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報告2020｜內地700元心臟支架引發的香港醫改思考

特首林鄭月娥下周三（11月25日）發表任內第四份《施政報告》，據報重點涉及創科、空運、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就業等等中央惠港措施。此前特首曾經上京「跑部」，主動與不同部委溝通，可算開啟央港協作的新篇章。不過，特區政府除了「請求」中央出手打開政策綠燈，還應學習內地當局如何與時並進調整公共政策以緩解人民基本生活負擔——早前（11月5日）國家醫保局宣布集中採購100多萬個心臟支架，令費用由1.3萬元人民幣大幅下降至700元人民幣，便是值得港府好好反思如何改革醫療服務的一例。

政府出手壓縮尋租空間

心臟支架突然降價95%，不少人都好奇，內地當局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原來，內地每年大約用掉150萬個心臟支架，涉款達至150億元人民幣（下同），佔全國高級醫用器材總費用的十分之一；不過，有關支架在內地的平均售價，明顯高於其他國家和地區——國產價格介乎7500元至1.85萬元，進口價格則介乎1.14萬元至2.33萬元，但法國只需6881元，美國是6403元至1.85萬元，日本則是7693元至1.87萬元。

有見及此，早在去年5月，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深改委）通過《治理高值醫用耗材改革方案》，要求按照「帶量採購」、「量價掛鉤」、「促進市場競爭」三大原則，研究由官方單位集中採購包括心臟支架在內的高級醫療器材，減低相關產品「價格虛高」的問題。及後，江蘇省先以省級用量為單位，在全國進行統一採購心臟支架，以「實量」換「真價」，成功令產品減價51%至2850元至8666元。

至較早前，更由國家醫療保障局出手，以全國用量的單位，集中採購100多萬個心臟支架，令價格由1.3萬元大幅下降至700元，預計將於明年一月投入使用，並獲當局保證產品安全有效。據報道，由國家採集心臟支架並非只讓價格「一降了之」，而是要建立創新的機制，藉此優化醫藥市場的營商環境，直接在醫療器材廠商和病患之間搭建橋樑，壓縮全國代理、大區代理、省級代理、市級代理等等環節的尋租空間，從而深化醫療改革。

香港是「不能」還是「不為」？

香港讀者想必會問，特區政府有沒有可能借鑑內地當局的做法，藉此降低醫療器材的費用？

醫管局表示，公立醫院每年進行近8000宗「通波仔手術」，當中使用的心臟支架屬「病人自費」項目，而醫生會根據病人臨床情況，建議置入心臟支架的種類和型號。至於醫療器材採購，醫管局按照既定審批和採購程序，當中涉及器材的科研實證、安全、功效、成本效益、臨床應用經驗等等因素，必須符合ISO 13485、FDA、CE、BSI或等效國際標準。

香港市民在公立醫院進行「通波仔手術」，大約需要自費5-8萬元港幣，其中一至兩萬元用於心臟支架，其餘包括超聲波導管、球囊及鋼線等等費用，可見負擔不菲。假如病患有經濟困難，可以申請撒瑪利亞基金或以醫療保險理賠；如果病患需「緊急通波仔」，即直接送入急症室搶救，有關費用則由公立醫院承擔。不過，公院「通波仔」手術一般需要輪候逾半年，市民也可到私立醫院進行，由預約到出院僅需一周時間，但費用介乎10萬元至30萬元。

可以說，這對中產而言絕不輕鬆，對基層來說更是相當沉重。可惜的是，由「國家隊」出手降低心臟支架價格的新聞傳出後，不少香港醫生紛紛表示「香港做不到」——首先，香港每年使用的心臟支架數量與內地所需的100多萬個相距甚遠，難以仿效當局大手採購；其次，由於陸港兩地的醫療和採購制度各不相同，相信香港難以納入內地的集體訂購；最後，就算制度問題獲得解決，但內地支架費用過平，與本港市價落差甚大，或對市場造成影響。

病人的錢到底都被誰人賺了去？

這些理由乍聽之下言之鑿鑿，難道港人注定要「捱貴嘢」？其實非也！

明眼人都明白，醫療器材毛利極高，是次採購明顯必然醫療行業「洗牌」，大大壓縮代理商家「合謀定價」等尋租空間。事實上，當集體採購心臟支架的新聞發布後，內地醫療器材股票便出現集體「跳水」局面，醫療器材指數下跌8.29%，板塊內62隻成份股市值瞬間蒸發432億元人民幣，而有份中標的醫療企業股價更大跌14.61%至15.86%。不過，相關企業紛紛回應指，國家出手有效減省各個交易環節所造成的經濟浪費，鼓勵廠家相應降低市價。

為什麼國家能而香港「不能」？還不是源於本地龐大醫療霸權保護主義！因為心臟支架連帶其他醫療器材一旦大幅減價，原有的暴利空間肯定一去不返。問題是，當這些行業精英仍然以諸多藉口作為搪塞，甚至以「香港多用歐美支架」為由合理化「虛高」的價格，卻沒有人反問，為何即使在歐美等地，心臟支架費用也比香港引進的便宜得多？我們究竟貴在哪裏？病患的「救命錢」到底都被什麼群體賺了去？當國家可以承受所謂市場「跳水」的影響，當相關企業不得不因應國家政策調整獲利空間，特區政府緣何不敢打破醫療霸權的既得利益？

私院價格貴得驚人，普羅大眾只能苦等相對便宜公院服務，令香港醫療體系長期陷入公私分流失敗的狀態，令前者負擔相當沉重、醫護人員壓力過大、輪候時間長得荒謬。可是，在市民福祉和行業利益之間，港府往往傾斜後者，完全不敢整頓醫療市場、改革醫療制度，也就未能保障市民在有需要時能以更公平價格享受醫療服務的基本權利。

反觀內地，近年為解決「看病貴」的頑疾，不斷出台相關政策，頻頻大膽出手調整醫療環境。例如《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和使用試點方案》的實施，已令25種藥品價格便宜52%，減輕群眾醫藥費用負擔，更改善醫藥行業市場的價格虛高、混亂等問題。倘若特區政府仍然囿於「小政府，大市場」的自由經濟迷思，不敢與時並進調整政策介入市場，繼續無視市民健康權益、不敢觸碰醫療霸權利益、不夠魄力推動大型醫改，受苦的仍然是香港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