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利益結構重組 香港重生之道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周三（10月16日）將宣讀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由於報告是在反修例運動的背景下出台，各界自然對政府究竟有何妙法引領香港重新出發有所期盼。《香港01》一直認為，香港近年頻頻發生的政治衝突只是表象，真正根源是深層次結構矛盾未獲正視，尤其是在既得利益勢力劫持下，香港社會深受桎梏，欠缺活力。倘若政府能夠痛定思痛，徹底檢視過往施政不足，並在《施政報告》中作出重大改革，那將是香港之福。
令人憂慮的是，政府似乎仍未充分認識到，單單「小修小補」而沒有結構性改革，根本不足以協助香港走出困局。林鄭月娥早前為《施政報告》「放風」時，表明將會「派錢」紓解民困，包括出資105億元幫助舊樓業主維修樓宇、電梯和加強消防設備。這種做法只是小恩小惠，根本不是對症下藥，甚至會麻痺市民，令他們以為幾個銅板便可以解決問題；與此同時，有地產商決定捐地建屋，博得不少掌聲，但實際上只是企圖以極小代價，換取既有利益得以維持，這對治療香港的痼疾沒有太大作用。
我們認為衡量從政者成敗的標準只有一個——能否照顧社會整體利益。一旦既得利益結構嚴重異化，以至妨礙大眾福祉，管治精英必須展現應有的政治魄力，革除官僚怠政、思維僵化等弊端，建立全新的經濟結構和分配制度，化解深層次結構矛盾，達致全民共享。若非如此，民怨將無法有效疏導，而這個我們稱為「家」的城市，勢必在不久的將來發生另一次政治衝突。這難道是我們所樂見的嗎？
自由放任迷思遺禍 社會喪失更新能力
香港的問題不易解決，一些學者和政客在反修例運動爆發後，建議中央盡快重啟政改，寄望「雙普選」可以解決香港管治困局。政治體制滯後確是引發衝突的原因之一，但如果過度糾結於政治，恐怕失之片面。事實上，台灣「太陽花」運動、法國「黃背心」運動等例子都證明，即使最高領導人通過選舉提升管治認受性，但並不保證經濟、民生問題可以妥善解決。因此，普選雖然有其重要價值，但其效用實在不宜誇大。
《香港01》不厭其煩地強調，回歸以來的連場衝突，元兇是經濟結構失衡，導致社會資源一面倒向商界、特別是向金融產業與地產發展商傾斜。而經濟結構失衡，又可歸咎於港府死抱「自由放任」思維，在經濟事務上迷信「大市場、小政府」和「積極不干預」等教條，對自由經濟存在的弊端熟視無睹
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香港經濟結構高度單一，金融與地產壟斷，致使創新科技、藝術創作等產業的發展空間被嚴重擠壓，許多年輕人鬱鬱不得志，變相令社會失去活力和更新能力。一個令人慨嘆的事實是，截至上周四（10月10日），在2,379名被捕示威者當中，18歲以下有750人，佔總人數逾三成。更令人扼腕的是，很難想像在香港這個人均收入比英、法、德還要高的地區，竟然有大批年輕人絕望到主張「攬炒」，不惜毀掉香港。
有自省能力的政治人物應該問：為什麼在這個物質富裕的社會，居然有這麼多人淪為「非持份者」？如果從過往兩年林鄭月娥，或者說回歸二十二年來歷任特首的表現來看，他們顯然對香港的困局茫然不知，遑論提出解決辦法。
改變始於思維創新 推動改革此當其時
今次反修例運動令香港折騰了四個多月，時間不短，傷害極大，後患更難以估計，香港實在不能再蹉跎下去了。改變始於認識，社會必須全面、深刻檢視長久以來對本地政經結構的錯誤認知，而手握權力的領袖更責無旁貸，必須負起領導責任，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把市民從嚴重異化的既得利益結構手中解放出來，讓「非持份者」變成「持份者」，重新建立市民對未來的期望，真正做到全民均霑。
若要打破舊有的既得利益結構，繼而建立全新的利益結構，關鍵在於思維創新，以及隨之而來的政策創新及執行力。例如在「分配結構」方面，政府不應再於土地住屋議題上卸責，而是通過《收回土地條例》，大規模從地產商等新界土地業主手上收回閒置農地，興建優質而可負擔的公屋。在這個基礎上，當局還可多管齊下，包括實施租金管制、空置稅，甚至回購港鐵，以及推動「兩元搭地鐵」等措施，徹底扭轉不平衡分配結構。一旦政府落實上述舉措，便可大幅減少市民的住屋和交通成本，從而提升生活品質。
只要做好社會資源供給，「二次分配」到位，便可為社會創造更多可能性，包括讓年輕人更易創業，或者運用儲蓄從事其他感興趣的活動，人人各得其所，社會才會蓬勃起來。當年輕人獲得大展拳腳的機會和舞台，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自然增加，「攬炒」風氣也就失去滋長空間。
與此同時，港府必須對過度單一的「產業結構」作出改革。《香港01》早前引述政府統計處數據，指出金融及保險、地產相關行業合共佔GDP近四成，反觀零售、餐飲、住宿服務業僅佔3.2%、2.2%和1.1%。在這種產業格局下，金融地產無論創造多少財富，盛產多少超級富豪，實際上都與普通市民毫無關係。
我們支持港府強化傳統優勢產業，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藉以創造更多高收入職位。同時，我們呼籲當局展現魄力，推動產業多元化，為有志於從事金融地產以外行業的市民提供更多出路，令他們對未來重拾信心。例如政府應在香港擁有優秀研發能力的基礎上，將科技的研發與科技的應用銜接起來，結合大灣區北部的高效製造業，將香港人的研究成果產業化，情況就像蘋果手機在美國設計，但在中國生產一樣。此外，當局亦可在滿足本地居民需求的前提下，擴展被視為香港「品牌」的教育與醫療產業，這既可增強香港軟實力，又可為從業員和庫房帶來可觀收益，何樂而不為？
效法麥理浩破羈絆 做個真正的管治者
上述建議絕非理想主義的想像，而是香港切實可行的革新方向。然而，如果欠缺衝破重重既得利益藩籬的魄力和領導力，改革勢必難以完成。就以香港的競爭對手新加坡為例，當地雖然私樓樓價高企，但由於絕大多數市民入住廉價組屋，因此「分配結構」的問題並不嚴峻；同樣地，該國自立國以來，一直配合國際形勢，因時制宜地制訂產業政策，因此能夠維持強大國際競爭力。
撇除新加坡的例子，香港本身亦不乏先例——「六七暴動」後的港督麥理浩便是一位值得讚揚的政治家。他在面對房屋、教育、貪污等深層次結構矛盾時沒有因循守舊，反而積極推動改革，包括開發新市鎮、推動十年建屋計劃、實施九年免費教育，以及成立廉政公署等，令香港社會朝氣勃勃。珠玉在前，現在的香港領導人何不見賢思齊？何必妄自菲薄？
香港遲遲無法擺脫被扭曲的既得利益結構，歸根結柢，在於管治精英未有充分認識到自己是社會的領導者和創新驅動力，不明白理應肩負引領社會前進的重任。由於在認識上出了嚴重偏差，政府官員總是對深層次結構矛盾茫然失措，任由既得利益群體予取予求，過程中犧牲了基層市民的福祉，為社會衝突不斷積累怨恨和焦慮。
今次反修例風暴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政府首先必須痛切反省，再以無比魄力撼動深層次結構矛盾，建立一個全新的、足以容納更多人的利益結構，讓施政合乎公平正義原則。不然，香港只會在原有的結構中繼續空轉，無法重拾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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