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六四、反修例與被遺忘的庶民關懷

踏入6月，香港人分別迎來「六四」三十一周年和「反修例」一周年紀念。兩場運動發生於不同年代，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卻構成了香港歷史的重要部份，亦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各自世代的思考方式。因此把它們一併思考、歸納經驗，對我們並非毫無啟發。兩場運動確有不少差異處，但共通點亦不容忽視，當中非常突出的一點，就是明顯地有着追求政治民主的願望，認定這就是社會不公的出路。

為數不少的香港人認定自己身處自由民主陣營，習慣以自由主義視角去理解問題，雖然這並非全無參考價值，卻失之偏頗。就以「六四」來說，當年有許多港人認為它是一場「專制VS自由民主」的鬥爭，即使過了三十一年，特別是因為「港版國安法」即將立法，更強化了這種判斷。其實，「六四」除了是政治的、更是經濟的—其發生與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就解決雙軌制進行價格闖關、不慎導致嚴重通貨膨脹有密切關係；正因雙軌制造成的經濟分配嚴重扭曲局面沒有改善之餘，反而加劇「官倒」等腐敗行為，結果導致民怨不斷累積，為八九民運的爆發創造了條件。

至於反修例運動成因，許多市民接受了「港府粗暴修例」這個尚算正確、但略嫌粗淺的解釋。無可否認，特首林鄭月娥倉卒地推出極具爭議性的草案，甚至狂妄到認為「數夠票」就可以拂逆民意，結果闖出大禍。問題是，如果單是因為「粗暴修例」，為什麼當局撤回草案後運動仍然持續，更演變成暴力騷亂？審視被捕人士的背景，似乎可以看出端倪—除了學生，還有不少在職藍領，有廚師、裝修工人，以及不少無業的年輕人。為什麼掟汽油彈的不是醫生、律師、銀行家和年薪過百萬的議員？這些情況難道還不足以讓人歸納出貧窮、社會不公才是運動的深層次原因？

政治因素僅為表象　經濟民生方為關鍵

自由主義者的一大局限，在於不願意承認抗爭的深層次原因是經濟民生，或者有相當部份原因是經濟民生，彷彿一承認，抗爭就不再神聖；彷彿只有爭取「結束一黨專政」、「雙普選」才會令運動充滿道德感召力，彰顯自己的清高。這種態度既不誠實，又糊塗，甚至讓人懷疑他們是否在故意隱瞞自己就是既得利益群體，唯恐自己的利益被觸動。

美國被視為自由民主的典範，為什麼還會發生嚴重的種族衝突和社會騷亂，而且常年如此？為什麼在《解放奴隸宣言》宣讀接近一百六十年後，以及在《民權法案》通過接近六十年後，黑人還是繼續在社會經濟領域受到打壓，既沒有擺脫種族歧視，也陷入跨代貧窮的怪圈之中？民主體制顯然沒有為非洲裔美國人提供種族平等機會，亦無法消滅貧窮。欠缺貨真價實的公平正義，長治久安與幸福生活只是空中樓閣。

政府存在的目的，在於讓人民生活在幸福之中，尤其是那些需要特別關愛的庶民。從陳勝吳廣到共產黨的歷史可以得出結論，只要人民的訴求得不到切實回應，「無嘢好輸」之下就會以激進手法宣洩不滿、推翻舊制度，騷亂乃至革命就是這樣發生的。而要消弭社會不公於無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通過社會經濟改革，創造更多上流機會、妥善分配經濟成果，把所有人變成社會安定的既得利益者。

內地扶貧成績斐然　香港應當見賢思齊

可惜的是，從香港回歸以後的情況來看，港府根本就是反其道而行，結果愈來愈多人被推向社會安定的對立面。香港的人均GDP比英法德還要高，甚至是內地的四倍，但顯然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箇中關鍵在於港府一直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對「自由市場」近乎迷信。在這種「指導思想」作祟下，香港出產了許多億萬富豪，但也淪為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

令人費解的是，縱使「劏房」、「麥難民」的存在是鐵一般的事實，但爭取公屋、滅貧卻很少取代「自由民主」成為遊行示威的主題，讓人懷疑香港社會及打着民主旗號的從政者是否明白香港問題的癥結。

其實，反修例運動只是新自由主義所結的惡果，與「佔中」、旺角騷亂沒有分別，只是一些政治民粹口號掩蓋了問題的本質。如果政府繼續遵從錯誤的「指導思想」，坐視「路有凍死骨」成為香港的「風景線」，這個家園真的可以讓人民安身立命嗎？而對於示威者而言，如果看不到改革比抗爭重要，甚至沉醉於「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虛幻願景當中，到頭來只會妨礙社會凝聚共識，令香港無法擺脫深層次結構矛盾。

當我們陷入認知迷障而裹足不前，人家正在日夜兼程—這正是「六四」後中共一直沒有停止做的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最新一期《求是》半月刊中，發表題為《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補短板問題》的文章，提及距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時間快到，強調要確保「脫貧攻堅」任務全面完成。或許港人對這些宏願不感興趣，一來讀不懂，二來覺得中共所有政策宣示都是「假大空」。但事實上，內地的脫貧成績十分可觀，單是去年便有1,000多萬人脫貧，對此就連聯合國、微軟創辦人蓋茨、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桑德斯也讚譽有加。因此，不能再以「假大空」去否定了。

切實回應庶民訴求　慎防社會再現動盪

無可否認的是，有成績不代表可以抹去「六四」武力鎮壓的錯誤，就此中共應向受害人及其家屬道歉兼賠償、全面平反該次不幸的歷史事件，這是不能逃避的歷史責任。但與此同時，我們亦應客觀研究中共在三十多年來對經濟民生問題—「六四」重要成因—的處理。事實上，除了受到自由主義者否定的「一黨專政」維持不變外，內地的狀況，特別是人民的生活確有明顯改善，這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另一場「六四」的發生。

誠然，「六四」和反修例運動發生的背景並非完全一樣，但原理卻有相通之處。如果說兩者可以比較的話，那就是港府應以這場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政治動盪為契機，大力推動改革，通過建立堅實的「基礎建築」，解決庶民無法上樓、生活成本高、工時長、薪資低、欠缺退休保障、年輕人無法選擇自己事業等問題，切實回應庶民的訴求，實踐公平正義，防止另一場反修例運動發生。

我們深信，只要滯後經年的經濟民生改革重新上路，便足以為香港帶來更多可能性，為許多苦無出路的市民創造更多機遇，這是我們在這個家園安身立命的前提。更重要的是，為經濟民生的失序撥亂反正，再以此為基礎，掃除民粹躁動，按照「一國兩制」原則重啟政改，這才是正道，因為這既是《基本法》所承諾的，也是許多香港人一直爭取的。

如今，反修例運動一周年紀念將至，議會內的泛民議員繼續進行毫無建設性的「拉布」，包括在早前妄圖拉倒《國歌法》，而不是鞭策政府推動改革；議會外亦有人鼓譟配合、蠢蠢欲動。我們衷心希望社會不再陷入失序、甚至暴力怪圈當中。混亂無法說清楚和解决問題，虛幻的想像從來不會兌現成真。香港人必須實事求是，誠實面對社會經濟上的不公，及早凝聚改革共識。只有改革，香港方有機會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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