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大是大非與世代正義　香港的年輕人為何憤怒

從97年前的五四運動到27年前的六四，中國的大學生每每在關鍵時刻勇敢地站出來，以背負國家的命運為己任。所以，當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寄語香港的大專學生要分清楚「大是大非」，似乎說出很多人對這些年輕人的合理期望。
問題是「大是大非」有時太沉重，年輕人自我中心一點，在思考、盤算和行事的過程中以自己的利益和認為重要的事情為先，完全可以理解。更何況不是只有年輕人才懂得自利，在資本主義社會，大多數人做事往往都是出於利己的目的。

這個事實從政的人應該特別明白。選民最關心的是他們的切身利益，而不是什麼普世價值。參選人要在所屬的選區勝出，就必須重視當地人民關心的議題。因此，從政的人幾乎別無選擇要做本土或本土利益主義者。所謂「一切政治皆屬本土政治」就是這個意思。德國總理默克爾橫眉冷對國內的千夫所指，收容來自千里以外的難民，是個罕有的例外。不應該要求一般的年輕人有這種胸懷和魄力。

成年人談到年輕人，很容易會不自覺地表現出輕蔑和優越感。他們認為年輕人往往憑一時的衝動行事，因此年輕人的父母、老師和長輩有責任做他們的煞車掣，讓他們在風馳電掣的時候減慢車速。這也許有幾分道理，但成年人在對年輕人曉以大義的同時，應該躬身自問，他們當家作主的成人社會有否善待年輕人，以及有否給予他們足夠的機會向上流動、改善生活和追求理想。如果上一代的舒適安穩導致下一代流離失所，那麼成年人嘗試向年輕人苦口婆心說大道理，即使道理站在他們一方，也會顯得沒有說服力，更不會有什麼道德權威。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5月20日發表的就職演說中，提到要幫助「動彈不得」、對未來「充滿無奈與茫然」的年輕人「突破困境」。對她來說，這就是世代正義的實現。如果長期處於低薪處境的台灣年輕人是「動彈不得」，那用「舉步維艱」四個字來形容香港年輕人的處境也不為過。

香港的生活費用遠比台灣昂貴，以這裏為家的年輕人要過比較獨立和安穩的生活——更不要說出人頭地——不是沒有可能，卻要克服很多來自經濟制度與產業結構的障礙和不利條件。樓價和租金長期以驚人的速度和幅度飆升，再加上產業空洞化令到高薪的工作買少見少，年輕人的向上流動性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向下墜落的情況。這一點，從愈來愈多年輕人包括大學生申請入住公共房屋可見。即使今日的樓價已從高峰稍稍回落，大多數年輕人還是無法跨越置業的重重關卡。他們只能慨嘆生不逢時，錯過了一個「買得起房子的年代」。

成年人在為當年大學生尋求正義的同時，也必須認識到大學生今天面對的困境，並努力為他們的需要發聲。這不止是為了年輕人，也是為了整個社會的未來。

在一個工資增長永遠落後於樓價升幅的社會，或許單靠努力工作、出賣勞力與知識的人可以養活自己甚至養活家庭，但難望名成利就、飛黃騰達的一天。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有年輕人不再視努力和辛勤工作為美德。倘若今日為數不少的年輕人不肯吃苦和缺乏拚搏精神，那不應只責備他們好逸惡勞；也要明白香港的經濟已經走入窮巷，單靠刻苦耐勞就能安居樂業的時代已經過去。當然，我們不應將所有問題諉過於制度。年輕人當中，確有耽於逸樂與不思進取者，不停為自己的失敗找藉口；但如果說年輕人的問題完全是咎由自取，那就是漠視了社會和制度對他們的不公平，是典型的「受害者反被責難」思維。

在年輕人的群體當中，也許以大學生的挫折感最為強烈。從前，他們是社會精英，自視甚高的天之驕子。可是，近年來，大學畢業生入職的薪酬不升反跌，大學學位不再是成功的入場券，也不是晉身另一階層的通行證。回歸前，大學是為政府培養管治人才的搖籃。大學生畢業後加入政府工作，除了確保有穩定的事業和安逸的生活，還可以對社會作出貢獻。然而九七後特區政府的權威、公信力以至管治的合法性江河日下，大學生投身政府做公務員，頂多只是打份工，而沒有更大的社會抱負。

這解釋了今日香港年輕人特別是大學生的鬱結、憤懣和偏激。他們活在理想與現實、他們怎樣看自己和社會如何對待他們的巨大鴻溝之中。他們鬱結，因為對改善自己的生活無能為力。他們憤怒，因為他們覺得受騙和被出賣，是制度、環境和現狀的受害者。他們會採取偏激和激烈的行動反抗政府和衝擊建制，因為在反抗政府和衝擊建制的過程中感受到一種來自權力和支配的快感，雖然這種快感是虛幻多於真實。

這就是香港年輕人心目中的大是大非，與何俊仁期望他們認清的大是大非當然不是同一回事。從這個角度看，不難明白為什麼支聯會的創會團體之一學聯今年選擇退會，中大及港大學生會寧願舉辦可有可無的六四論壇也不參加維園燭光晚會，以及若干院校學生會成員對支聯會的諸多批評。那是香港大專學生對他們的處境和困局長期遭忽視的另類形式抗議。支聯會每年大費周章和大張旗鼓為六四亡魂討公道，內心躁動的香港年輕人問：「那我們呢？」

毫無疑問，紀念六四和要求平反六四是大是大非，但追求世代正義又何嘗不是？兩者並不矛盾，更非互相排斥。在今日香港泛政治化的環境下，世代矛盾常被誇大。成年人與年輕人對關鍵議題的看法不一致，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成年人與年輕人跟自己年齡相若的同輩也經常會意見分歧，不表示他們有無法調和的矛盾。重要的是大家持開放和包容的態度，互相溝通和諒解。成年人在為當年大學生尋求正義的同時，也必須認識到大學生今天面對的困境，並努力為他們的需要發聲。這不止是為了年輕人，也是為了整個社會的未來。至於年輕人，即使面對重重挫折，心裏有着委屈，也不可為求發洩情緒而任意妄為，甚至倒行逆施，扭曲事實。這樣做，只會將自己排斥在主流以外，與自我放逐無異，更是對自己的追求和理想的諷刺。

五四運動、六四學運都是大學生引領社會面對挑戰的舉措，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雖然也是年輕人、大學生，但歷史上沒有人會將他們與五四和六四兩場運動的參與者並列。今天香港的大學生應要問問自己，他們的社會運動應該是屬於哪一類。在這個意義上，「大是大非」和「世代正義」就並非只是不切實際的老生常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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