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香港走不出困局　政客難撇清責任

反修例風波愈演愈烈，暴力浪潮毫無平息迹象，導致政府在上周五（10月4日）宣布自回歸以來首度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禁蒙面法》，希望透過加強法律檢控能力來遏止暴力。所有真心希望香港好的人，都不會想看到暴力蔓延。《香港01》認為，要讓社會早日恢復安寧，繼而啟動改革，各界必須有正確認識——暴力示威者不應再執迷不悟，以為「攬炒」可以達致他們想要的目的；「和理非」市民不應「包容」暴力，避免示威者有恃無恐；泛民政客不應鼓勵年輕人衝擊社會秩序，令他們在錯誤的道路上愈走愈遠；建制領袖更不應唯恐天下不亂，到處挑釁和煽風點火。

香港暴力橫行已是不爭事實，上周更首度發生警員遇襲時開槍打傷暴力示威者的事件：一名便衣警員上周五晚在元朗遇襲，據報其間有14歲男學生左腳大腿中槍；而在國慶日，18歲中五學生曾志健在荃灣攻擊防暴警察時，遭到實彈近距離擊中左邊胸口。這兩宗開槍事件引發社會關注，大眾感到不安，正因不想見到有人受傷，甚至死亡。

有良知的人絕不願意看到人命傷亡，更何況傷者只是十多歲、前程無可限量的青少年！可悲的是，我們觀察到一個負面現象：手握資源、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在香港陷入動盪之際，毫不考慮如何凝聚社會共識、平息爭論，而是在借題發揮，坐視政局惡化。例如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不單沒有澆水降溫，反而狙擊教育界，偏執地以「敵我」思維看學生被槍傷事件；泛民議員則一味批評「警暴」，完全陷入自己製造的政治正確泥淖中，只看選票、埋沒良心、縱容暴力，對示威者襲擊警員這一非法暴力行為視而不見。

這次政治衝突已經持續四個月，任何視香港為家的市民，都不願看到這個地方如此折騰。當我們呼籲示威者停止暴力、「和理非」與暴力割席的同時，政治人物或政治組織是否亦應自我反省，檢討要為目前困局負上的責任？他們必須戒除「不務正業」的陋習，而應運用影響力，發揮引領社會的作用，避免政治衝突繼續磨蝕社會。這樣香港才能盡快回復平靜，從而推動社會急需的改革。

鬥爭無助真改革　協助才是真領袖

國慶翌日，梁振英最少10次在社交媒體上發言，除了把矛頭指向教協，還直接向曾志健就讀的中學校長施壓，要求對方開除涉事學生，形容這是「應有的擔當」。梁振英並非首次就反修例示威發表意見，早前教育局譴責被指發表仇警言論的教師後，他認為處罰太輕，批評局長楊潤雄「拖泥帶水，姑息養奸」。

香港既不需要暴力，也不需要政治鬥爭。無論仇警言論或襲警行為，香港有既定機制處理，犯法的就要面對法律制裁。對於現時千瘡百孔的香港而言，梁振英的批鬥式行徑只會幫倒忙，沒有任何益處。作為前特首和現任國家領導人，他更應該反思為什麼十多歲的年輕學生會襲警，招致中槍；他應該要求當局徹查事件經過，平息風暴，而非自視為判官；當曾志健仍然留醫，他也該將心比心，考慮其父母的感受，展現憐憫之心。

《香港01》多次指出，回歸以來連場政治衝突只是表象，真正原因是深層次結構矛盾遲遲未獲解決，而這與歷屆政府缺乏認識、怠政懶政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梁振英任內沉溺鬥爭，缺乏改革意識，遑論意志，最終釀成「佔中」和旺角騷亂，黯然下台。其他特首同樣失職失責，例如董建華雖然對房屋、創科等議題有遠見，可惜缺乏政治領導力和執行力；曾蔭權則囿於「大市場、小政府」迷思，未有認識到政府應在推動社會變革上發揮領導作用，坐視深層次結構矛盾不斷加劇。

今次反修例風波之所以爆發，在位的林鄭月娥固然難辭其咎，梁振英漠視社會矛盾也無法撇清責任。假如他真心為香港好，理應運用影響力，幫助現屆政府直面社會困局，仿效前港督麥理浩在「六七暴動」後聚焦改革，解決房屋、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而非在香港需要團結和改革的時候，繼續挑動政治鬥爭。

