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看中共百年・七｜從支持台獨到一國兩制 中共對台的變與不變
中共自1921年建黨百年至今，看待台灣的立場有數度變化。
在受到共產國際支持下的建黨初期，面對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曾支持台灣獨立自治、希望台灣能夠脱離日本殖民統治。當日本戰敗、台灣光復，發生二二八事件後，在延安的中共則發表聲明支持台灣人民「起義」、甚至「獨立」。國民黨撤退台灣後，中共則喊出了「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
此後中共在其「一中」原則之下，從武力解放台灣，到「葉九條」轉變為和平統一，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習近平則更進一步提出「兩制台灣方案」。
中共建黨百年來不同的台灣立場，映照時代變化，一方面是中共遵循共產國際的各國無產階級「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心路歷程。
中共曾經「支持台獨」
若從當前的兩岸局勢出發，恐怕很難想象將近百年前的中共，曾經站在支持台灣獨立的一方，不過這必須從當時的時空環境與背景做解讀。
基本上，中共建黨至1928年中共六大召開，彼時的中共一直受到以蘇聯為核心的共產國際勢力與理念的影響。因此，列寧（Vladimir Lenin）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和共產國際二大制定的《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就成為中共極為重視的指導原則。
有着上述的背景，當1928年4月台灣共產黨（當時隸屬於日本共產黨底下）在上海成立，其政治綱領中明白寫着「樹立台灣的獨立民主政府」、並高呼建立「台灣共和國」時，出席指導的中共代表不但不反對還表達支持，因為台共要的是「獨立於日本殖民統治」，這就清楚表明當時中共依循的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自救的原則」，而台灣是由日本殖民統治的一塊殖民地，當時台共追求台灣獨立，自然沒有牴觸中共的邏輯。
到了1928年7月，中共《中央通告》第54號中提到中國應要從日本收回山東及滿州的主權，但並未提及台灣；事實上，在當時的許多中共文件中，台灣人、朝鮮人與安南人，經常都被視作單一的被壓迫民族相提並論，中共當時多強調三者皆曾受到中華文化影響至深，但基本上不把台灣放在「中國」之內。
抗戰前夕的1936年，毛澤東在接受斯諾（Edgar Snow）訪問、後來編成《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的書中提到「不過，在我們恢復了中國失地的獨立以後，如果朝鮮人要掙脱日帝國主義的鎖鏈，我們對他們的獨立鬥爭將加以熱情的援助，對於台灣也是如此」，同樣是站在脱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意義上支持台獨。
抗戰中的1941年，周恩來在「民族至上與國家至上」一文中説到，「也正因為我們反對別人侵略，所以我們必須同情於其他民族國家的獨立解放運動；這不僅朝鮮、台灣的反日運動，巴爾幹、非洲民族國家的反德意侵略，我們應該贊助，便連印度、南洋等地的民族解放運動，我們也應同情」，足見當時中共將台灣的反日運動，視為全世界獨立解放運動之一。
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照理説台灣已經「回歸中國」，但當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時，毛澤東在接受《解放日報》訪問時還稱「我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部隊，完全支持台灣人民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鬥爭。我們贊成台灣獨立，我們贊成台灣自己成立一個自己所要求的國家」，毛澤東當時或許仍將台灣當作一個「被壓迫的民族」看待。
國民黨撤退到台灣：武力解放、和平解放到和平統一
不過，上述這種狀態，在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及至國民黨政權潰敗到台灣後，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由於二戰後國民政府已經將台灣納入麾下，實質意義上台灣就重新成為「中國」的一份子；再加上1949年後國民黨全面撤退台灣、將台灣當作「反共」的最後一塊基地，因此中共必須一改過去日據時期支持台灣自治甚或是獨立的想法，希望能將台灣收入囊中，這才代表「中國真的完成統一」。
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這不但是中共首次提出要「解放台灣」，更是要以「武力解放台灣」。
從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軍委對武力解放台灣進行了嚴肅的籌劃，當時規劃由「開國十大將」之一的粟裕負責解放台灣戰役的作戰指揮。然而，1949年10月爆發的金門「古寧頭戰役」解放軍敗退，不僅給了國民政府喘息的空間，1950年中爆發的韓戰，又讓中共軍隊分身乏術，一時半刻難以武力解放台灣。
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不要四面出擊」一文中提到，不要四面出擊、不可樹敵太多，要做好工作讓工人農民擁護中共，而讓大部份民族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不反對中共，就能孤立台灣的國民黨反動派，某種程度上來説，雖然一面號稱要武力解放台灣，但中共更希望通過「做工作」讓國民黨自然而然失去支持。
1955年1至2月間，解放軍佔領了—江山島和大陳島。到了1956年10月，中共國防部接連發出兩篇「告台灣同胞書」，兩篇文告挑明台灣遲早會被美國拋棄、不希望台灣屈服於美國壓力喪失主權；更喊話台海問題是兩岸自己的事，應藉由談判停止戰火，「究竟以早日和平解決較為妥善」。
由此也可看到中共的彈性，打是為了談，談就是希望兩岸和平解決紛爭，從中顯見中共「和平解放台灣」的企圖。
1959年，毛澤東在與古巴等國共黨代表談話時説道，台灣問題很複雜，幾年不收回台灣也不要緊，他認為美國試圖操弄「兩個中國」，但毛強調，他跟蔣介石有個共同點，就是反對兩個中國，同時他亦再次向國民政府喊話談判。到了1960年10月與斯諾的會談中，毛澤東仍然強調談判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性，但他也説台灣問題可能要「攪很長的時間」。
