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悼六四 憂香港
六四是「特別的日子」，但「六四」在香港從來都不是禁忌詞。《香港01》自2016年創立以來，每年也在6月4日前後發表有關六四事件的社論。我們的創辦人和社長當年積極參與香港的支援活動，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至今仍然悼念六四，支持平反六四，絕不是行禮如儀或者政治正確，而是出於對自己國家的關心，對歷史的尊重，以及對「一國兩制」的積極理解。
悼念六四，不是危害國家安全、宣揚「港獨」的藉口。過去支聯會在維園舉行燭光晚會，長達三十年來參加的都是「和理非」為主。不論放在當時，抑或以現在的國安法來看，悼念六四都不應該是違法的。反過來說，不再集體悼念六四亦不是問題，只是不同人的選擇。事實上，將參不參加六四晚會視作「軟對抗」，恰恰違背了「悼念」的應有之意。在《香港01》成立之初，所謂的本土派、城邦派急速冒起，他們鼓吹杯葛維園燭光晚會、主張另起爐灶的聲音此起彼落。我們當時已經不諱言批駁這股論述。他們反對悼念六四，說到底只是利用六四作為工具，操弄身份認同政治，企圖將香港與內地切割開來，推動「港獨」。不幸的是，這種畸形和狹隘的本土主義逐漸迷惑了一些不忿青年，更從「和理非」手中搶奪了反修例運動的話語權、主導權，把社會引向徹底錯誤的方向，香港毫不必要地承受了衝擊，支聯會亦已不復存在。
「港獨」是「港獨」 六四是六四
始終「港獨」是「港獨」，六四是六四，我們不能夠混為一談，更何況悼念六四是在香港作為中國一部份的前提下發生。悼念六四跟危害國家安全本就沒有關係，就好像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集會不會被認為是違反國安法一樣。在後限聚令的今天，市民悼念六四如果只是手持燭光，合法聚集，沒有呼喊煽動性的政治口號，政府沒有必要殺氣騰騰，一以概之。
近來，一些人形容政府「矯枉過正」。尤其是公共圖書館將不少書籍下架，司徒華的、吳靄儀的，即使性質跟政治不太相關，甚至只是遊記、回憶錄，現在都未見恢復外借。但與其說是「矯枉過正」，倒不如說是「一以概之」、「一了百了」。省卻了區分市民是悼念六四抑或存心煽動的功夫，不用花時間考慮館藏書籍是否不合適外借，總之全部用同一方法處理，最方便、高效率，免得麻煩。這不是政治控制的寬鬆抑或收緊，不是矯枉過正、過猶不及的問題，而是徹頭徹尾的官僚主義。官僚主義就是懶理「以結果為目標」的要求，只要不用承擔責任，利用所謂程序，打着照本子辦事的大道理。結果是怎樣，每個個案的特殊性是怎樣，都不是官僚會關心的。
官僚主義無助「一國兩制」積極發展
香港政府部門有多官僚，很多市民都親身領教過。官員回應問題有多官僚，我們傳媒更是深刻認識。如果以為官僚在維護國家安全、貫徹「一國兩制」這種大政治上會有例外，這種想法過於天真。就連特首、司局長和立法會議員的交流問答，當中都不乏官腔套話，形式主義。《香港01》從成立之初就提出積極的「一國兩制」，主張香港與內地全面融合、增加與中央政府的交流，殊不知在看似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大灣區互動頻繁的今天，消極「一國兩制」仍然揮之不去，只是換了更隱晦的形式繼續存在。
延宕廿年的二十三條立法是消極「一國兩制」的最典型例子，我們成立初期就希望盡快完成。修訂《逃犯條例》有其需要，但部署過程的工作粗糙，官員傲慢，看不見可能觸發的社會矛盾，是消極「一國兩制」的另一個例子。現在以為有了國安法就萬事大吉，多背幾句習主席或者夏主任的話，就是完善了香港治理，更是這兩年最消極的案例。「一國兩制」是因應香港實際情況的創制，是實事求是的構想，是為了解決歷史和現實問題的有效手段，本質上就是站在消極官僚的反面。「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和內地絕不是區隔的，但也不能毫無原則地「照跟」。如是「照跟」，為什麼需要保留「兩制」？習近平更不需要強調發揮香港這一制的獨有優勢。官僚主義之下的「照跟」只是另一種拒絕認識，放棄實事求是的消極態度。
不只悼念六四 更要反思歷史
