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慈善資本主義 富豪捐款也講求回報？
「慈善資本主義」算是頗為新穎的概念，首先在2006年由《經濟學人》編輯Matthew Bishop提出，兩年後，他進一步闡述概念，並寫出《慈善資本主義︰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Philanthrocapitalism: How the Rich Can Save the World），諷刺的是，成書之時正是金融海嘯前後，富人似乎沒有成功「拯救世界」。
撰文︰羅乃智
在書中，Matthew Bishop梳理出西方民間慈善的五個主要年代：第一個年代始於十七世紀初，資本主義漸趨成熟，改變財富分配方法，導致人類社會首次出現平民出身的富人階層，拉開民間慈善的序幕；英國亦於1601年制定《慈善用途法》（Charitable Uses Act 1601），亦稱為Statute of Elizabeth，成為史上最早的慈善法。第二個年代是十八世紀初期，歐洲經歷一連串動盪後漸趨穩定，亦開始出現股份有限公司（joint-stock company），加快財富累積，為民間慈善的興起注入動力，英國慈善家們流行興建醫院便是一例。
第三個年代是十九世紀中葉，英國進入維多利亞時代，工業革命成效顯著，歐洲資本家財富增長日豐，社會分化漸現，為民間慈善提供誘因及舞台。第四個年代發生於二十世紀初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漸轉移至北美，超級富豪陸續在美國誕生，石油大亨John D. Rockefeller、鋼鐵大王Andrew Carnegie、汽車大王Henry Ford等相繼成位慈善基金會，當中Rockefeller的人生目標是「盡力地賺錢，盡力地存錢，盡力地捐錢」，成為時代標誌。
Andrew Carnegie在1990年發表的《財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最具象徵意義，他認為富人應善用財富幫助社會朝更好的方向發展，金句眾多的他曾說：「一個人死的時候如果擁有巨額財富，那就是一種恥辱。」（The man who dies thus rich dies disgraced.）慈善的英語運用，也從charity變成philanthropy，早期「施捨」的味道慢慢消失。
兩次世界大戰讓民間慈善的第四個年代終結，並進入接近半個世界的冬眠期，直至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和比爾蓋茨出現，讓民間慈善再現，也逐步發展成慈善資本主義。由此可見，富豪投入慈善事業，自十七世紀以來並不罕見，只是不同時期有所起伏，行善形式也有差異。
新舊慈善家作風迥異
然而，慈善資本主義作為嶄新詞彙，尚未有清晰的定義。根據《經濟學人》出版的《經濟學A─Z速查指南》（Economics: An A-Z Guide），慈善資本主義特色之一，是「富裕的企業領袖捐出大筆私人財富，並運用自己的商業才能，投資從事創新的社會型創業者，確保他們的錢有效用於解決社會問題……由於個人性的慈善事業相對上沒有代理成本的問題，再結合慈善家的商業才能，在因應某些問題時會比傳統政府更具成效。」象徵人物之一的蓋茨夫婦，更稱此過程為「創意資本主義」。
新舊慈善家賺錢的方式頗為不同，舊經濟年代的富豪都以實業經濟為主，例如石油、鋼鐵、汽車業，新經濟下的巨豪多數是靠科技賺錢，正因如此，或多或少影響他們對慈善作用的看法。
過去的慈善家多是「捐款了事」，甚少以個人意志加諸於受惠機構，慈善機構與企業之間互不牽扯，例如卡內基捐款興建圖書館後，可以被收歸國有，當中不牽涉消費行為，也不會持續創造財富。二十一世紀「老一輩」的慈善家、以價值投資法見稱的巴菲特，捐出大部份身家給五個慈善機構（包括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以其首任妻子命名的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Sherwood Foundation、Howard G. Buffett Foundation、NoVo Foundation），然後自己繼續專注於投資事業，甚少過問慈善機構的運作及款項用途。
