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抗疫背後 是富豪在玩「慈善資本主義」遊戲？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引致席捲全球的世紀大疫症，不但危害很多人的性命，也對社會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東西方富豪都慷慨解囊，作出巨額捐款，或用於防疫抗疫，或用於社區重建，或推動經濟復蘇等，名為「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廣獲傳媒報道，令人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掠取巨大財富的資本家慈善的一面。
說起資本主義，難免令人想起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那句：「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讓人產生負面聯想─貪婪、自私、萬惡、剝削、貧富懸殊、分配不均；相反，慈善一詞卻是象徵社會善良、慈愛的光明一面，如果將兩者一正一負結合起來，究竟會產生何種效果呢？這正是本文要解構的「慈善資本主義」（philanthrocapitalism）。
撰文︰羅乃智
新冠肺炎於多國猖狂肆虐，引致全球民眾恐慌，也激起人類攜手抗疫的鬥志和決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全球十大億萬富豪之一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以自己和妻子聯名的慈善組織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之名，向另一位億萬富豪、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旗下慈善基金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捐款2,500萬美元（約1.94億港元），投放於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療； 他在4月尾又加碼，宣布再捐1,360萬美元，以支持加快三藩市灣區的新冠肺炎病毒檢測速度和能力。
與此同時，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首席執行官Sundar Pichai表示，該集團將捐贈超8億美元，用於生產針對新冠病毒的醫療用品；Twitter創辦人Jack Dorsey也承諾捐款10億美元，用於病毒研究，佔其財富28%；Amazon及Mircosoft各捐贈250萬美元予救濟基金，為美國受疫情擴散影響的地區提供物資；總之，各出奇謀，不一而足。
歐洲及亞洲的富豪也不讓美國巨富專美，瑞典Tetra Pak創辦人的孫子Hans Rausing向支持英國國民保健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的慈善機構捐贈1,650萬英鎊；29歲的英國西敏公爵Hugh Grosvenor則直接向NHS捐贈1,250萬英鎊；早在今年1月，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已宣布捐出一億元人民幣，支持新冠肺炎疫苗研發，之後又向百多個國家捐送醫療用品如口罩、呼吸機等。至於香港，身為財富象徵的李嘉誠透過李嘉誠基金會捐資一億港元；李兆基兩名兒子則以家族名義捐出1,000萬元人民幣；其他地產商如嘉華、新世界、恒隆、九倉等，也紛紛捐出千萬元人民幣，用以支援內地抗疫。
針對這些善舉，普羅大眾當然可以理解為：這些企業希望疫情盡快過去，商業活動回復正常；然而，社會上也有另一種觀點：富豪們只是在玩「慈善資本主義」的遊戲，不值得傳媒過分美化，更不值得市民稱許。
早在疫情肆虐之前，矽谷巨富新貴已經一擲千金在慈善事業之上，成立倡議各異、目標不同的基金會，蔚然成風，彷彿富豪之間比較的，不再只是公司業績、個人財富、《福布斯》上的排名，而是捐贈多少、對社會公益有多大貢獻。理論上，富豪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算得上是美談，也非新鮮之事，為何會與「萬惡的資本主義」扣上關係？
一切要從英國《衛報》在2018年5月發表一篇名為《慈善億萬富翁的窘境》（The trouble with charitable billionaires）的深度長文談起。
慈善機構VS有限公司
這篇長文由澳洲悉尼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組織研究學專家Carl Rhodes與英國艾塞克斯大學管理學專家Peter Bloom合撰。事緣於2015年12月，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與妻子Priscilla Chan發公開信予呱呱落地的兒子Maxima，承諾將在有生之年，將自己持有的99％ Facebook股份，捐贈給以「提升人類潛力、促進平等」為使命的機構，作慈善用途。鑑於這些股份的市價在當時相當於450億美元，故引起廣泛討論。
朱克伯格由公開捐款、到後來創立倡議性組織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廣受注目，Carl Rhodes及Peter Bloom便是其中兩人，該文一言以蔽之：企業總裁不再滿足於賺錢及擴展商業版圖，漸露控制公共事業的野心，慈善則成為達成目的的絕佳手段。
