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爾清潔工】落區教勞工權益 二代居港尼泊爾人助組織工會
如果說清潔工人是社會的邊緣，那麼少數族裔的清潔工人就是邊緣的邊緣。
「當時我可以同邊個講？啲問題解決唔到，咁不如算喇。」56歲的本地尼泊爾清潔工人Sande，因為不懂中文、不懂英文，在香港工作多年來，屢被剝削權益。她不知道、也不懂得困難時可向誰尋求協助，惟有繼續啞忍下去。
近年本港有愈來愈多的尼泊爾人從事清潔工作，可以預見當中有更多類似Sande的個案出現。剝削常態化，難道他們就沒有什麼可以做，保護自己的權益嗎？
攝影：高仲明
上集：【尼泊爾清潔工】不諳中英文屢遭剝削：放假後被要求重新簽約
「咁不如算喇」是尼泊爾清潔工人Sande的口頭禪，在訪問過程中，她把不公平的待遇說得輕描淡寫，但當中遭遇過的是被剋扣薪水、被要求重新簽約，取消年資和遣散費等。
即使說得有多「無關痛癢」，幫忙傳譯的清潔工人職工會組織幹事Rabina Limbu都聽得很「肉緊」，每每替她感到不值。她激動地提醒Sande往後要對簽約條文更著緊，不要不知就裡就簽了名，即使簽了也要索取副本，最少、最少也要拍張照片存檔方便日後跟進。
其實Sande並不是沒有人可以幫到的，至少有這一名同鄉在認真關注她的情況。Rabina去年在中環街上主動認識正在工作的Sande，告訴她有什麼事不用怕，可以找清潔工人職工會幫忙。Rabina說：「我嘅工作係鼓勵佢哋大膽講出遇到嘅問題，因為當你係尼泊爾人，我會話你知我都係，我哋嘅溝通唔會再有誤會，我哋會為你爭取權益。」
尼泊爾人加入工會 捍衛同鄉
25歲的Rabina是第二代居港尼泊爾人。她的媽媽在20多年前來港工作，雖然她在尼泊爾出生，但其後一家取得香港身份證，在2009年來港團聚。Rabina來港後由中三開始讀書，她在香港和尼泊爾都有學英文，故此讀寫英文和尼泊爾文都不成問題，不過中文只懂皮毛。中學畢業後她曾經就讀時裝設計的課程，後來發現志不在此，就決定退學出外工作，「我好投入做義工服務，即使放學、放假我都會去做，感覺好好，所以我計劃去非牟利機構工作。」
在學期間她曾在4、5間的非牟利機構做義工，都是服務少數族裔，退學之學她到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工作，協助少數族裔人士進行癌症檢查及預防。完約後，朋友介紹她應徵清潔工人職工會的組織幹事，主力服務尼泊爾清潔工友，勞工權益這個範疇她從未接觸過，但也想嘗試挑戰，「喺香港社會，或者部分少數族裔社會，會認為清潔工人係一份草根基層嘅工作，但我覺得唔係，每份工作都係一樣，咁點解我唔去加入呢個崗位？或者我可以幫到佢哋呢。」
落區「撩」工友 開小組教權益
Rabina加入清潔工人職工會剛滿1年。日常工作中，她需要「落區」，到清潔工友工作地方，主動接觸他們。這天她就來到垃圾站旁的灣仔修頓球場，走上看台，與正在午飯時間休息的尼泊爾食環外判工友聊天。這位工友並不認識她，但因為說的是尼泊爾文，明顯不抗拒和她接觸。
Rabina先從環保袋中取出一包「福袋」送給工友，裡面有一疊口罩，提醒工友工作時要佩戴裝備。「福袋」中也有幾份由她翻譯的宣傳通訊，用上尼泊爾文詳述有關勞工政策的最新消息，也有談及工會資訊。她一一向工友講解，表示工會有關注他們情況。短短15分鐘的交談，工友主動問她關於強積金的計劃詳情，她們也交換了電話，方便日後聯絡。
就是這樣，她就認識了一位尼泊爾工友。加入工會以來，她曾經接觸500位尼泊爾清潔工友，有時走在路上，也會有認識的工友主動招手與她閒聊。平日透過電話、通訊程式，與工友聯繫、建立關係後，工會還會不定期舉行尼泊爾分區小組，Rabina會和工友一邊吃午飯，一邊講解勞工權益、法例保障、工作上應該要注意的地方等等。
