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政壇為什麼出了尹錫悦？

戒嚴鬧劇落幕後，韓國國會在12月14日以204票贊成通過對總統尹錫悅的第二次彈劾動議。

消息一出，場外反尹民眾歡聲雷動，只是後續發展似乎持續歹戲拖棚：尹錫悅聲稱不會迴避法律責任、卻不斷拒收傳票；負責審理罷免案的9名憲法法官中，有3人任期屆滿離職，韓國朝野卻在任命新法官上莫衷一是，執政黨國民力量主張除非總統職務空缺，否則代理當前權限的總理並無資格任命法官，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則反駁，這是執政黨的刻意拖延。

顯然，尹錫悅之所以負隅頑抗，不只是個人的權欲戀棧與不甘使然，更有執政黨的暗中支持，目的就是不讓在野黨「贏得太順利」。

而回顧整場戒嚴鬧劇始末，從尹錫悅強渡關山失敗、到韓國朝野的彈劾角力，其實都凸顯韓國的制度問題。如今尹錫悅豪賭失敗，面臨清算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下一幕，但制度無法限制權力、甚至激化矛盾的根本症候，恐怕會在韓國未來持續重演。

總統獨裁的危險基因

回顧韓國總統制的演變，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橫跨了第五共和、第六共和兩個歷史時期，且與最早實行總統制的美國相比有所不同：韓國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但不設副總統，而是設國務總理來協助總統工作、統籌內閣閣員；總統不能連任，實行單任制。這些規範當然有其歷史淵源，就是希望杜絕總統獨裁的危險基因。

首先是1980年10月27日，全斗煥政府正式頒布新憲法，在三個層面上改革了韓國的總統制。

第一，總統任期為7年，實行單任制，且憲法還新增「為延長總統任期或總統連任而進行修憲時，現職總統必須除外」的條文，有利政權和平交替，從而推動韓國的民主化進程；第二，總統的解散國會權受到限制，不再像《維新憲法》中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第三，總統的「非常措施權」被削弱，規定在採取非常措施時，需要馬上通知國會並獲得批准，如未獲得國會批准，非常措施會立即失效。

不過有趣的是，前述改革看似具有美式民主特徵，實踐上卻還是全斗煥的個人獨裁。例如，雖然總統的非常措施權雖在法理上受到國會限制，但在政治實踐上，總統仍能夠在內政、外交、國防、經濟、司法等所有國政領域採取必要行動，且總統的戒嚴權依舊沿襲《維新憲法》中的相關條文，早在1980年，全斗煥就曾發佈戒嚴令，禁止全國一切政治活動、拘捕民主活動人士，來為自己的上台作準備。

整體來說，全斗煥體制其實還是乘載了朴正熙時期的權力邏輯，總統既是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又是執政黨總裁，國家所有大權都集中在總統手中，國會、法院等國家機構無法對總統產生有效制約，反而進一步強化了總統的絕對權威，第五共和國也因此成為立足於軍隊支持的獨裁體制。

一直要到1987年6月29日，盧泰愚發表著名的「6·29民主宣言」，韓國再度修憲，現行總統制度才獲確立。而為避免總統獨裁情況再現，這次修憲大幅限制了總統權力。

第一，總統任期縮短為5年且不能連任；第二，總統由國民以普通、平等、直接、秘密選舉來選出，這在有力提升政權合法性的同時，也能讓人民憑藉選票來監督執政黨和政府；第三，總統行使職權的文件需國務總理、相關國務委員副署，包括軍事事務，這就要求總統在處理重大國事時充分聽取其他行政高級官員的意見，從而增強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避免總統大權獨攬。

第四，總統在國家面臨重大危機而行使緊急處置權時需滿足「沒有多餘的時間可等待國會召開」這一先決條件，只可做出最低所需的財政、經濟處分或發佈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第五，憲法就總統實行戒嚴權的相關條文在措辭上更加慎重，具體為「因戰時、事變或相當於此的國家非常事態，有必要使用兵力應付軍事需要或維持公共秩序時，總統可宣布戒嚴」；第六，總統解散國會的權力被徹底取消，增強國會運轉的獨立性，國會也更能發揮對政府的監督作用。

以上種種，基本是對總統獨裁的進一步根絕，特別是在行使關乎整個國家命運的緊急處置權和戒嚴權上，又加諸了更多限制。但即便如此，還是不能阻止尹錫悅孤注一擲，仿效朴正熙、全斗煥發動軍事政變。顯然，總統獨裁的危險基因還是無法被徹底消除。而導致這個結果的關鍵，除了尹錫悅本人「狗急跳牆」外，制度同樣扮演角色。

是什麼讓總統決定暴走

首先，即便經過修憲、加諸各種限制，韓國總統的權力依然偏大。

表面上來看，韓國施行的是三權分立，總統掌握行政權，國會掌握立法權，法院掌握司法權，但受歷史文化、現實政治等因素影響，韓國的三權分立其實並不完善，總統依然位高權重。