然而，新一代的慈善資本家作風卻迥然不同，他們講求將資本利得的精神套用在慈善事業的營運中，特別重視經營方式與管理技術，重視投資回報，務求捐款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解決他們關注的議題。
紐約城市大學社會學家Robin Rogers認為，慈善資本主義的精神在於三個M：Money（金錢）、Market（市場）、Measurement（測量）。簡單而言，富豪投放金錢於慈善活動，同時認為市場力量可以分辨項目是否有效率，重點在於，他們追求有目標且理性地運用資源，以數據分析該項目是否有成效。
Facebook首任行政總裁Sean Parker則形容為「黑客式慈善」（hacker philanthropy），企業總裁可以自由掌控資金運用，毋須像政客般受到體制如國會、官僚架構等制衡，變相隨心所欲，就像網絡黑客般，另闢途徑應付問題，分別只是黑客採用程式編碼，富豪大灑金錢。
被認為是慈善資本主義象徵人物的比爾蓋茨，在2013年的《華盛頓郵報》中撰文《我解決世上難度最大的計劃》（My Plan to Fix The World's Biggest Problems），強調測量方法對於改善人類生活至關重要，他回顧自己慈善事業的過往表現，認為新測量方法結合商業手段，世界上最貧窮人口的生活已得到迅速改善。在Netflix紀錄片《蓋茨之道：疑難解法》（Inside Bill's Brain: Decoding Bill Gates）中，不時見到蓋茨與基金會團隊開會，探討解決疾病控制（減少小兒麻痺症等疾病）和公共衞生（為缺乏乾淨水資源國家重新研發廁所）等社會問題的良方，他本人更是以大量閱讀見稱，在團隊會議中侃侃而談，發表意見，參與其中。講求回報、效率的「慈善資本主義」，漸次形成。
不過，追求效率不是毫無缺點。著有《政策贊助人：公益、教育改革和影響力政治》（Policy Patrons: Philanthropy,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Influence）一書的作者 Megan E. Tompkins-Stange重點研究美國四大教育基金會，以圖找出他們對公共政策、社區關係造成的影響，她訪問多個基金會的內部人士，他們以匿名的方式揭露基金會透明度欠奉的問題，當中被批評最多的，正是為人稱道的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她發現，基金會不單純是資助教育，更會試圖左右教育政策走向，相當具戰略意圖地制定議程（agenda setting），以按照捐款者喜好的社會秩序和變革模式來制定方針，影響政府施政。有趣的是，Megan認為如果訪問不是以匿名方式進行，將會得出完全不一樣的答案，側面反映基金會的文化。
她在接受露西葛芮妮訪問時表明，矽谷巨富的操作方式讓人擔心，因為這群二、三十歲「富裕白人小夥子」在種族、性別議題上存有盲點。誠如她在書中所言，「主導者總是白人男性工程師，而不是黑皮膚的女同性戀社區工作者」，科技人普遍擁有的救世主心態─介入、顛覆傳統、改變世界─也將導致議程出現嚴重偏差，未必可以惠及真正有需要的社群。
為制度辯護的手段
有趣的是，總部位於英國牛津的國際扶貧組織樂施會在2017年發表題為《99%人的經濟》（An Economy for the 99%）報告，明確指出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全球1%最富有者口財富，足以與其餘99%人口的財富總和拉平，與此同時，全球十強公司的收入，也超過180個最貧困國家的總收入，反映財富分布嚴重不均。報告將矛頭指向富豪及其企業，認為當企業為富人工作時，最需要經濟增長的人卻分享不到好處。為讓企業高層獲取高回報，企業不遺餘力地壓榨工人和生產者，並避免支付對每個人，特別是最貧窮的人有利的稅收。
雖然報告沒有指名道姓，卻反映近年超級富豪的慈善事業、或是企業常宣之於口的企業社會責任，均對扭轉這趨勢無甚效果。文章認為，慈善資本主義的核心，始終是資本主義而不是慈善，儘管巨富繼續捐款，哪怕是作出善意的努力，也只是為有利於富人的制度護航。
也有意見認為，慈善事業協助資本主義擴展版圖，使其跳出商業邏輯的固有框架，逐漸侵入社會、文化、政治等所有領域。這也不是表面的慈善活動，內含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儼然捐款者的意志化身。慈善事業被重新塑造，類似於創業，講求具效率、符合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
