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產業結構不改革　全民共享從何談起

曠日持久的反修例示威，揭示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嚴峻、既得利益勢力橫行的問題。到了這個地步，即使最冥頑不靈的人亦明白香港亟須改革。特首林鄭月娥最近終於放下身段，除了宣布「撤回」修例草案，還願意落區接觸市民，做法可取，但畢竟治標不治本，關鍵還是直面深層次結構矛盾，拿出釜底抽薪的政治魄力，推動社會與經濟改革，從而建立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的社會。在上期社論中，我們批判了香港的住屋困局，指出本地「分配結構」嚴重失衡。其實在這個號稱「全民就業」的國際大都會，「產業結構」嚴重過時，同樣是經濟千瘡百孔的主因。產業單一化的嚴重性人所共知，政府早已意識到問題，並對其惡果有所警惕。可惜的是，官員對何謂產業不甚了了，以至於遲遲未能制訂清晰的產業發展政策，打破僵化的經濟結構。

本港經濟由金融與地產相關領域壟斷，資本和資產擁有者的既得利益穩固，從事「低端」服務業、深受地產霸權剝削的打工仔則往往「手停口停」，他們的困局在示威不絕的當下更顯而易見。單以旅遊業為例，8月首半個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跌三成，8月尾甚至大跌45%，這個領域的企業已經開始停薪甚至裁員，一些小型公司甚至直接倒閉，鑑於第三季可能出現經濟衰退，相信情況更雪上加霜。

反修例示威是偶發的，既得利益卻是結構性的。管治精英通過社會動亂才得以認識香港經濟結構荒謬的一面，實屬悲哀。但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如果港府在汲取今次教訓後，下定決心撼動既得利益結構，令備受忽視的基層勞動者成為既得利益群體一部份，未嘗不是香港之福。反之，當局若繼續蹉跎，下次社會矛盾爆發時就可能不會單純以街頭衝突的形式呈現。

地產霸權壟斷經濟「低端」從業員遭殃

香港產業結構確實非常畸形，近年情況更是不斷惡化。根據官方數據，單在2017年，金融及保險、地產相關行業分別佔本地生產總值（GDP）19%和20.4%；反觀零售、餐飲、住宿服務業僅佔3.2%、2.2%和1.1%。不難看出，相當多的財富早已流入金融資產領域，而地產霸權則穩如磐石，未被撼動。

更能反映結構困局的數據是，金融及保險業雖只養活了6%就業人口，但從業員在2018年的工資中位數達2.7萬元，平均薪金從1999年至今累積增長達161%；相比之下，雖然零售、餐飲及住宿服務行業養活15%就業人口，但工資中位數僅僅稍高於1.3萬元，不及金融業的一半，同期平均薪金增幅亦不及金融及保險業的50%。

再參考通脹數據，1999年首季至2019年首季的通脹率為31.7%。儘管大部份行業工資增幅稍稍「跑贏」通脹，但遠遠比不上樓價的升幅，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統計，1999年至今，本港住宅價格升了幾乎三倍，私樓租金指數增幅也接近一倍。

香港人均GDP高於德國、法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看似相當風光，但真相並非如此。對一般打工仔而言，GDP數據根本沒有意義，真正有意義是入息是否增加、是否有能力買樓，或者支付租金。但上述數據證明，即使工資有所增加，也會被高昂租金和樓價擠壓。

作個不太貼切但也可見微知著的類比，外來家庭傭工每月領取4,520元的剝削性工資，由於與僱主同住，毋須繳交住宿和膳食費用，她們普遍把絕大部份收入寄回家鄉，讓家人過上相對舒適的生活，僱用她們的萬千僱主不乏中產階層，收入是外傭的數倍，卻難以在香港這座繁華的城市安穩生活，箇中關鍵正是高昂的生活成本使他們疲於奔命。

可惜的是，港府一直以「最自由經濟體」的稱號為榮，沒有意識到應該撼動地產霸權這個最大既得利益集團，並就產業政策主動進行規劃。在這種情況下，香港遲遲無法擺脫經濟結構高度單一的困局，扼殺經濟創新空間，亦使社會財富分配日益兩極化，加劇貧富懸殊。