反修例是一場政治衝突，但不只是政治衝突，它是一些政治投機分子利用社會和經濟衝突前已在不斷累積的矛盾。主力牆被拆除，我們尚且知道茲事體大，必須即時糾正，社會和經濟結構扭曲，維繫市民生活的「主力牆」倒塌了，又怎能靠刑事執法、嚴詞打擊來解決？香港人看六四，一部份人只看政治衝突，另一部份人含糊其詞，空說什麼「特別的日子」，自然只剩下悼念犯不犯法的問題。這只是將問題掩蓋，而不是解決了。天安門廣場的武力鎮壓是錯誤的，天安門母親的傷痛需要撫平，但六四事件不只是六四當日，還包括了此前的價格闖關、通脹失控、官倒問題，存在着經濟改革、社會公義的訴求。中國今天解決了這些發展問題，就好像它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困局。既然如此，曾經受到「六四」風波傷害的人持續悼念不應該是違法的，特別是在香港。積極「一國兩制」不能簡化、也不能迴避國家的歷史，它必然是在擁抱歷史的前提下考察今天的社會現實。
六四事件不只是國家的歷史，也是香港的歷史。民主歌聲獻中華以及當年多場大遊行，都是發生在香港的社會事件。但不同的是，跑馬地馬場奏響的是《我是中國人》和《龍的傳人》，象徵着內地人從來沒有的身份認同探討。香港人既是中國人，是在外的遊子，但他的港英統治經歷不可能是他要承受懲罰的原因。香港支援八九民運，本來就是既「一國」又「兩制」。六四事件之於香港人不是什麼猶太人、亞美尼亞人的事，而是自己的事。八九後三十年，燭光一直在中華大地的南陲亮起，無疑是「一國兩制」才有的情景，更是「一國兩制」成功的證據。當然，有「一國兩制」才有維園燭光，不代表有維園燭光才有「一國兩制」。香港人如何悼念六四，在後支聯會時代可以有嶄新的形態 ，「一國兩制」有足夠的空間容得下。積極「一國兩制」甚至應該樂見社會關心六四，反思八九。所謂的「大中華膠」論某程度上就跟抗拒普通話遊客一樣，需要特首的特別關注，但它不是譴責或者執法能夠解決的。
走出虛無主義 香港方有未來
歷史是有重量的。如何認識歷史，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現在。將冷戰結束看成是「歷史的終結」，將所有與西方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都講成不合時宜，這種論述早該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將六四事件只放在政治對抗的框架下看，便難以理解江澤民臨危受命以及鄧小平南巡所代表的堅持改革。香港在二戰之後成功發展，但殖民的事實與體制、帝國主義的秩序並不會因而被接受，相反必須被反對和否定。香港的去殖化不是跟隨西方抑或回歸祖國的問題，更不是用不用英語、中資抑或外資的問題，而是重構對歷史的正確認識，追求平等和公義。在西方強盛的日子「崇洋」，在國家崛起之後才「認祖」，這是政治投機、功利主義，背後更是一種歷史的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者從不打算在歷史中汲取經驗，亦沒有興趣探尋歷史的發展規律，更遑論解決人類社會進步的問題。有一些人抓着抽象的「真理」，無論是民主自由的口號、資本市場的信仰，抑或其他意識形態，只從主觀願望出發而不考察客觀事實，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另一種體現。
八九民運是什麼，冷戰結束是什麼，香港回歸是什麼，反修例又是什麼，都必須回到歷史本身去認識。有人說，沒有歷史的民族就沒有未來，此話不無道理。若將冷戰結束理解成資本主義或民主自由體制的勝利，那麼全球南方的不滿、歐美社會的躁動必然是難以避免。把反修例只當作是「警暴」或者「黑暴」，而不審視香港過去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歷程，那麼六四悼念自然成為對政府的抗爭或者是對威權的「軟抵抗」。如此膚淺的理解，香港這個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怎能期望有未來，怎能為國家的持續發展提供積極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