爾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中國大陸內部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挑戰，1966年還開啟了十年文革，使得台灣問題一時之間較少受到關注。直到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訪華，訪問結束前，雙方發表「上海公報」，此後中美關係持續往正常化方向前進，美軍也陸續撤離台灣。
1979年元旦，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提及兩岸「三通四流」、「對等談判」，並建議國共再次合作，中共並表示將停止對金門馬祖的炮擊。由此展開「和平統一」政策的圍欄。
改革開放：一國兩制
1979年元旦，鄧小平表示將把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任務提上具體日程，當日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也喊話國民黨政府，統一中國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應儘快結束分裂局面，統一中國；一方面宣佈停止自1958以來對金門的炮擊行為，並提出結束兩岸軍事對峙、開放兩岸「三通」、擴大兩岸交流等方針。
1981年10月1日，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葉劍英提出「有關和平統一台灣的九條方針政策」（俗稱「葉九條」）。在葉九條中，中共表示國共雙方可以對等談判；雙方也可在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遊及開展學術、文化、體育交流達成協議；統一後的台灣可保留軍隊，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特別自治權；統一後台灣能保有原有制度與對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台灣政治人物也可加入全國性領導機構；並且歡迎台灣民眾工商業人士赴陸投資定居；更喊話台灣各界提供統一建議、共商國是。
1983年鄧小平在與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對談時表示，「和平統一」是國共的共同語言，但這不是誰吃掉誰的問題。鄧小平稱，兩岸統一後台灣可實行與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需到北京，還可以擁有不至於威脅大陸的軍隊，大陸亦不會派遣任何人員駐台，台灣黨政軍都自己管，甚至中央政府還要留個位置給台灣。鄧小平強調，和平統一需要一定時間，但仍希望早日實現。
1984年6月，鄧小平在與香港工商界訪京團人士會晤時，首次提出關於「一國兩制」的説法，當時主要是針對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的制度安排做出計劃，但隨後也成為大陸對台灣與澳門的重要主張。對台灣來説，更重要的是，北京更開始着重「只要認同一個中國」，兩岸什麼都可以談，此項主張並一直從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延續到習近平。
習近平：兩制台灣方案
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1997年中共十五大、與2002年中共十六大中，江澤民的報告都稱兩岸「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到了胡錦濤時期，在2007年十七大報告與2012年十八大報告中，則分別調整為「台灣任何政黨，只要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以及「對台灣任何政黨，只要不主張台獨、認同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他們交往、對話、合作」。
習近平在2017年十九大的報告中，則表示「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雙方就能開展對話，協商解決兩岸同胞關心的問題，台灣任何政黨和團體同大陸交往也不會存在障礙」。
習近平將九二共識放入報告中，一方面是台灣在2016年由民進黨籍的蔡英文執政後，始終不願正面承認九二共識，自我閹割掉2008年至2016年兩岸互動交流的基礎；再來，習近平也是要提醒蔡英文政府，只要願意重新回到九二共識的立場上，兩岸還是什麼都可以談。然而，蔡英文政府非但不願接受習近平的提示，還一而再再而三攻訐九二共識與「一個中國」。
2019年於《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紀念會上，習近平提出「習五點」，他除了説「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外，還認為「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達成『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並表達出要「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更罕見批評「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
從習近平日益緊縮的對台方針來看，的的確確中共當前已不像過去毛、鄧、江、胡時期對兩岸統一多抱持着不急於一時的想法，特別是在蔡英文政府極力向美國靠攏之時，如今又即將迎來中共建黨百年與中共二十大。
對習近平來説，若「放任」台灣與大陸越走越遠，除了再次高舉武力外，恐難達成兩岸統一的目標，因此他必須通過各種和平手段給蔡英文政府壓力，近兩年來甚至輔以許多日常性的軍事行動，告訴台灣「武統始終都是個選項」。
對現在的台灣來説，整個社會已被民進黨政府操弄成為反中抗中意識形態製為主流的情況，但這種情況持續發展下去，對台灣來説風險只會急遽增加。政治領導人與社會都必須瞭解，人民能夠安居樂業才是最終目標，如果讓台灣陷入戰亂風險，是所有人都要陪那少數人一起陪葬，到頭來只會得不償失。
中共百年黨慶之際，台灣政黨與社會對此普遍無感與無語。但中共百年的論述與作為之中，台灣問題卻是躲也躲不掉的重中之重，如何理解中共百年的意義，對台灣來説更是涉及安身立命的大問題。本組議題將站在台灣的視角，去提問中共百年對於台灣的意義與影響，從政治、經濟、理論、思想面貌、歷史與訪談等多重角度，組成台灣應有的中共百年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