「派錢」治標不治本降生活成本更可取

毫無疑問，受到今次反修例風暴影響，「低端」行業必然大受打擊。不少僱主已要求員工放無薪假，甚至不排除裁員。有見及此，自由黨早前就新一份《施政報告》向林鄭月娥提出建議，要求政府向全港市民派發一萬元現金補助，認為可以帶動消費，以及讓市民「舒舒氣」。我們曾多次批評，「派錢」看似慷慨，實際上卻是治標不治本，甚至會麻痺市民，令他們看不到香港經濟困局的真正成因。

平情而論，「派錢」這種短期措施可助解燃眉之急，但起不到根本作用。若要幫助最弱勢的勞動者，當局應該用這些資源，啟動對「分配結構」和「產業結構」的改革，而兩者都與「地」密不相分。所謂「分配結構」改革，是指協助市民從高昂的生活成本中「解放」出來。具體而言，政府理應重拾土地和住屋政策主導權，透過《收回土地條例》收回閒置土地，廣建高品質公屋，輔以住宅租金管制、空置稅、資產增值稅，全面回購港鐵，推動「兩元搭地鐵」等措施，徹底改變土地資源分配結構，紓緩市民的生活壓力。倘若這些政策落實到位，即使「低端」服務業從業員的工資不變，但可支配收入明顯增加，生活品質自然有所提升。

長遠而言，香港理應勤練「內功」，一方面鞏固並加強現有優勢產業，創造更多高收入職位及進行稅制改革，充實庫房，同時以充裕財政資源為後盾，大膽規劃多元產業發展。產業多元化的要義，在於避免經濟空心化。一個地方的經濟結構若缺乏實體產業支撐，終究難以長期健康運行。香港如今正深受其害——金融與地產造就眾多超級富豪，整體經濟結構卻日漸脫實入虛，以致字面上的經濟增長與普羅大眾的生活沒有連繫。

產業改革需魄力政府不應再怠懶

談及實體經濟，最基本概念當屬工業。「香港製造」曾聞名國際，但隨着工業北移，本港製造業產出由1980年佔GDP近24%，跌至2016年約1%。鑑於香港產業高度單一化、空心化的問題陸續浮現，加上2008年金融海嘯突顯實體經濟疲弱帶來的弊端，港府遂在2015年11月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並以推動「再工業化」為其中一個目標。推動「再工業化」，用意在於避免地產霸權繼續把持經濟命脈，為包括從事「低端」產業的市民提供更多選擇。

事實上，香港有不俗的「家底」，研發能力亦相當優秀，問題是缺乏工業體系支撐，因此難以將研究成果產業化。我們要質問政府，為什麼它有魄力為迪士尼樂園、數碼港開闢土地，但卻沒有魄力為建立工業體系而覓地？顯然，這並非土地不足的問題，而是港府官員認知滯後、思維固化的問題。

必須指出，制訂產業政策絕不僅僅狹隘地等同於重振工業，社會運作中不少環節同時也是經濟活動，在滿足本地需求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打造成能帶來可觀經濟創收及高增值職位的產業，教育與醫療就是為人熟知的其中兩個領域。香港在這兩個領域均屬地區乃至國際上認可的「優質品牌」，就產業發展而言極具競爭力，當然，前提是理順服務本地居民的「公營」服務與面向全球的服務「產業」，各自如何有效運作，政府在當中扮演着關鍵角色。

港府官員習慣了「大市場、小政府」思維，不願也不敢在經濟治理上擔當「主導者」，結果是經濟發展動能嚴重不足，經濟結構高度單一。新加坡和深圳的經驗證明，只要政府對自己的職責有正確認識，主動扛起推動產業改革的重任，未嘗不能為經濟發展提供新動能，令社會面貌煥然一新。港府應當提出具體政策，協助各行各業調整，推陳出新。在過程中，原有利益結構肯定會對新興產業發展構成制約，當局因此必須通過基建支援、租金減免等舉措，減少地產霸權造成的羈絆，為新興產業提供發展空間。與此同時，針對經濟轉型的過渡階段，打工仔可能面對收入持續低迷的情況，當局必須主動介入，通過增加公屋供應、「兩蚊搭地鐵」等措施，降低生活成本，避免民眾因改革期間出現陣痛，要求政府停止改革。

香港蹉跎了足足二十二年，改革應即時進入「執行時間」了。改變始於認知，政府不應再死抱落伍的「小政府、大市場」思維，而應該展現魄力，認清自己在經濟治理上的引領作用，主動制訂產業發展策略和財富分配策略。若非如此，深層次結構矛盾勢必無法克服，香港亦將繼續在原有的怪圈中空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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