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國家深化改革，香港喜迎機遇？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早早定為「全面深化改革」，5000餘字的會議公報裏「改革」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53次）也就不讓人感到意外。會前在官方輿論造勢中，「改革」也是當仁不讓的熱詞。但在香港，即使對三中全會的重要性並非毫無認知，「改革」的存在感卻低得可憐，特區政府各主要官員回應三中全會公報時，強調的都是國家推進改革為香港帶來重大發展機遇，香港要以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言下之意似乎是，全面深化改革是國家推進的大事，香港從中受惠，也可「助力」，但改革本身與香港沒有多少關係。

這其實符合外界（包括香港）對「改革」的長期認知。自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以來，改革成為中國革新經濟與社會體制的代名詞，彼時中國社會貧窮落後，政治與經濟體制不成熟，因此需要改革，而像香港這樣已步入「發達」的社會，則是它的學習對象。一言以蔽之，不發達的社會才需要改革。

中國的發展成就早已證明這種狹隘的理解何等偏頗。中共的三中全會決定中國長期社會與經濟政策總方向，自1978年以來，「改革」這個關鍵詞在同一場合中從未缺席，即使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四十六年來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早已告別一窮二白局面，成為科技大國，但中共仍在強調改革，這說明改革絕不僅僅是從落後到先進，而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中共結合中國本身的實踐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國方案」，則說明了中共並不認為改革是中國獨有特色，而是國家與社會治理的常識。

隨着西方與中國經濟實力與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此消彼長，西方政商學術對中國治理理念日益關注，當中不乏以中國改革為參照者反思西方衰落原因的論述，即使在意識形態上仍要強調西方優越性。美國現任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去年2月在華盛頓智庫發表「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地位」演講，主張美國全面改變經濟思維、恢復產業政策，便被不少論者視作仿效中國的改革檄文；剛獲正式提名為特朗普大選副手的萬斯（J.D. Vance）雖然高舉「反華」旗號，但這名來自美國「鐵鏽帶」的政治新星也曾直言中國「修路修橋及讓窮人有飯吃」的外交政策遠比美國可取。

當連這些真正的外人都能意識到改革不是中國才需要做的事情，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已無疑念的香港卻在國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關頭缺乏談論改革的熱情，怎能說得過去？

不慣談論改革當然不全是香港的錯。無論是四十多年前的「四項基本原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還是現在的「五位一體」「四個全面」，中共的話語體系始終獨樹一幟，難為外人道。二十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一脈相承，提煉出「七個聚焦」。顧名思義，它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焦點，當中包括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等等，放在香港既有的「一國兩制」思維框架解讀，難免會得出與香港沒有關係的結論，但公報也明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治理是任何政府的根本責任，無所謂「兩制」之分，現屆特區政府把着力提高治理水平列作首要施政方針，潛在意涵理應包括改革。

「國家深化改革，香港喜迎機遇」這個說法並沒有錯，但機遇需要創造。如果香港本身就具體讓機遇發揚光大的充足養份，可以「躺贏」，當然皆大歡喜，然而人人都知道事實絕非如此。此次三中全會公報裏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系統部署，諸如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以至深化教育綜合改革、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其實也是近期香港社會探討「拼經濟、惠民生」的焦點議題，換言之，也是政府需要着力推進的。

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將在數日內發表，按照新形成的慣例，中央隨後將會派遣相關官員專家到香港宣講，特區政府、政黨與不同社團組織也將舉行各種研討會學習貫徹會議與決定的精神。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強調：「我們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一切改革歸根結柢都是為了人民，是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三中全會發出的召集令擲地有聲，香港要學習什麼貫徹什麼已是不言自明，治港者是時候提出香港自己的「全面深化改革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