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論｜破解深層次矛盾　始於李家超足下

不難看出，特首李家超很努力地要交出一份有水平的《施政報告》。他用了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四點希望」和青年發展來編排分章，積極地嘗試招商引資引才、增加房屋供應。他亦延續上任以來的勤力作風，訂立了過百個工作指標，督促政府團隊。

在樓市下行、地產商施壓之下，李家超只是允許外來人才在成為永久居民之後退回買家印花稅，其他「辣招」紋絲不動，無疑展現了他「硬淨」的一面。為了解決房屋問題，特區政府承諾未來十年熟地供應量將達3280公頃，並且在未來五年興建約3萬個「簡約公屋」單位，以盡快改善公屋輪候者的居住環境。然而我們不難估計，綠化地帶建屋不一定得到環保人士的支持，徵收棕地將會引起更多作業者的反對，「簡約公屋」的質素不及傳統公屋，增加供應是否就能控制樓價也屬未知。

政策未必治本　甚至引起問題

每一個政策都是為了解決特定問題，但能否見效，抑或會引起更多其他問題，卻不容易說得準。李家超提出要在 2027 年或之前吸引至少100間創新科技企業落戶，並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以招攬年薪250萬、全球百強大學畢業的人才來港。但我們都知道，企業以及人才是否落戶一個城市，看的不只是便利措施和優惠政策，還看營商環境以及發展機遇。更何況不少本地創科企業也在掙扎求存，以及香港名列百強的大學多達五間，每年畢業生數以萬計，他們自然會問政府在「搶企業、搶人才」的同時做了多少來「留企業、留人才」。

這份《施政報告》在扶貧方面著墨不多，只得「共創明『Teen』計劃」、重組扶貧委員會以及考慮改革最低工資水平檢討機制。日前最低工資委員會才打算建議上調水平至40元，立法會議員張宇人便馬上出來反對，形容是對企業落井下石。這種論調香港人都耳熟能詳，每次爭取改善勞工待遇的時候，企業老闆便會抱怨營商艱難。即使是看似沒有爭議、應為社會共識的扶貧工作，林鄭月娥亦曾強調不能期望香港沒有貧富差距，便把分配正義的問題迴避了過去。而李家超的過百個工作指標中，亦沒有對於減少貧窮人口提出半句承諾。

「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

我們都希望家和萬事興，但現實是香港充滿矛盾。收地建屋和保留高爾夫球場是矛盾，收回棕地跟營運回收廠是矛盾，發展綠化地帶和環境保育是矛盾，搶企業、搶人才和留企業、留人才是矛盾，提高最低工資和僱主營商成本也是矛盾。無怪乎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既稱香港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亦指出要「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

香港人未必習慣說「矛盾」，但這卻是中共政權非常重視的概念。中共中央去年發布的第三份歷史決議便指出，改革開放時候中國面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而「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而習近平執政面對的則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共同富裕的堅持亦可謂由此而來。

對於香港，早在2005年溫家寶已曾指出「仍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2012年胡錦濤亦寄語梁振英「要清醒地看到香港社會仍然存在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可惜來到現在，「二十大」報告仍然指出香港要「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也就是說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仍未得到解決。

從正視問題到找出結構矛盾

過去，香港曾經對於矛盾視而不見。樓價持續高企，市民要住在納米樓甚至劏房，貧窮基層朝不保夕，一些人竟然不認為是什麼問題，甚至認為是必然現象，是能者多得、市場分配的合理結果。後來，大多數人都認同問題必須解決，但手法卻只是過渡房屋、津貼資助。這就好像香港在金融風暴和沙士之後，單靠自由行來振興經濟，而不追求經濟轉型、發展新興產業，非但不能真正振興經濟，而且產生了水貨客等其他問題。

香港面對的矛盾不是一般矛盾，而是深層次矛盾，是結構矛盾，也因此無法透過只處理表面問題來解決。旅遊業界希望放寬入境安排至「0+0」，但政府希望有效防疫、保護醫療體系，兩者形成矛盾。而這個矛盾的深層次原因在於香港的產業結構單一，無法以其他經濟活動或「內循環」來抵消損失，亦在於香港的醫療結構失衡，公立醫院早已不勝負荷。政府過去未能有效鞏固經濟和醫療結構，香港現在自然陷入兩難局面。

中間落墨非辦法　調理由深層着手

「0+3」其實是一個折衷方案，但它一方面未能阻止疫情回升，另一方面不足以振興旅遊。可見要破解深層次矛盾，不是中間落墨就可以。最低工資為了達成共識總得中間落墨，但資方一直嫌多而勞方始終嫌少。高爾夫球場只收回小部份發展建屋，但球會以及有會籍的政商精英還是嚷個不休。遠一點說，美國在尋找聯邦利率的平衡點，看來卻無法同時避免惡性通脹和經濟衰退；英國在脫歐之後無論如何與歐盟關係中間落墨，關稅和貿易爭議還是解決不了。

深層次矛盾，只能深層次解決。政府若能帶領香港走出尋租經濟，改變營商環境，尤其是把地租成本控制在合理水平，「吸引滿懷夢想的創業者來此施展抱負」以及讓香港人「創業的機會更多一些」兩個目標可以同時實現。只要「掌握土地供應主導權」的政策不是流於口號，農地、棕地該收回的就收回，綠化地帶該保育的就保育，填海造地的用途規劃得宜，市民「房子住得更寬敞一些」的同時，其他土地用途的需要不是不可以得到滿足。政府若能改革勞資關係結構，增強打工仔的議價能力，那麼企業商家盈利的同時，發展成果絕對可以「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市民」，香港人「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夠改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改革是一場大手術，難度不容低估，亦必然會遇到阻力。但正因為此，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早前七一講話才提醒香港政府要「破除利益固化藩籬」，並要轉變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到了「二十大」報告，他再寄望香港「破解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跟「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加起來已是「兩破」。《施政報告》即使沒有來一場轟烈的大手術，但李家超也得有中醫調理身體般的思維，着手對深層次結構下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