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為什麼需要認識國家發展成就？

內地網民炒作「香港金融中心遺址」打卡點，在香港社會一石激起千層浪，挑動了政府與商界神經。類似關於香港的「沒落論」近年並不少見，近日便另有聲音在哀嘆香港又有「一個時代終結」，導火線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提出拆掉香港文化博物館，騰出場地重置香港科學館，再把科學館現址改建為國家發展與成就館。

文體旅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解釋，國家發展與成就館必須便利市民與遊客前往參觀，必須有足夠空間以涵蓋不同內容。這些理由都無可厚非，但是，為此而提議遷移科學館、「殺死」文化博物館，箇中邏輯卻讓許多人摸不着頭腦，甚至有評論質疑想出這個方法的人是「低級紅高級黑」。

除了遷館殺館，還有升格選項

按入場人次計算，科學館是香港最受歡迎的博物館，每年吸引逾百萬參觀者，可說是本港中小學以至幼稚園推行科學教育活動的指定地點，文化博物館表現遜色一些，也超過45萬，兩者顯然都在發揮其應有的社會作用。本屆政府提出制訂十年藝術設施發展藍圖，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增加本地博物館數目，如今新館未建反而先提「殺館」，當然難以服眾。即便當局強調現時科學館場地空間不夠，遷移重置可以增加容量以豐富其功能，然而科學館本就有擴建規劃，重置意味着原有規劃作廢，而拆掉文化博物館以建造新的科學館，會否造成一個長時間缺乏科學館的空窗期？與特區政府加強創科發展的政策目標會否顯得背道而馳？

如果交通便利度是一項指標，以主要公共交通工具港鐵為參照，現有的科學館離最近的尖東站步行路程約10分鐘，離尖沙咀站距離約15分鐘，而從沙田站或大圍站步行到文化博物館，也只需要10分鐘左右的時間。尖沙咀當然是市中心，但大圍一個大型樓盤當初開售時，可也是標榜位處「香港正中心」的。

為籌建國家發展成就館而提出「遷館」、「殺館」，突顯特區政府對這項工作很重視，也很着急。文體旅局表明，設立專館展示國家發展成就的目的是「增強市民對國家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以及準確和全面地向市民展示國家發展的歷史和資料」，尤其着重以讓青少年了解和接受的手法介紹國家發展的歷史及在不同領域偉大成就，從而加強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和歸屬感。經歷過2019年的嚴重社會失序後，普羅大眾對當局急於端正香港社會的國家意識不應感到意外；香港必須積極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亡羊補牢，也確是全面正確理解與實踐「一國兩制」的重要基礎。時間不等人，如果真想盡快見到結果，與其煞費心思機遷館拆館建館，何不直接把香港文化博物館升格為國家發展與成就館，讓它更快發揮作用，更能「提質提效提速」？

國家發展成就，不乏香港參與

香港文化博物館的建築設計參照了中國傳統的四合院佈局，先不論館內展覽的定位是否不夠清晰，博物館外形畢竟讓人一目了然，知道它與中國的文化、歷史很有關係。當然，博物館更需要的是內涵，文體旅局認為文化博物館現時的展覽更適合歸入「特定的館」，不知有沒有想過這當中其實就可以包括歸入國家發展與成就館？文化博物館裏的金庸館是全港唯一可以讓公眾追溯已故文壇巨匠金庸生平事蹟的專題展廳，就具有提升為說好香港在國家發展中角色的故事的潛力。

金庸除了以武俠小說聞名於世，也在香港政治發展過程中留下厚重的痕跡。他在1981年訪問北京時獲得鄧小平接見，成為彰顯香港在國家發展進程中特殊地位的一個縮影。他曾形容這次行程讓他對「整個中國樂觀」，「中國既然在今後一段長時期中要全力發展經濟，自然期望今後香港在長時期中對中國的經濟作出貢獻。香港今後長時期的繁榮與穩定，對於中國是絕對有利的」。不過，在目前的文化博物館金庸館裏是無法深刻感受到這層歷史意涵的，因為正如當局所說，該展廳的內容更適合放進「流行文化館」。問題是，為什麼在記述像金庸這樣的人物時，只讓人看到了他「流行」的一面，而從他們身上所能展現的香港與國家的獨特聯繫，卻像房間裏的大象被視而不見？

若要以人物事蹟串聯出香港與國家發展歷程的關係，金庸肯定不是最具代表性或劃時代意義的，但他畢竟因為譜寫了武俠小說的盛世而在博物館裏留得一席之位。更多的人早已被埋沒在歷史的泥沙裏。《香港電台》正在播映的《憲法傳萬家》第三季給我們作了一個提醒，無論是國家現代法制的形成、政治制度的建立、教育的發展，甚至是建國初期國徽的製造，香港都未曾缺席，許多生活於不同時代的香港人，都在國家發展的歷程中留下了烙印。有人的故事最容易打動人心，文體旅局文件表示會在國家發展成就館的不同範疇加入與香港相關的情況，是否也會挖掘一個個活生生的好故事，讓參觀者更能感受到國家發展如何與香港息息相連？

發展的硬道理，香港自己懂嗎

顧名思義，國家發展與成就館必然需要說好國家如何理解「發展」，需要說清楚鄧小平率先提出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如何推動中國在短短數十年間實現脫貧目標，邁入小康社會。發展這個硬道理如何改變中國，沒有親身經歷內地變化的人未必能夠深刻體會，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張青松早前倒是在香港給出了港人一聽就會懂的說明。他指出，內地人均居住面積在2020年達到41.8平方米，接近發達經濟體水平。令人很遺憾的是，張青松說的「發達經濟體」肯定不包括人均財富名列全球三甲的香港。若作進一步比較，內地各地區中人均居住面積最小的是上海，僅有32.8平方米，但放在發展的脈絡裏看卻是一項巨大的成就——1990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積只有6.6平方米，三十年間增加了近四倍。香港呢？ 1990年人均居住面積136平方呎，約是上海的兩倍；三十年後升至172平方呎，只剩上海的一半。

金庸當年訪問北京後如此總結他對香港未來的看法有何改變：「我更加覺得，香港人如想長期維持現狀，大有更加『好自為之』的必要」，「經濟需要更加健全，大家拼命在地產上賺錢的行徑終究是行不通的，因為這在破壞香港經濟」。放在四十二年後的香港看，這些判斷仍然顯得相當「貼地」。國家確實有許多發展成就應該讓香港人知道，但國家的發展故事香港過去不曾缺席，現在與將來也不應該缺席。在說好國家發展成就的同時，香港能夠補牢自己還未說好的故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