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報告】政黨建議之「最」背後 政治論述離地、短視、空洞
特首林鄭月娥任內第四份《施政報告》將於周三（10月14日）出爐，一如以往，各大政黨早已率先出台施政期望，而建制派所提出的部份意見更會「被成功爭取」。不過，觀乎五大建制組織的施政建言，當中不乏一些無聊、短視、流於民粹、妄想以遠水救近火的主張，例如全民派錢、明日大嶼、灣區置業等等，充分暴露政治論述的模糊和思想信念的缺失。《香港01》特此總結五項建制政黨建議之「最」—最懶、最廢、最盲、最蠢、最頹—看看這些對特區政府言聽計從、被視為「管治聯盟」一員的政治精英，到底有多滑稽！
最懶建議：全民派錢
香港坐擁8,000億元財政儲備，的確具備「全民派錢」的雄厚實力，若在經濟衰退的艱難時期實行，確實可以為有需要市民雪中送炭；不過，社會萬萬不能忽視背後兩大致命弊端—首先，從資源分配的角度出發，「全民派錢」之下，貧富所得均一，變相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完全違反分配正義的原則；其次，以紓解民困的角度而論，香港的民生困局源於港英殖民時期已經形成的深層結構矛盾，導致特區政府長期囿於極度放任的自由經濟教條，無法令各階層充分享受高度繁榮的經濟發展成果，例如在一次分配中未能令勞工階層享有更合理的按勞分配報酬，在二次分配中又未曾積極介入調整社會資源以提升市民生活品質，導致社會焦慮不斷累積—因此，「全民派錢」可解燃眉之急，卻非長遠之計。
為什麼要說「全民派錢」是個「最懶」的建議？已退出民主黨的創黨副主席、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張炳良認為，這是「收獲民心」的最簡易方式，所以政黨和政府向來對「全民派錢」樂此不疲。政黨需要透過民主選舉獲取議會議席，若能「成功爭取政府派錢」，的確能夠得到不少選民尤其基層的認可—現金對人的誘惑毋須解釋，且先拋開成本效益不談，比起落實政策議案，派錢對於政府而言極易操作。而當政黨「成功爭取」此提議，就可成為此黨派「能力」的彰顯—代表其有能力促使政府作出正面回應。
然而，令政黨和政府「雙贏」的派錢，對於真正困苦的基層而言恐怕「無濟於事」，而對於優渥中產，則是「可有可無」。值得一提的是，泛民主派同樣熱衷提倡這項「最懶」的建議，甚至比建制派更加大手筆—看來，立法會議員並不難做，不管有事沒事，都要叫政府派錢。問題是，如果將8,000億元的財政儲備平均攤分，每位香港人只能獲派10萬元而已，這些政黨又可以「成功爭取」多少次？當務之急，還是應打破既得利益結構、建立公平正義資源分配、大舉推動產業發展，促進經濟轉型，方能促使階級流動，真正為民解困。
最廢建議：政策三諮行會
曾經短期出任上屆政府行政會議成員的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早前向特首林鄭月娥提交《施政報告》建議時稱，由於政府過往推出的政策部份「離地」，建議政府推出政策前應該再三諮詢行政會議。這個建議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如果增加諮詢行會次數就能令政策「貼地」的話，那麼林鄭月娥的確應該頻密召開行會；然而，當整個行政會議的組成本身已被批評為「離地」，甚至陷入群體迷思時，正如廢話不會變成真理，恐怕日日開會也無濟於事。
更「廢」的是，社會對於行政會議的改革甚至廢除呼聲甚高，但歷任行政會議座上客的民建聯明顯無視有關問題。行政會議最為市民詬病之處，在於成員同質性極高，都是非常典型的傳統政商精英，無論經驗、專長、價值觀、政治傾向，全都高度重合—以現屆行會為例，撇除16名主要問責官員不計，其餘16名由林鄭月娥親自委任的非官守議員當中，有兩位退休官員、四位商界名流，還有九位政黨成員，囊括民建聯、經民聯、工聯會、新民黨及自由黨，儘管他們所信奉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不盡相同，但結果往往異口同聲，一唱百和，「離地」程度絕對不亞於「要限堂食才知道有很多打工仔沒有地方食飯」的特區高官。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前系主任陳國賁去年曾經撰寫《修逃犯例災難錯判 群體思維精英中伏》一文，批評行會成員落入群體思維陷阱，傾向服從共識，因而經常作出不智決定。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更早於2018年便撰文直斥，港英管治架構遺留下來的行政會議已與時代脫節，應該進行與時俱進的改革；及後行會成員湯家驊隔空回應，認為行會作用因人而異。儘管兩人對行會存廢有不同見解，但可見當下行會所發揮的功能並不理想。
