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看中共百年・三｜一個民主 各自表述
同樣是中文，但兩岸對政治現代化有關的許多詞彙，都有着相異的見解，其中尤以「民主」一詞最常充斥於兩岸的口水戰中。例如近日國台辦批評民進黨政府「慣於打着民主幌子招搖撞騙」；民進黨則反擊中共，「中國式民主」才是打着民主旗號行專政之實的「掛羊頭賣狗肉」。
從歷史發展來看，兩岸各政黨都自稱代表「民主」，但為何一個「民主」，兩岸見解會如此不同？
中國大陸：從豆選到民主集中制
在中國大陸，民主的意涵深受馬克思主義與列寧的政治理念、以及中共自身的政治發展影響。早在1927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就明確規定：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1945年七大黨章規定，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可以這麼説，民主集中制就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與「全黨服從中央」的集合。
1940年代抗戰期間，中共曾在根據地推行以「豆選」為名的秘密投票制度，據此選舉出基層政府組織的幹部，並爭取根據地民眾支持。然而，這類秘密投票隨着「新民主主義」時期的結束，在1950年代中期也面臨急速下降的趨勢。
在1956年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後，隨着反右、大躍進、文革等諸多政治運動開展，實際上中國大陸陷入毛澤東個人專斷的局面，除了階級主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外，民主無從談起，幾乎只存在「集中」。
改革開放後，面對政治改革壓力，中共的解決方法是再次高舉「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以及「黨內民主」等路徑確保在黨內政策形成過程中不至於出現過度專斷的弊病，同時還能鞏固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
而在地方層級上的政治改革，2000年代前後也有多個省份曾出現過「公推公選」、「公推直選」的鄉鎮黨委書記選舉，在提名與競選制度上予以開放，此外廣東省也曾推出「行政三分制」改革，加強政府官員內部制衡。但是台灣學者蔡文軒曾研究這些地方層級的政治改革，發現背後主要是政績考量、且依託於派系關係，在重重侷限下，最後並未普及到全中國大陸。
2019年習近平首次提出「全過程民主」，當時引來全球媒體的注目，習近平當時是在考察上海一個法律草案意見建議徵詢會時稱「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決策都是依照程序、經過民主醖釀，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產生的」，雖然此説日後被淡化處理，但「民主」意涵顯然還是會被持續關注。
台灣：從總統直選到「護主權」
與中國大陸相較，台灣自從1950年就開始推行縣市層級的地方選舉，非國民黨籍身分當選的縣市長、縣市議員、省議員都不在少數，地方選舉也曾是「黨外」力量薈萃的場域。
雖然，威權時期統治者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對於「黨外力量」都頗存芥蒂，認為那是反動份子試圖顛覆政權的惡劣行為，國民黨內也有嚴懲「政治叛亂」的聲浪，但是1980年代風燭殘年的蔣經國還是決定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報禁，1986年他更下令國民黨中常委組成「政治革新小組」，研擬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的方案。
1990年6月，台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頒佈釋字261號解釋，為了「貫徹民主憲政」，規定國民大會、立法院等中央民意機關必須進行全面改選，爾後遂以「全國不分區」形式，由政黨票來決定國民大會的席次；立法院則增設不分區立委席次，與區域立委、原住民立委共同構成主要選舉機制。
台灣的政治改革持續不斷，監察院失去民意機關功能、1996年開始總統直選、立法委員席次多番擺盪、並且失去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國民大會於2005年自我廢除，這些都重塑了台灣人對「民主」的想像，尤其在總統直選一塊，幾乎成為台式「民主」的同義詞，也在李登輝「主權在民」的意志貫徹下，被逐漸與「主權」畫上等號，由是保護民主就等於保護主權，其機制就被簡化為總統直選，而缺乏制衡的價值。
民主是目的，還是手段？
兩岸雖都自詡是「民主」國家，但民主是目的還是手段，卻有着重要區別。在當下的台灣，民主與自由已然是「歷史終結點」，在這面大旗下，沒有更多問題需要去解決，「只要有選舉就代表民主」，反而其餘議題都要服膺於民主自由的需要，例如不惜動員執政黨立法犧牲各種自由以求編織「民主防護網」、達成抗中保台護主權效果。
然而，民主不是一蹴可幾的歷史終點，「台式民主」更非如此，2020年台灣大選尤其凸顯「民主是非題」已掩蓋太多公共政策與治理失能的缺陷，勝選者雖然囊括史上最高的817萬票，但不到年餘，就因為關閉新聞電視台、針對反對者進行「查水錶」等行事，被香港《亞洲周刊》以「台灣民選獨裁」為題大幅批判，蔡英文身穿清朝慈禧太后鳳袍的圖像，一時在台灣廣為傳播。爾後「民主防疫」又失敗、需要日本、美國、立陶宛救濟台灣，蔡英文竟稱此為「民主疫苗」，可見「民主」已被扭曲到如此地步。
反觀中國大陸，雖然沒有開放各級政府官員自由競選、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政黨政治，但中共對此也有一番解釋，例如中共近日發佈《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認為各國國情不同，「沒有也不可能有普遍適用於各國的政黨制度」，中共與八個民主黨派的政治格局乃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這被中共稱為「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是在中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的結果」。
而中共十八大以來，多次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第二項就是民主，至於習近平上任後提及「社會主義民主」的內涵，定義其實更接近於將「民主」當作手段，因為更在乎的是民主如何「管用」，也就是務實面的考量，而這個手段的主要表現模式就是「商量」；至於「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更顯示其政治目的在於民生。
兩岸對於「民主」概念之爭，凸顯出在概念多元化的時代，民主已有了更廣泛的意義與內涵，制度優勢不能依恃「選舉過程」逐項打勾作為唯一取捨標準，就像當初提出「歷史終結論」的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不斷加入更多面向、修改他對民主、對政治發展的定義一樣，兩岸「民主」孰優孰劣，恐怕還需要用更多、更全觀的社會指標加以衡量。
中共百年黨慶在即，台灣政黨與社會對此普遍無感與無語。但中共百年的論述與作為之中，台灣問題卻是躲也躲不掉的重中之重，如何理解中共百年的意義，對台灣來説更是涉及安身立命的大問題。
本組議題站在台灣的視角，去提問中共百年對於台灣的意義與影響，從政治、經濟、理論、思想面貌、歷史與訪談等多重角度，組成台灣應有的中共百年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