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傭庇護所】被搣被打、拖糧、扣假　外傭重生入組織幫同鄉

星期日的銅鑼灣鵝頸橋下，龐大巴士一輛接一輛駛過。赤裸的腳掌甩開閃閃發光的平價涼鞋，踩在石屎路上奔跑到簡易搭建的台前，印尼傭工跳完集體舞，激昂的流行曲音樂之後是陰鬱的弦樂，有人以印尼語唸詩，說很多被傳統包裹住的女人，一生被安排遠離教育，侍奉丈夫，生兒育女。席地而坐的觀眾從興奮拍手到無語，女人們用手機直播唸詩的人，後面的佈景板是印尼解放女性先鋒Raden Adjeng Kartini的肖像。Nanie坐在朋友堆中很易被認出，她深紅的髮紮起麻花辮子，正反覆記誦待會要講述的中介剝削案例。如果沒有受庇護的經歷，她想她會是其中一個在銅鑼灣逛街打發時間的人，而不會在這裏舉起印尼移工組織的旗幟。攝影：陳嘉元、高仲明（此為外傭庇護所系列報導之一）

僱主唔買餸畀我，我要用自己錢買，但佢拖糧令我無晒錢，有時要去印尼舖買撈麵小食同小朋友一齊食。小朋友問我：「姐姐我唔開心，點解爸媽日日鬧交？」

今年34歲的Nanie，來港打工是為供養印尼的父母和支付妹妹學費，十年前聘請她的男僱主卻慣性拖糧，最多曾拖欠兩個月，即使她向中介投訴也沒改善。「佢話冇錢，畀住一個月多啲（欠薪）先啦。」最後勞資審裁處裁定她勝訴，2009年勞工處的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代僱主償還她11,353元，約是她當時三個月的工資。她說，僱主兩夫妻關係不好，一回家就吵，吵老公在大陸有別的女人，五歲的女兒無人理會，「僱主唔買餸畀我，我要用自己錢買，但佢拖糧令我無晒錢，有時要去印尼舖買撈麵小食同小朋友一齊食。小朋友問我：『姐姐我唔開心，點解爸媽日日鬧交？』」她試過為爭取外傭24小時法定休息日，較僱主規定的晚上8時，遲了半小時回家，結果被罰企到凌晨。網上有些僱主認為要外傭假日早歸是理所當然的：「出去時間愈長，愈容易學壞。」

被打被鬧　假日只有四小時25歲的Muna三年前是個愛哭鬼，她說，那時幾乎日日喊，晚晚夢到打她的僱主。2015年聘請她的僱主自稱是律師，知道在香港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那麼，自己初來步到對香港零認識，應該是錯的吧？她展示相片，說起以前僱主扯她的頭髮時，刮傷她後頸、有時掐她手臂，或叫她「唔准驚」，把她的手推近滾熱的鑊，以致手臂上留下疤痕。後來有同鄉發現Muna被虐，於是鼓勵她離開。法例保障外傭每周可享有連續24小時的休息日，僱主卻只准Muna放四小時假，而且「唔可以出街，要喺屋企瞓覺」。她廣東話不好，常被僱主鬧蠢，做錯事就扣錢，4,000多元月薪，約一半給中介，數百元被女僱主罰去，只剩下千餘元，還要寄錢給母親生活。「以前我諗香港好靚啊，可以做嘢搵錢，放假時可以selfie。」Muna的表姐早幾年來港工作，常給她寄自拍照。那時她22歲，母親患抑鬱症，四個哥哥各有家庭，她要負擔母親的債務和醫藥費，在中爪哇讀完高中、賣過藍芽耳機，之後為賺多些錢來港工作，沒想過最後淪為被剝削一員。

無咗份工對佢哋嚟講係咩？唔止係冇錢，而係再搵新僱主要畀中介多啲錢，入境處亦可能下次唔批簽證。佢哋會傾向捱到完約，或者直至發生啲事，加上朋友推動，先去求助。

逃走後漫長的等待

由於強制與僱主同住，外傭即使遭受言語侮辱或身體襲擊，亦難以避開施暴者；那麼為何不轉工？對外傭來說，終止合約、換新僱主等，受入境處「兩星期遣返規定」限制，他們必須在完約、辭職或被解僱後14日內找到新僱主，否則就要回國。「無咗份工對佢哋嚟講係咩？唔止係冇錢，而係再搵新僱主要畀中介多啲錢，入境處亦可能下次唔批簽證。佢哋會傾向捱到完約，或者直至發生啲事，加上朋友推動，先去求助。」外勞事工中心社區關係主任唐曉昕說。到了非走不可的時刻，Muna只帶些衣服和少量金錢就離開；Nanie則在僱主留家照顧女兒的假日離開，準備不再回去。僱主後來告Muna偷錢，她反告僱主虐打，加上經勞工處追討欠薪，共涉及三宗案件。Nanie則透過勞工處追回尚欠的工資。

如果像Muna般牽涉刑事案件，查證和裁決需等待半年或以上，而追討工資則約需等待四至六個月；工資案件會在刑事案件結束後再審理。對一些本地僱主而言，外傭證詞不應盡信，但剝削確實存在，根據保安局的數字，2015年及2016年共有145宗涉嚴重毆打外傭的個案，當中48宗涉案者為僱主。而勞工處在2014、2015、2016年分別接獲308、211、214宗外傭向僱主追討被扣減或短付工資的申索聲請，當中逾七成經調停達成和解，此外，每年均有兩宗被定罪。「外勞事工中心」2017年的服務報告分析向他們求助的個案，當中56％為勞資糾紛、38％為中介問題，30％是刑事案件。當年，中心透過裁決為接獲個案追討賠償約360萬元。