當有工友面對勞資糾紛，她也要處理。有尼泊爾工友曾經收過公司出糧的「假支票」，到銀行才發現無法兌現，之後公司一直拖延付款。工友在6、7個月後才向Rabina求助，工會其後告上勞工署，向公司追討薪酬。
同時，她也要代表工會，出席立法會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面對公眾發聲。工友尋求工會幫忙，也不限於工作層面。因為語言不通，尼泊爾人去醫院看醫生、申請公屋等都有難度，這些Rabina通通要協助。
眼前這位身穿碎花裙的小妮子，都不過是25歲，面對組織工作時也曾有自我質疑，「我都會冇信心，覺得自己幫唔到佢哋，但當我見到其他同事同一時間可以做到好多嘢，我又會諗，點解我唔得？一步一步來，我都會做到。」
清潔工成尼泊爾人出路 言語不通被剝削
Rabina所屬的清潔工人職工會在2002年成立，目標服務所有清潔工友，爭取改善待遇，當中主要關注外判清潔工友的權益。近年他們發現有愈來愈多尼泊爾人投身清潔工作，於是他們開始關注邊緣的邊緣——尼泊爾工友的權益。
根據《2016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撇除外傭數字，本港有24,600位尼泊爾人，佔少數族裔南亞群組中的9.6%。在2011年人口只得16,100人，增長強勁。
愈來愈多尼泊爾人在香港，不論男女均較積極投入勞工市場，不少青年很早已輟學工作。因為教育水平不高，超過三成人主要從事基層非技術工種，收入也比較遜色，在職人士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只得12,600元，比全港人口的15,500元為低。
總幹事胡美蓮指出，不少尼泊爾人因為英文不好，在工作上會遇到障礙，只能選擇不用與人接觸的工種，例如清潔、地盤建築及餐廳廚房等。但清潔工人的薪水低，不少工友需要打兩份工維生。職工會曾經落區接觸過500位尼泊爾清潔工友，有約200人加入工會、成為會員，當中大部分都是政府外判工友。
胡美蓮表示，尼泊爾工友因為無法與管工、工友溝通，常出現被剝削的情況，例如他們工作量會比本地工友大，工作指示不清晰等。嚴重者，很多工友曾表示在請假回尼泊爾後，無奈被要求重新簽約，「年假累積、遣散費會斷咗，即係你做夠10年，中間返左3次鄉下，咪斷咗10年年資，得返2、3年。」
望提高權益意識 籌組工會
即使尼泊爾工友被剝削的情況愈來愈普遍，很多尼泊爾工友卻不願意、也不敢追討自己權益。因為申訴過程漫長、他們對追討結果沒有信心，也因為怕會失去一份工。Rabina說：「工友會覺得由佢喇、由佢喇，唯有係咁，冇其他辦法。」
而工會存在的目的，就是透過開小組會議、宣傳單張，持續地向工友建立權益意識，鼓勵他們站出來。胡美蓮說：「當同佢哋傾多啲， 建立到（權益）意識，感覺到有尊嚴、權利，就會企出來。」Rabina則認為，即使工友害怕公開發聲，可以選擇不露面、不用真名，但至少要盡力爭取和嘗試。
在未來的日子，清潔工人職工會正支援尼泊爾清潔工人籌組工會。「佢哋工友之間會更加凝聚，因為有自己嘅會，喺聯繫、組織上，佢哋出嚟講嘢，更加突顯到佢哋嘅權益、面對嘅問題。」胡美蓮認為當他們有自己的工會，會更有信心發聲，但最前提是有沒有尼泊爾工友願意從工作中抽身，站出來參與，「組織（工會）唔難，問題係有冇用、有冇力、同有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