也就是說，當這個組織架構本身出現問題時，無論召開多少次會議，似乎都無助政府掌握民情。民建聯與其建議林鄭月娥多加諮詢行政會議，不如鞭策兩位能夠晉身行會的黨員葉國謙和張國鈞，多向特區政府提出有用建議，甚至邀請他們定期帶領高官落區，親身聆聽民意。
最盲建議：重推明日大嶼
房屋問題的確是重中之重，「土地不足」亦經常被既得利益群體演繹成問題關鍵，而為免得失金主和市民，建制政黨向來傾向以填海而非收地的方法增加土地供應，例如林鄭月娥去年「搶先」於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交闢地建議之前公布的「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即使預計花費近萬億元、甚至最快要待2032年才有少量居民可以入伙，建制派仍然極力吹捧。
然而，《香港01》已經多次指出，香港並不缺土地，例如1,100平方公里土地面積當中，已開發建設土地只有270平方公里，約佔整體面積的24.3%，而房屋用地更僅佔6.9%—因此，填海固然是應該考慮的選項，但並非唯一的選項，無論特區政府抑或建制政黨都不應妄圖可以藉此一勞永逸。可惜，他們卻選擇對面積大如荃灣市區卻只有3,000多名特權階級可以享有的粉嶺高球場、過千公頃的發展商囤積農地、過千公頃被荒廢被濫用的棕地、過千公頃預留鄉村式發展的丁地等理應由政府從速收回並重新規劃的土地視而不見。
「明日大嶼」的另一大問題在於，特區政府計劃在該處發展香港第三個中心商業區（CBD），以延續維港經濟核心；然而，這項規劃不但漠視中環中心已經嚴重飽和的事實，也完全無視本港城市規劃長久以來所面對的中心極化、職住分離、產業單一等弊端，變相容許盤踞中環中心的金融服務和地產霸權繼續主導香港發展、繼續掏空實體經濟，遑論拓展多元產業。可是，作為「管治聯盟」一員的建制政黨，卻連如此嚴峻的規劃和發展危機也看不清。
最盲的是，在市民對特區政府和林鄭月娥的滿意度和信任度仍然處於極低水平的當下，港府突然重推這項極具爭議的項目本身已是不智，而建制政黨似乎打算跟從當局「重複犯錯」。事源「明日大嶼」前期研究撥款因「反修例風波」而被特區政府安排在立法會財委會最後一項議程，預計無法在原定9月30日會期完結之前通過而告終，不過，由於現屆會期因選舉延遲而獲延長一年，加上有傳中央打算租讓桂山島予香港的計劃遭廣東省政府以香港並不缺地為由拒絕，「明日大嶼」研究撥款突然又被提上日程—這個燙手山芋能否獲得立法會通過，還看一眾建制議員有沒有「是其是，非其非」的政治膽量和政治智慧。
最蠢建議：靠大灣區解決香港問題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2017年提出發展「粵港澳大灣區」以來，「大灣區」便成為特區政府和建制政黨口中的「香港問題回收站」，試圖以大灣區的「供應」解決香港的「需求」。例如，當他們認為香港土地不足，就提出要在大灣區租地打造「香港城」，為港人提供住房；再如，當他們認為香港安老院舍環境欠佳而宿位短缺，便建議當局推動社福機構到區內興建安老院舍，藉此鼓勵香港長者離開香港到其他地區安享晚年；又如，當他們認為香港青年就業機會有限，就支持港青到大灣區創業就業—天真地以為這樣就能一勞永逸。
灣區機遇固然值得把握，然而本港自身的問題，理應透過改革自身去解決。正如上文指出，港人所面對的民生和經濟困局，源於由港英時期累積至今的深層次結構矛盾，而當特區政府繼續迷信自由經濟而無所作為，只會導致香港結構繼續固化、產業發展繼續單一、經濟繼續欠缺新增動力、向上流動繼續停滯等等，令普羅大眾生活負擔沉重，難以安居樂業。
如果特區政府和建制政黨有心帶領港人擺脫困境，當下必須釐清與既得利益集團的關係，大舉收回農地、棕地和丁地，才能重新主導香港發展權—一方面，秉承公平正義的分配原則，興建大量公共出租房屋甚至中產公屋，「解放」大批日捱夜捱的「樓奴」，破除「置業」等同「安居」的迷思；另一方面，撥出大批產業發展用地，重新制訂教育、醫療、創科等新興產業的目標和政策，令香港成為國際教育城、灣區醫療人才培訓基地、世界創科研發中心等等—香港本身就是粵港澳大灣區的一份子，當香港做好自己，就是對大灣區的一大貢獻。
最頹建議：為中產紓困
幫助中產階層「紓困」的建議，由一向被指「離地中產」的自由黨提出。這並不意外，其立意也無不妥，因為無論基層還是中產，每位市民都是持份者，都應得到政府關注。只是，面對經濟衰退，當下中產之「困」完全不同於基層之「困」，前者可能少喝幾支紅酒，而後者卻是朝不保夕、手停口停，但自由黨仍然只在意中產階級的「困境」，確實「離地」。
