習女書前，可能在三歲就開始學習唱女歌了。女歌不一定是訴苦的。胡欣在片子裏唱過很多次的一首歌，是她小時候母親教她的。歌詞意思是，會唱歌不是爹娘教會我的，而是我自己聰明，自己學會的。這些歌在女孩子很早的時候，就讓她們感受到自我的認知，以及對性別的自信。

有一些文學作品，比如《梁山伯與祝英台》，她們會翻譯、改編成女書去傳播。當時只有男生能上學堂學漢字，女生是不懂漢字的，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她們才能讀到經典作品。在翻譯的過程中，她們會將女性人物寫得更剛烈一些，或者在性別處理上有自己的解讀，我覺得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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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女性都是相通的」

我在2015年做過一部講阿茲海默症的紀錄片，《我只認識你》，主角是我和導演趙青共同的叔婆和叔公。叔婆患阿茲海默症很多年了，叔公一直作為唯一的看護者照顧她。我們希望通過這部片子去改變大家對阿茲海默症人群的刻板印象，對他們多一些關愛，但我們不想用批判的角度講述這個群體受到的歧視，所以我們通過叔母叔父的愛情去展開整個故事。

第一次放映結束後，現場討論氛圍很熱烈。原本20分鐘的討論，變成了一個半小時。後來就像滾雪球一樣，一場放映推到另一場放映，在全國各地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影響，甚至還推動了一些政策的發展。我覺得這就是紀錄片的魅力，可以突破觀眾和我們自己的刻板印象，然後去推動社會的發展。

2014年，我結婚生子。我覺得作為一個女性來說，我對自身性別真正的認知，是從當母親之後真正開始的。從小到大，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成長的環境對你未來的想象是沒有任何限制的。但成為母親後，社會忽然對你有了很多期待。

人們表達的都是，我們女性可以做到，我們可以成為養孩子的媽，也可以成為工作上的女強人。我的確可以成為這些角色，但是背後所要付出的東西又有誰能看到？

所以我就覺得，現代的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將女書當作一個起點，去訴說內心的脆弱？當有辦法去傾訴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去突破大眾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改變現狀的力量也就形成了。這可能就是當時我想要做《密語者》的初衷。

我曾經每天都在內疚、掙扎，我是不是給了我女兒足夠的關注？我是不是給了我工作足夠的關注？兩者很難取捨。但拍完這個片子後，我發現這些問題是無解的，我接受了我就是沒有辦法兩件事情都做得很完美。能夠平衡到什麼程度，盡力就好。

我每一次在國外做放映，女性觀眾都能從片中找到一個情感相通的點，而不是以一種獵奇的方式去看你一部中國的片子。很多女性在看完《密語者》後，甚至還通過不同的藝術形式去創作作品，表達她們對女書的敬意。我們收集了600多幅，建立了一個線上的藝術館。

在拍攝的過程中，我還有意識地去呈現了一些男性的視角。我並沒有刻意讓這些男性去表現什麼，現實中發生的就是這樣。他們是我們對面的群體，他們如何看待女書，某種程度上也表達了他們如何看待當下的女性。

我希望這個片子不是去加深性別對立的情況，而是去建立起男女之間的對話。

曾經有一次，我在美國鄉下一個非常白人的社區裏面做放映。有一對夫妻就跑過來，男方對我說，這麼多年來，他第一次有一種驚醒的感覺。該怎樣重新審視他和妻子之間的關係、怎樣當一個父親、關於女性的認知，他有了動機去改變舊有的想法。在家庭的付出上，其實西方和中國是一樣的，爸爸的缺席比較嚴重。

得知入圍奧斯卡的時候，我正在帶女兒看展覽，和她同學的媽媽在一起。這群媽媽對我來說就像我的姐妹一樣，是很重要的一個群體。《密語者》首映的時候，整個年級大概有一半的媽媽都去看了。

我的女兒也看了這部片子。我不僅僅希望她看，還希望她參與其中，所以這部片子最後一個鏡頭是她，背景音樂的一部分是她用鋼琴演奏的，我在世界各地參加影展的時候，她會逃課和我一起去。我希望她能夠看到媽媽工作中的狀態。

我覺得女書在當下的困境，一是能不能活下去，二是如何在商業化的環境下，保持女書精神最內核的東西。而作為紀錄片創作者，我最關心的，是如何將女書的精神傳遞到當下女性的心裏面，我們去產生一個更大的動力，把整個群體變得更好、更健康、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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