專門研究政治理論及慈善活動的美國學者Amy Schiller曾在《華盛頓郵報》詰問：如果只有富人願意捐款做慈善會如何？（What happens when only rich people give to charity?）她在文章中回答，當捐款者過度集中，只有少數組織可獲矽谷小圈子精英的垂青，變相意味愈來愈少的慈善機構可以獲得捐贈，尤其當他們各有盤算倡議時，更是難上加難。當慈善資金只是取決於富人的異想天開和個人利益，無法進入捐款者眼簾的族群，將無法得到照顧。
中美慈善性質不同
再放眼社會主義的中國，慈善之風也於近年冒起。以馬雲為例，他早年宣布，自2010年起，集團每年將營業收入的千分之三用於慈善事業，以加強環保意識、鼓勵節約和支援其他企業社會責任，次年成立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在2014年更捐款145億元人民幣，刷新中國慈善捐贈紀錄；2018年，他正式辭去阿里巴巴董事長一職，並聲稱會專注於慈善事業，故網民戲稱他從「商業馬雲」轉身「慈善馬雲」。
至於另一位中國新經濟巨富、騰訊創辦人馬化騰，雖然被批評行善起步較遲，也在2016年捐款近139億元人民幣，以支援醫療、教育、環保等範疇的慈善項目，在該年《胡潤慈善榜》中稱冠，騰訊共同創始人陳一丹也排名第二，捐款設立教育獎項「一丹獎」。在2019年《福布斯》發布的中國慈善榜中，三大互聯網巨頭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的創辦人也在十大之內，主要支持教育和扶貧兩大範疇，當中教育更佔半壁江山，中國企業家似乎樂於捐贈予母校，或設立專項教育基金。
同樣是大額捐款，同樣靠科技致富，但中國的慈善家如馬雲、馬化騰、李彥宏等，卻似乎與「黑客式慈善」沾不上邊，他們沒有試圖以創新的手法解決社會問題，更像是美國上一代的慈善家，冀為社會貢獻，並留下好名聲。
在中國的政治制度及現實下，遑論他們有着像朱克伯格般的野心，透過慈善來增加對公共事業影響力的批評。慈善資本主義來到中國，似乎也有點水土不服。
總的來說，慈善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可謂毀譽參半。批評者普遍認為，慈善資本主義讓透過不公平機制創造財富的富豪，以對自己有利的方式，將財富左手交右手，「再分配」在自己口袋中，整個過程更打着慈善這亮麗招牌，連帶讓社會責任掌握在利用社會謀取私利的人手中。難怪《衛報》專欄作家Owen Jones大字寫道：我們不想要億萬富翁的善款，我們要他們交稅。（We don't want billionaires' charity. We want them to pay their taxes.）
同時，也有人擔心企業家公關思維掛帥，借慈善為名，操控公共事業為實，擔心他們只是用錢買一個自己樂見的將來，但對扭轉財富與權力失衡並無幫助。儘管巨富們承諾贈款金額愈來愈大，達到一般人難以企及的天文數字，但也反映這個「慈善黃金時代」也是一個貧富懸殊迅速擴大的時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立錐無地」，少數人的巨富只會繼續以犧牲窮人為代價而增長。在這個立論上，慈善資本主義無異在延長資本主義壽命，甚至美化它。不過，無可否認，如果可以讓這批聰明的腦袋，以更精簡有效的行事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的話，也不失為人類的福祉─前提是，企業家們最好真心誠意以解決問題為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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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1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11日）《巨額捐款的箇中玄機 解構慈善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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