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在當前世界範圍內發生着的劇烈變化當中是一大關鍵詞。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剛滿一個月,已推行了一系列激進變革,對美國內政外交帶來顛覆性影響。在「特朗普變法」衝擊下,歐洲被迫開始探尋自己的改革之路。對香港來說,2025年更應該是全面推動改革的一年。
隨着中央的強力推動與香港政府的積極呼應,「香港要改革」自去年下半年以來迅速在香港社會形成廣泛共識,接下來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改革」。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回歸25周年慶典上提出「四點希望」,示意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這既是對內地過去四十餘年改革的經驗之談,也是香港接下來推動結構性改革的大方向。
《香港01》從創刊伊始就喊出「香港要改革」的倡議,在香港的「改革元年」,我們以內地改革和美國改革作為參考,同時選編國家啟動改革開放以來有關改革的代表性文章,為香港的改革添薪加火。此為系列文章第一篇。
隨着香港一年一度的財政預算案公布時間臨近,財政赤字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連續數年的財政赤字,讓香港從2019年逾萬億港元的龐大財政儲備,一路下滑,如今已經不足6000億港元。
香港公共財政的穩定性響起警號,固然有全球經濟放緩、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因素作怪,也離不開修例風波的衝擊,離不開香港多年以來壓抑發展活力與創造力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的影響——主要指愈演愈烈的貧富懸殊問題、普通人難以看到希望的階層固化問題、令人窒息的住房問題。
民生始終是最大的政治
樂施會的報告顯示,2024年首季香港整體貧窮率高達20.2%,逾139萬人處於貧窮狀態,貧富懸殊問題變得愈發嚴重。
一個社會的貧富懸殊程度、人民安居樂業程度,既影響它的經濟能否可持續發展,又影響它能否長治久安。因為,社會的經濟可持續發展,依賴於源源不斷的人在追求美好生活過程中所展現出的創造力、活力。當社會貧富懸殊過大,階層固化問題過於嚴重,中下階層的人本可用來持續推動經濟發展的創造力、活力將被嚴重壓抑。同樣道理,公平是社會穩定的基石,當中下階層的人遲遲難以看到改變命運的希望,他們的不滿、憤怒將成為滋生社會衝突的養分。
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為何能保持數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穩定?最根本原因在於大多數人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改革紅利。與香港有不少相似之處的新加坡,長期維持較穩定的政治局面,究其原因,離不開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說的改善民生。李光耀深信「有恆產者有恆心」的樸素道理,持之以恆地推行「居者有其屋」政策,他對新加坡人說:「再多的政治教育、討論或煽動,也比不上你們有這些切身利益來得有效。」
香港「六七」暴動後港英當局,尤其是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時期大刀闊斧改善民生的措施,改變了香港的人心結構,重新建立起社會對港英統治的認同,足以說明,讓人民獲得實惠的切實改革措施才是根本之道。
遺憾的是,自港英統治時期已存在的「官商共治」結構,釀成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長期以來都未能得到有效解決,以至於積重難返。時至今日,香港的創造力和活力依舊被貧富懸殊問題、階層固化問題、住房問題嚴重制約。
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陳志武曾說:「香港社會的階層結構太固化,跨階層流動的空間太窄。比如,縱觀今天大家熟悉的香港公司和品牌,無非就是滙豐銀行、渣打銀行、國泰航空、長江實業、嘉里集團、太古集團、怡和集團等這些老名字,都是幾十年前留下來的『老香港』,沒有新創的大公司,這本身就告訴你這個社會的『錢』早就固化在少數世家的手中,草根只能繼續做草根。」
某種程度上講,香港在過去十餘年接連發生的「佔中」、旺角騷亂、修例風波等一連串社會衝突,背後離不開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埋下的不滿土壤。
從國家的改革開放汲取養分
「一國兩制」是偉大的構想,如果香港能及早借鑑內地改革開放、新加坡和麥理浩時期港英當局的經驗,及早展開改革,香港將有不同的命運。試想一下,假若香港能在2019年修例風波之前就憑藉充盈的財政儲備,解決住房問題與推動產業多元,給年輕人以希望,釋放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像麥理浩時期那樣通過實實在在的治理績效扭轉人心結構,那麼,修例風波有可能不會發生,香港社會和內地社會的互信也會不斷增加。當香港社會越來越認同國家,國家回饋香港更大的自主發展空間,香港和國家在「一國兩制」下也會實現共贏。
然而,香港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遲遲未能解決,為一連串衝突事件提供養分,最終釀成嚴重的管治危機,國家不得已強勢出手重整香港政治、安全秩序,以至於目前香港儘管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重歸穩定,但為數不少的人因原本追求的政治改革嘎然而止,變得心灰意冷、迷茫,進而妨礙團結更多可以團結的人來振興香港。香港應該汲取的教訓是,如果延誤寶貴的改革時機,只會釀成各方都不願看到的危機局面。
國家改革開放經驗可以為香港提供啟發。40多年前的內地社會剛剛經歷文革等一連串事件的巨大衝擊和破壞,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嚴重落後於香港,哪怕是內地發展水平最高的上海,都不能望香港的向背,然而當改革開放浪潮興起,內地迅速進入發展快車道。時至今日,內地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曾經落後於香港的上海、深圳,如今的經濟總量都已全面超過香港,昔日的「逃港潮」被如今的「港人北上」熱潮替代。巨大變化的背後離不開鋭意改革的信念與執行能力。
當年鄧小平在國家發展的歷史轉折關口說「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殺出一條血路來」、「發展才是硬道理」、「誰不改革,誰就下台」等言簡意賅的道理,鼓舞和啟發了整整一代人,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列車大踏步前進的時代強音。
唐朝名臣魏徵說過:「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只有通過行之有效的改革來切實回應市民的期盼,香港才能人心回歸,才能長治久安。
改革需要與時間和人心賽跑
香港雖已走出嚴重管治危機,但依然存在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和港英時期遺留下來的尚未徹底扭轉的人心結構都說明,「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基礎尚不牢固,亟需抓住寶貴的改革窗口期。治港工作重心已經轉向「全力拼經濟、謀發展」,正是推行改革的時機,恰如當年港英當局在以強硬措施恢復被六七暴動衝擊的秩序後所面臨的改革窗口期。香港既有「一國兩制」之利,能在獲得國家支持的同時保持相當程度的靈活性,又有依然良好而獨特的經濟環境、法律環境、社會環境。
改革需要與時間和人心賽跑,寶貴的改革窗口期並非一直存在,而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旦錯失時機,後果不堪設想。治港工作不能瞻前顧後、拖延不決,而是要抓住寶貴而又稍縱即逝的改革窗口期,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切實回應和解決市民期盼已久的問題,破除利益固化藩籬,鼓勵競爭,促進公平,給更多人以希望,為「由亂到治」、「由治及興」打下最堅實的人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