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 居住正義亟待彰顯 　土地問題必須解決

反修例示威持續至今三個多月，各界紛紛對衝突成因作出解讀。《香港01》多番指出，香港近年連場政治衝突只是表象，真正原因在於港府一直對深層次結構矛盾視若無睹，對既得利益勢力橫行聽之任之，導致住屋等民生問題遲遲未獲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撤回」修例草案、搭建對話平台等門面工夫只是治標不治本，關鍵是對症下藥。特首林鄭月娥應當明白，香港已進入改革的「執行時刻」，她必須在下月《施政報告》中，就住屋這個廣受社會關注的問題推出具體措施，讓大家看到其政治魄力，是真的「好打得」，而不是浪得虛名。假如她繼續蹉跎，管治危機肯定陸續有來。

相信沒有人會否認，土地供應不足是香港社會問題的癥結——它導致住屋問題極其嚴峻，連帶升學、就業、結婚、退休等人生大計亦受到影響。令人扼腕的是，港府一直無法擺脫源自港英時代的「大市場、小政府」思維，任由地產商主導土地房屋議題，未有認識到為市民提供適切居所是執政者的基本責任。正因政府怠政懶政，最終導致公屋輪候年數屢創新高、樓價不斷上漲、「劏房」處處的荒謬景象。

增加土地供應、保障市民住屋權利，甚至改善整體住屋環境質素，可謂刻不容緩。反修例風暴後，不單《新華社》和港澳辦都指出香港要直面盤根錯節的深層次結構矛盾，盛傳林鄭月娥亦不再抗拒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就連過往反對引用條例收地的建制第一大黨民建聯，亦登廣告支持「收地建屋」。《香港01》歡迎這種轉變，但我們還未看到建制派深刻透徹地認識問題，更看不見林鄭有足夠政治魄力。當然，我們希望自己的感覺是錯的。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去年底表示，假設所有覓得的土地能如期推出建屋，未來十年可興建24.8萬個公屋單位，但這個數字遠少於《長遠房屋策略》訂明、未來十年興建31.5萬個公屋單位的目標。而即使上述目標如期達成，大家亦不相信可以完全解決住屋問題，眾多基層市民心裏明白，他們仍舊「上樓」無期。可惜的是，就算到了今天，政府仍然在少數既得利益者的反對下「和稀泥」，例如僅把粉嶺高爾夫球場中的32公頃土地用作建屋，餘下140公頃土地絲毫不動。這足以證明政府多麼無能、多麼無恥。

許多市民自幼接受香港「地少人多」的說法，所以當政府埋怨覓地困難，大家往往寄予同情，慨嘆巧婦難為無米炊。但香港真的缺地嗎？香港真正的問題並非土地不足，只是土地不在政府手上。例如本港近4,400公頃農地中，逾1,000公頃屬四大發展商所有，但這些寶貴資源卻一直閒置，甚至荒廢。另一方面，港府為「丁屋」預留的「鄉村式發展用地」多達900多公頃，同時又有大量「棕地」被用作貨櫃場、停車場，甚至垃圾處理場，造成浪費。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李芝蘭引用政府統計處數據推算，假設建屋速度不變，2046年公屋累積申請個案大概為302,400宗，再以佔地10公頃、提供約4,000個面積從152到469呎公屋單位的將軍澳厚德邨作估算標準，要在2046年前清空公屋輪候冊，香港應該複製76條厚德邨，合共只需760公頃土地。顯然，政府根本毋須「全數」收回閒置土地，只須收回當中的一部份，便足以解決住屋困局，絕對不存在「缺地」的荒謬說法。

上述數千公頃土地都是農地，不是住宅用地，無法用來建屋，但政府絕對可以用市場價格合法合理地收地，再把這些農地轉變為住宅用地。政府必須明白，倘若它繼續對住屋困局坐視不理，拒絕透過收地這種更為進取的手法解決問題，那麼民生問題只會更嚴重。難道大家真的願意看見香港再次發生政治衝突，甚至不僅是汽油彈在街上橫飛，而是社會秩序崩潰至出現自殺式炸彈襲擊嗎？

「官商共治」阻礙發展「尚方寶劍」必須出鞘

土地問題不斷累積，肇因在於香港存在一個「官商共治」的龐大既得利益結構，致使我們明明有大量土地可用，政府卻因「大市場、小政府」意識形態而怠政懶政，任由地產商囤地自重，坐視深層次結構矛盾不斷惡化。即使各界呼籲當局採取行動解決住屋問題，它亦往往以可能侵犯私有產權、引發司法覆核、涉及清拆、搬遷及巨額賠償等理由，百般搪塞。