庇護所：無家外傭的避風港等候案件審訊期間，外傭因持旅遊簽證不能工作，又需要地方寄居，定期到入境處付費延長簽證。有些外傭選擇住在中介公司住所等待裁決，每天需付50元宿費，食物要自費。「中介做嘢要錢，佢係一門生意。」Nanie說。人在異鄉失去工作和安身之所，何以維生？外傭等待審訊的時間漫長，樣樣需財，可以依賴的，只有庇護所「白恩逢之家」。等待勞資審裁處判決的九個月裏，僱主不肯和Nanie見面和解。長期失業也沒錢寄回家，為免家人擔心，只能謊稱要還債給中介。經濟壓力外，不少外傭即使逃出僱主家，仍擺脫不了精神困擾。Muna常常夢到前僱主鬧她，入住庇護所頭一個月根本睡不着。

在九龍白恩逢之家，無家的外傭三三兩兩睡在幾張碌架床上，互相陪伴到法庭作證、覆診，入夜一起煮飯。這些本來陌生的同鄉人彷彿搭上同一隻舢舨，有人不得不坐下休息，有人休息夠了便幫忙划船，但所有人都不知飄往何處，只能耐心地等待。以前，她們不太清楚自己的權益。Muna被僱主暴力對待，「我say no，佢話我一定要完成合約，我要還錢畀中介；如果我返印尼，要還佢一個月人工（代通知金）。我諗，邊度有錢？就算喇。」她那時不知道《僱傭條例》列明，傭工如果合理地恐懼身體遭受暴力或疾病危害，可即時終止合約而不需預先通知或給予代通知金。

喺Bethune House我地學到好多嘢：睇案件、入境條例、逾期居留，有事時要點做、去邊度？

覺醒：被虐者變充權者在庇護所，書櫃上都是勞工權益小冊子，過來人常分享自己經歷，令Nanie和Muna亦希望幫助其他受傷害的異鄉人，「睇案件、入境條例、逾期居留，有事時要點做、去邊度？」以前，Nanie不懂廣東話怎樣說權利，外勞事工中心幹事教她讀「Right（權利）」。Nanie現在甚至是印尼移工組織 Asosiasi Buruh Migran Indonesia di Hong Kong（ATKI）的副主席，組織由曾入住白恩逢之家的外傭自發組成。她現在每天公餘時間會幫忙安排周日在維多利亞公園的聚會、到印尼領事館請願等行動，拿起咪高峰毫不怯場，之後跟記者談天又輕聲細語地笑：「ATKI好似我哋家庭，你喺香港時唔會只有自己一個人。」嬌小的Muna不再是愛哭鬼，每逢組織活動就走入幽暗的橋底，給新來港移民工遞上以不同語言撰寫的權益單張。

白恩逢之家(The Bethune House Migrant Women's Refuge)為本地慈善團體，1986年由非政府組織外勞事工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又名移民工牧民中心）成立，現已獨立運作；其宗旨是為有需要的移民工提供協助及輔導服務，為留宿者與過來人提供互助、認識權益創造空間。白恩逢之家受本地教會、移工組織等捐助，每月約為30名外傭提供庇護，但最近面臨財困，故年初發起「一人一利是，拯救白恩逢之家！」行動。

「住在庇護所的頭一個月，我掛住我嘅媽媽，常常想，我嘅老闆對我唔好，我單案幾時完？我想返印尼，我要做嘢，我要搵錢……」

Good ending 的後遺

Nanie現在的僱主是一位91歲的婆婆，合照中一頭白髮挨住Nanie的髮在藍天裡迎風飄揚。婆婆常問她：「你有冇男朋友呀？你返印尼先結婚啦！」「我話如果我結婚就照顧唔到你啦，佢諗一陣就話：「咁都係照顧我先啦！」她們睡在同一個房間，婆婆早睡，Nanie安靜地用電腦，婆婆的尊重令Nanie說起來笑得眉眼彎彎。Muna現在則照顧一對老夫妻，每天陪他們看電視，在屋邨海邊走走，「婆婆的朋友問我係邊個？婆婆話我係佢嘅孫。」

庇護所和組織活動裡總是快樂的，但Muna 每次提起那段日子，一雙大眼睛還是會遏力忍住不讓情緒爆發，「我掛住我嘅媽媽，我嘅老闆對我唔好，我單案幾時完？我想返印尼，我要做嘢，我要搵錢……」去年媽媽撞車去世，她努力用廣東話表達死的意思：「爸爸、媽媽，無哂啦。」組織的朋友湊份給她買了機票，她安頓好葬禮，還是飛回來工作，想要儲錢和男友結婚去，也沒其他選擇。

而Nanie永遠記得一個陌生同鄉來電，說她幫一個家庭打工十年，每天為家中婆婆沖涼抹身，直至她發現自己患癌。「僱主想炒佢，但唔肯畀長期服務金，佢喊住問『點解』？」Nanie陪她去勞工處、去覆診，最後她取回長期服務金回鄉醫病，卻一點也不快樂。從受剝削者轉變為移工組織成員，此前此後都無法脫離這些故事。沉默良久，Nanie輕輕地說：「嗰啲唔開心嘅時間會過去。𠵱家我哋要繼續諗點樣幫其他人。」

白恩逢之家正面臨捐助危機，捐助500元將為兩所庇護所的所有居民提供一天的住宿。欲知詳情，可聯絡機構幹事，英語聯絡電話：94889044（Edwina）；中文聯絡電話：63069599（Johannie／唐小姐），或點擊此處進入白恩逢之家的網站。

現時住在外傭庇護所的人們過著怎樣的生活？請留意《01社區專題》另一報導：【現代奴隸1】夢迴泗水的印傭 五年被收電話、兒子認不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