例如，韓國行政系統內部不設副總統，而是設置國務總理這一職位。根據憲法規定，國務總理輔佐總統，受總統之命統轄行政各部，擁有總統文件副署、提請國務委員、代總統召開國務會議、發佈總理令、以第一順位代行總統職權等權力。理論上來說，國務總理應該能對總統形成制約，但在現實政治中，韓國總理其實更接近內閣首席部長，無法與總統相抗衡，甚至要為總統的失誤買單，例如李明博時期的韓昇洙總理就因「牛肉危機」辭職，朴槿惠時期的鄭烘原總理也因「世越號沉船事件」下台。

再來，雖說韓國國會掌握立法權，但韓國總統不是沒有干預管道。根據韓國憲法第52條，以總統為首的政府也可以提出法案，這必然削弱國會地位和權威；同時，總統也可以通過任免國務總理、國務委員、行政部長、幕僚等職務來控制自己的所屬黨派，特別是當總統所屬的黨派為國會多數黨時，總統對國會的影響力就更加巨大。而對於違反憲法和法律、已經無法履行職務的總統，國會雖可以提出彈劾，但彈劾案的提出條件相當苛刻，需要國會在職議員2/3以上同意才算通過。

整體來說，即便經歷修憲，韓國總統所受的現實制約還是有其極限。當然，韓國總統與國會任期的不同步，仍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總統權力。

根據韓國憲法規定，國會議員任期為4年，總統任期為5年，兩者注定無法完整彌合。當總統施政不力、民意支持率低迷，執政黨就可能在國會選舉中失利，從而喪失席位優勢，導致「朝小野大」的政治局面。例如1988年-1990年的盧泰愚政府、1996年-1998年的金泳三政府、1998年-2003年的金大中政府、2003年-2004年的盧武鉉政府、2016年-2017年的朴槿惠政府、2017年-2020年的文在寅政府以及當今的尹錫悅政府。

只是「朝小野大」雖能限制總統擴權，卻也會加劇總統與國會的矛盾，導致總統施政受阻，而朝野各黨為了下次總統選舉，也容易形成保護總統、攻擊總統的兩個陣營，雙方人馬為了支持而支持、為了反對而反對，導致朝野對話及合作變得極其困難，也拖累政府行政效率。

金大中時期就是典型案例，他當選總統時恰好碰上第十五屆國會任期，在野的大國家黨掌握過半席次，導致金大中的總理提名空轉半年；第十六屆國會選舉過後，在野的大國家黨同樣掌握過半席次，又再度封殺他的總理提名。盧武鉉時期同樣不遑多讓，適逢第十六屆國會任期中間，在野的大國家黨掌握過半席次，加上盧又與原屬金大中的新千年民主黨分裂，使得在野聯盟取得2/3以上席次優勢，盧武鉉也成為首個被國會通過彈劾的總統，只是後來憲法法庭拒絕國會的彈劾請求，盧武鉉才又成功復職。

而前述案例雖沒有引發顛覆民主的危機，卻揭示了潛在風險：「朝小野大」一旦形成激烈的政治對立，總統就容易陷入執政危機，逐漸失去對於國家政治的主導權；如果這種情況遇上自負又喜歡走極端的總統，就可能誘發直接沒收民主的危險操作，例如尹錫悅。

聚焦尹錫悅的戒嚴鬧劇，前述要素其實都扮演一定角色：尹錫悅孤注一擲「戒嚴」的重要背景，就是國會大選後出現「朝小野大」的局面，反對黨多次阻擾預算法案等關鍵法案通過，甚至已在準備彈劾尹錫悅；但即便「朝小野大」已經成形，反對黨還是沒有佔據國會席次的三分之二，尹錫悅又能通過防長調動軍隊，這或許就是尹錫悅鋌而走險發動戒嚴的底氣之一。

也就是說，尹錫悅的初始盤算可能是：發動戒嚴後，只要軍隊強渡關山攻入國會、阻止表決，即便這場戒嚴名不正言不順，也能以暴力鞏固已經戒嚴的既定事實，瞬間解決自己所有政治危機，當然能撐多久就不一定了；但如果軍隊不敢用強、生米無法煮成熟飯，尹錫悅也研判執政黨出於選舉考量，不會拋棄自己、倒戈加入在野黨的彈劾案。

平心而論，從第一次彈劾動議失敗、第二次動議僅有12人倒戈來看，尹錫悅的自信不能說毫無根據，因為執政黨顯然不願在野黨得利；而從朝野眼下圍繞大法官任命彼此糾結來看，尹錫悅與執政黨顯然希望轉移戰場，到憲法法庭繼續這場權力的保衛戰，並且重演盧武鉉過去「起死回生」的成功經驗。

當然不論最後彈劾是否成功，尹錫悅的政治名譽基本算是徹底破產，能撐到現在全靠厚臉皮，以及利用執政黨「不願在野黨好過」的心態。但前述制度問題，不僅是所謂「青瓦台魔咒」的重要根源，恐怕還將持續攪動韓國的政治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