曾志健受傷後，網絡輿論對他寄予同情，甚至視他為抗爭英雄。一名年紀尚輕、理應在校園讀書的年輕人因參與街頭衝突而受傷，固然應感到可惜，但將當事人美化為英雄卻是另一回事。美化暴力示威是完全錯誤的，在這方面，泛民政黨便作出極為糟糕的示範——他們在中槍事件發生後聯署去信警務處長盧偉聰，要求把開槍警員停職，以及展開刑事調查，民主黨議員許智峯甚至可笑地提出私人檢控，彷彿責任全在警方。這種「政治騷」跟梁振英的情況如出一轍，兩個「極端派」竟然無意識地結成「天仙配」，香港人則無奈地忍受着。

殺君馬者道旁兒　莫讓愛港變害港

事後孔明，同情示威者的人肯定可以找到警員不應開槍的理由，但如果易地而處，在當時受到多人手持武器攻擊的緊急情況下，警員如何在電光火石之間作出毫無瑕疵、兩全其美的決定？毫不客氣地說，泛民的指控完全是基於政治立場，而非依據較完整的事實作出判斷，這是徹頭徹尾的不負責任。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民主黨作為「和理非」代表，如今卻以默許暴力作為自己不敢承擔政治人物應有之社會責任的藉口——民主黨元老單仲偕早前受訪時聲稱自己已用盡溫和方式爭取民主，所以今時今日年輕人用「自己的方法」，看不到理由阻止他們。這種言論等於承認自己「不敢勇武」，既然年輕人願意衝，那就讓他們當出頭鳥，自己則等着「收割」他們爭取而來的成果。

如果民主黨真心為香港好，它絕不會在自己「投降」後看着年輕人出來衝擊，自己卻在後面「煽風點火」。不少香港人在談及社會運動，經常引用五四運動期間北大校長蔡元培營救學生的事迹，但較少人留意的是，蔡元培救回學生後，留下寫有「殺君馬者道旁兒」字句的辭職信。民主黨另一元老張文光曾在專欄文章中指出，蔡元培當時已經明白，學生在「火燒趙家樓」、「痛打賣國賊」，從而嘗過「勝利」的滋味後，將不會再守紀律。我們要質問，單仲偕「包容」暴力，真是為了年輕人好嗎？還是把他們當成「替死鬼」，從中圖利？

自由民主雖可貴　公平正義更重要

必須指出，民主黨的問題並不單單反映在今次反修例風波上，因為它作為主要反對黨，過往一直沒有在促進公平正義上發揮積極作用，有負市民所託。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民主黨長期高喊自由民主、雙普選，視其為解決香港問題的靈丹妙藥，卻沒有從根本上去認識香港問題的本質。

《香港01》多次指出，普選應該支持，但也需要看清其局限性。美國是自由民主的典範，為何還會選出特朗普這種只顧商界利益、對改善民生毫無建樹的民粹領袖？法國總統馬克龍同樣由普選產生，何以當地卻爆發了持續多月、導致多人死亡的「黃背心運動」？美國入侵伊拉克後在當地推動民主改革，雖然經過幾次選舉，但為何當地最近依然因為社會不公而釀成警民衝突，近百人喪命？這些事例都說明，選舉或許可以幫助發展民主，但它也會遭到扭曲或自身異化。若政治領袖無法洞察社會問題，不通過有效政策解決民生困局，只懂得玩弄政治，又如何帶領社會前行？選舉又能改變什麼？可惜民主黨就是不明白。

忽略民生，錯誤認識問題本質，結果只會固化深層次結構矛盾。民主黨在2005年支持領匯上市、出賣基層市民利益，後來雖然道歉，卻認為只是一時之錯，沒有意識到自己對香港問題的本質毫無認識。即使到了最近，它依舊對「公平正義」欠缺正確認識——胡志偉在就任黨主席不久後的2017年撰文，漠視政府在資源分配上的責任，批評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提出的政府應該適當增加公共開支的倡議。胡志偉的觀點與港府長期秉持的「大市場、小政府」邏輯如出一轍，根本不明白既得利益結構如何侵蝕社會資源，致使民生艱困、青年上流難等問題更加嚴峻，這跟當年支持領匯上市的價值認知毫無分別。因此，當民主黨跑出來支持年輕人抗爭，多少會令人感到不齒。正正因為該黨在民生和經濟結構議題上碌碌無為，才導致今天成為被年輕人嘲諷的對象。

香港的問題如此嚴重，歷屆政府責任最大，但主流民主派同樣有責任，惟兩者一直卸責，白白浪費建制力量與反對黨各自應發揮的政治作用。他們與其繼續「不務正業」，倒不如深切反省，思考如何履行政治人物的職責，發揮引領社會的作用。若非如此，香港只能繼續蹉跎，這些政治人物亦將被人民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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