該文認為，朱克伯格在給兒子的公開信中，行文用字間予人他打算向慈善機構捐贈450億美元的錯覺，卻原來這筆龐大捐款下成立的不是非牟利慈善基金會（not-for-profit charitable foundation），而是自己另立的有限責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兩者在法律涵義上有天淵之別，尤其在稅收方面，有限公司的法律地位，讓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大可任意投資其他公司、遊說立法，甚至保留政治捐款的權利。這個倡議組織也不會限制這位年輕億萬富豪如何運用金錢，他本人既是捐款者，也是老闆，擁有絕對話語權。
誠如普立茲新聞獎得主、調查記者Jesse Eisinger所言，此舉除了讓朱克伯格的金錢由左手交右手而毋須繳稅*外，也為Facebook帶來顯著的公關效果。
此外，打響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頭炮的，是試圖解決三藩市房價昂貴的難題。朱克伯格聲稱要投放300多萬美元，作為住屋補貼，以解決矽谷住房危機。
諷刺的是，三藩市房價高漲至一般市民難以負擔的水平，正是由於Facebook等科技公司蓬勃發展所致，而300萬元的補貼除了微不足道、無法解決本質問題以外，最終受惠的也會是矽谷工作者。
注︰美國的遺產稅以高額累進見稱，明文規定如果遺產達到300萬美元以上，稅率接近55%至75%，受益人也要先繳交遺產稅；方可繼承財富，有些州份甚至會對繼承者再次徵稅。
美國雖然沒有專門、獨立的「慈善法」，相關的規定及條款散見於憲法、稅務法、公司法、僱傭法等法律當中，卻是早期給予慈善組織稅務優惠待遇的國家。1913年，美國稅法容許向獲認證的慈善組織捐款的公司可獲免稅安排。
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繳交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或利得稅的捐款人，可將認可慈善捐款申請扣稅，總額最高可達應評稅入息或利潤的35%。
難怪朱克伯格遭到批評，他只是解決自己公司製造的問題，試圖掩蓋資本主義造成的困境，以及以慈善為名，為圈內人謀福祉。
Carl Rhodes及Peter Bloom在該文章並沒有抹殺朱克伯格動機中包含慷慨捐贈、追求人類福祉等元素，畢竟美國人捐款成風，根據最新的《美國慈善年報》（Giving USA Annual Report of Philanthropy），2018年全美個人慈善捐贈總額約2,920億美元，但兩位作者卻冷冷地指出，朱克伯格因此在稅收、商業以及政治利益上的收穫巨大；這種對慈善的重新理解和包裝，無啻是「行政總裁社會」（CEO Society）的象徵─將企業領導者的價值觀硬套在社會不同範疇發展之上。他們後來更合撰《CEO Society: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Everyday Life》一書，進一步闡述其觀念。
《矽谷帝國：商業巨頭如何掌控經濟與社會》作者露西葛芮妮（Lucie Greene）受該書啟發，明確表示由於矽谷的慈善活動大都是這類「有限公司」主辦，法例上無法要求他們向公眾披露其捐款數目或其他任何信息，其行為更不受公眾監督、質疑或挑戰。按照企業家的說法，這樣他們就可以採取更有創業精神的方式來做慈善。此外，她也開始留意朱克伯格的動靜，這位未來學者在書中多次暗示，朱克伯格將來有意競逐美國總統寶座，Facebook會成為其最佳宣傳平台。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朱克伯格每年都會為自己訂下目標，例如學習中文、成為素食者、每個月讀兩本書等。在2017年，其目標是「挑戰遍訪美國每一個州，了解真實的美國人」。如果他是總統候選人，此舉當然正常不過，但作為企業創辦人，卻屬異常之舉，外界對於朱克伯格有意角逐公職的猜測和熱議，馬上達到頂峰。
事實上，自2014年開始，朱克伯格在公共領域展現的形象，開始出現微妙變化：有意無意將自己打造成智商高超但平易近人的住家男人，也經常發布家中小狗及女兒的照片，塑造自己為暖男慈父。加上Facebook在美國總統大選及英國脫歐事件中發揮的影響力，已隱然教人不安，如果朱克伯格有意將海量數據用於選舉戰，效果之瘋狂，可想而知。
如果葛芮妮的推測正確，那麼，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這個號稱「重視推動科學、醫療、教育研究等解決方案」的機構，究竟算是慈善組織，抑或是為總統候選人洗白鋪路、建立形象的超前操作？
繼續閱讀︰解構慈善資本主義 富豪捐款也講求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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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1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11日）《巨額捐款的箇中玄機 解構慈善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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