當然，不是說中產也必然不會突然陷入經濟困難，港府也的確需要向所有失業人士伸出援手，最理想的做法是成立失業救濟金，精準地幫助有需要的市民。不過，從長遠而言，無論中產抑或基層，單靠一次性的紓困措施根本並非良方，只有重拾階級研究、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社會改革，才能持續保持階級流動，真正為香港市民減輕生活負擔。
政黨人才應具備施政眼光
上文列出幾項政黨建議之最，並非為了取笑和諷刺，而是希望藉此反映出香港的各個政黨在發展中的阻礙—政治人才短視及政黨欠缺政治論述。
據2016年香港中文大學對香港政黨的整體滿意度調查顯示，不滿意度逐年上升，2016年高達49.7%，其中不滿意的原因，佔比最多的是「政黨做不到實事」（24.7%）。對於政黨在市民心中「做不到實事」的印象，張炳良認為是因為「無執政黨」的制度令到政黨很難站在施政層面去思考議題。既有政黨背景、又曾擔任局長的他分析：「他們可以提出方方面面的要求，而不需要負很大的責任，不管能否落實及怎樣落實，政府做不到就罵政府嘍。沒有機會參與到落實層面，就可能會天馬行空地寫政綱。這也是為什麼國外很多政黨，在野和執政的時候做出的不一樣，也是因為多了很多的考慮。就像推出了比較全面的政策的民建聯，假如有一天他們有機會執政，推出的政策也不一定和他們現在主張的完全一樣。」
民建聯觀塘區議員顏汶羽也對此「大吐苦水」，政黨對政府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是個問題：「所以我為什麼一直說政府要變，因為只有特區政府才有執政權，而我們民建聯只是建議、只是爭取……但爭取與成功爭取的差距在哪裏？就差在政府的決定。」
除了反映民意，作為承載市民希望的各個黨派更須具備施政的思維和長遠眼光，考慮更深層的社會問題，從政策層面給予政府切實的、長遠的建議，幫助決策者作出最佳判斷—這也是選民真正需要的。
亟待政治論述支撐
當提及民建聯經常提出「愚蠢」建議，包括派糖和「將問題拋給大灣區」時，顏汶羽大笑道：「我看過你們01對青年民建聯的那個報道。」他表示，自己一定不是主張將解決不了的問題扔給大灣區，相信現屆青年民建聯的成員也絕非如此考量。
顏汶羽認為，民建聯一直在堅持其「是其是，非其非」的要義。但為何民建聯始終未能改變其「保皇黨」的盲撐形象？他停頓幾秒，說：「我們今後會賦予這個口號一把尺—更明確民建聯走的是一條什麼路，讓市民清楚我們的施政理念……坦白講，現在是不足的。對於一般市民而言，民建聯怎麼看勞工政策，怎麼看青年政策、土地政策等，都不夠清晰。所以，我們應該告訴市民我們對每個政策的看法，我們的marking scheme（評分方案）是什麼，即這把尺是怎麼樣的。然後政府出來的政策，我們就會用這把尺去量度—用這把尺去『是其是，非其非』。」
顏汶羽講的「這把尺」，便是我們常說的政黨的政治論述，即對各類議題的取向和立場。「中間派」在香港無法成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建立自身的政治論述，給人「曖昧不明」的印象。由於建制派一直都未形成清晰的政治論述，而泛民陣營因為是立法會中的少數派，要對自己「反對派」的身份「虛張聲勢」，一味強調「立場」，讓市民誤以為意識形態就是政治立場或政治論述的全部。
「但坦白講，我只能從自身做起。因為有很多政策，我是有自己的想法的—當然，跟整個民建聯不會差太遠。」他解釋，黨內對稍有不同的看法有很大包容度，並非「一言堂」。政黨內部新舊兩代的磨合一直都是個問題，新生代常會因時代變化，對黨的發展方向及「尺」的變化有不同意見。
從之前提出包括最高工時在內的各項勞工政策，到現在爭取打破本地超市霸權，都可看出顏汶羽並非部份市民眼中頑固不化的「保皇黨」形象。他倡導社會再分配。也深知派錢只有很短期的成效，「還富於民」也需要建立「如何做」的機制。相信建制派的新一代中不少人都是如此，希望黨內能夠給予他們更多的空間，為建制派帶來新的改變，而非整日空談「改革」，或是成立一些雷聲大雨點小的「XX聯盟」。
張炳良指出，作為政黨就一定需要政治論述，需要用有力的論述去支持政綱。他表示，香港政治制度還未能達至成熟，無法像西方社會一般，以對不同社會民生政策的取態來區分不同的政黨：「目前，我們的黨派，比如民主派和建制派最大的區別，大家不會想到他們對經濟發展的主張、土地的使用，而是用其對北京的態度來區分—就是停留在這個很簡單的層面。」
由此可見，無政治論述，並非只是民建聯或整個建制派的問題，而是大部份黨派都缺失的一部份。
上文節錄自第235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0月12日）《 政黨建議之「最」背後 政治論述離地、短視、空洞》。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