港府必須具備撼動既得利益勢力的膽識，展現政治手腕，除了即時全面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外，當局還可通過《收回土地條例》這柄「尚方寶劍」，從地產商手中收回農地。值得一提的是，自回歸至2017年底，當局曾就154個公共工程項目及市建局項目，引用條例收回私人土地，過程中八次受到司法覆核挑戰，皆以政府獲勝告終。很明顯，政府引用條例收地，根本是十拿九穩。

如果我們信任香港的司法制度，就不要相信司法覆核會拖垮政府；如果我們信任香港法治，就不要擔心清拆時會遇到太大抗爭。既然警方能夠處理「佔中」、旺角騷亂、反修例暴力示威，為什麼他們不能平息非法無理的「土地抗爭」？更何況，收地建屋是香港市民的絕對共識。

香港既擁有無數億萬富豪，同時亦是「劏房之都」，許多基層市民苦苦輪候都無法「有瓦遮頭」。這種「平行時空」揭示港府根本沒有承擔讓民眾安居樂業的基本責任。必須強調，從地產商手中收地絕非「仇富」，更不是坊間所講的「打土豪分田地」，而是通過合理賠償，收回他們手中的閒置土地。政府必須讓市民從高昂的住屋成本中解放出來，這完全合乎公平正義原則。

掌土地發展主導權解決房屋供應問題

取得土地後，政府必須運用土地發展主導權，做好「二次分配」，把土地轉化為造福大眾的社會資源，從而提升民眾生活品質。長期以來，香港有着「置業至上」的傳統，購買私樓被視為釐定一個人是否「成功」的指標。在這種思維影響下，許多市民、特別是中產人士窮盡一生精力「供樓」。倘若樓價處於可負擔水平，問題未必太大，但殘酷的現實是，香港已連續九年成為樓價最難負擔的地方，導致市民無法把金錢用在創業，或者追尋個人事業及興趣上。

相比競爭對手新加坡，香港應該汗顏——新加坡非常重視住屋問題，早就興建大量廉價組屋，因此，就算私樓房價高企，普羅市民得以擺脫住屋困局。《香港01》認為，港府必須見賢思齊。具體而言，它理應改變置業至上的舊邏輯，逐步過渡至「出租為主、銷售為副」的模式。只要政府廣建公屋，便可協助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從「供樓」的財政負擔中解放出來，為追尋理想、發展事業創造條件。即使年輕人創業失敗，起碼亦有瓦遮頭，避免因怨氣累積而演化為政治激進主義，釀成社會衝突。

推動分配結構改革帶動產業結構改革

平情而論，增加土地供應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土地確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關鍵。香港長期面對的住屋困局，本質上是「分配結構」失衡的問題，它能否得到解決，取決於政府是否有決心去獲取土地。只要「分配結構」獲得鬆綁，從而消除住屋這個社會長期面對的主要問題，政府才可作其他結構調整，繼而全面化解社會深層次結構矛盾。

土地不只是為了住，亦是經濟發展之必須。中國人常說「安居樂業」，要樂業必先安居，安居後下一步便要進行「產業結構」改革。港府不斷高談如何擺脫經濟結構單一的弊病，經常把發展創科掛在嘴邊，但它的腦袋卻沒有相應的認知。例如美國科技巨擘Google於2013年放棄在香港設立數據中心的計劃，理由正是香港缺乏可供擴展的土地。諷刺的是，政府卻願意為迪士尼樂園、數碼港開闢土地，以及為了154項公共工程收地，這又如何解釋？因此，土地問題其實是個別政府官員認知不足、能力不足的問題。

一葉知秋，無論是住屋問題，還是建立香港迫切需要的產業政策，歸根究柢還是土地，而土地問題的解決又與政府的政治魄力息息相關。由於港府拒絕主導土地議題，拒絕撼動以地產商為代表的既得利益結構，香港才會在「分配結構」和「產業結構」失衡的怪圈中蹉跎。改變始於認識，我們希望林鄭月娥在反修例衝突過後痛定思痛，不再把土地議題「外判」，而是肩負執政者應盡之責，讓香港重新出發。這樣做，她或許還有機會挽救自己的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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