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看中共百年・二｜兩岸比的不是政治制度 而是治理體系與能力
自1921年中共建黨以來，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角逐有了新的參與者，爾後在形勢發展下，以國共分合為現代化主軸，再到1949年兩岸分治之後，雙方仍一直在政治制度、社會經濟發展等現代化道路上較量。
在同樣是戰後破敗的基礎上，兩岸歷經70餘年的發展，台灣確實曾經有過優勢，非但沒有經歷過大饑荒與大規模槍殺地主這樣劇烈的社會變革，且在各層面皆有亮眼政績，例如以繁體中文掃盲的高水平國民教育、亮麗的經濟成長、低度貧富差距等等，冷戰時期的建設與發展，讓台灣的GDP曾經在1990年代初期達到整個中國大陸的近半之多！
台灣「治理體系」受到政治與行政改革衝擊
好景不常，台灣的「制度優越性」在1990年代中後逐漸鬆動。當時台灣正大力開展「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除了各級選舉外，在治理面向上，受英美「新公共管理」浪潮引領，多間原本擔負公共治理職能的公營企業開始民營化、私有化；再加上「精省」前後職能重組，台灣政府以往對社會經濟治理、長期經濟藍圖的規劃與執行能力，遂大幅減弱，尤其是三度政黨輪替的過程中，許多「旗艦」建設一再變更，延續性也極低。
而社會價值轉變與環保運動風生水起，也讓某些重要建設面臨瓶頸，不斷增添沉重的財政負擔與廠商索賠壓力，核四廠就是「認賠卻無法殺出」的代表。
更糟糕的是，由於改革過程中未能兼顧社會公平正義，導致特定人士享有相關「紅利」的「黑金政治」，也讓貧富不均開始拉大，台中研院士朱敬一分析2017年財稅資料發現，家户所得最有錢的1%，享有全台灣11.29%所得，這就是台灣民富差距拉大的結果。
此外，公營企業民營化浪潮中，許多企業所有權以極低的代價轉移至財團，再加上進入2000年後的兩次「金改」爆發諸多弊案，也動搖了不少以「均富」為基礎的社會價值。郭婉容、劉憶如母女先後擔任台灣財長，但都因證所稅而下台，就是對「資本利得應用來促進均富」價值動搖的表徵。
也因為資本與政治關係造成的不確定性，台灣長年來投資不足、加上產業外移，遂有「空洞化」傾向，許多GDP金額的產出地點，其實不在台灣。而本地資金亦多流向房地產，造成房價所得比節節飆升、「無殼蝸牛」長年哀鳴。
中國大陸的「治理體系」急起直追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則急起直追，除了數度進行農業改革、廢除農業稅、鬆綁户籍制度外，在公共建設上亦有高速公路五縱七橫、鐵路四縱四橫（後改為八縱八橫）的成果，高鐵技術更輸出至土耳其、俄羅斯與印尼等國。
而在社會治理面，舉凡食品安全、數碼金融、醫保異地結算、環境治理等議題，近年都有不少發展，就連長期未被當作首要問題的絕對貧窮議題，也在近年藉由大規模「脱貧攻堅」，而在2021年基本清零了絕對標準上的縣級貧困區。2019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凸顯中共將更注意「治理」這項關鍵命題。
在多年高速經濟增長下，2020年中國大陸的GDP總量突破100兆人民幣，與其相較，台灣GDP總量已萎縮至只佔4.51%，過往的榮景也難再復見。
以前好 不代表未來好
時至今日，台灣仍然具有優勢，例如中國大陸知名微信公眾號「寧南山」近期即曾分析，大陸沒有任何一座城市人均GDP超越台灣（包含最先進的北上廣深），若是拿省來做為比較人均GDP的基礎，台灣更會拉大與大陸各省的優勢，顯示經過了70多年的發展，台灣還是有一定的「家底」在。
但是過往好、不代表未來仍會好，誠如先前所提，台灣在社會經濟政策面向，受到政治改革、政府改革的衝擊，產生重要的負面效應，再加上政策延續性跟技術官僚主導性遭受侵蝕，在很多治理面向已有大陸做得比較好的趨勢，值得台灣警惕。
尤其是以四年為一期的「國家發展計劃」，深受台灣執政者的更迭而變換，大大降低台灣整體發展目標與資源挹注的一致性，相較於中共「五年計劃」或者規劃的一脈相承，台灣的政策劇烈變動有相當大的劣勢。
兩岸「黃金交叉」？鐵路治理與新冠肺炎治理差距
兩岸此起彼落，近年來一個重要的案例就是鐵路治理。中國大陸鐵路近年來急速建設，也曾面臨到治理「短板」。
例如2011年温州動車事故，前後列車追撞導致死傷慘重，事故後對現場高強度的處理方式也引起不少民怨，尤其面對質疑掩埋車頭的行為並不是為了救援、而是搶通車，官員一句「反正我信了」，曾引起世人高度討論。但是此事之後，中國大陸鐵路沒有再出現重大人為意外（2020年T179事件是自然災害），高鐵系統也陸續輸出至其他國家，並不斷增加研發能量與推出新產品，安全性如今已不再遭受質疑。
反觀台灣，2018年普悠瑪列車事故、2021年又發生太魯閣列車意外，一共造成67人死亡、400餘人輕重傷，令人納悶的是，台灣軌道建設經費並不短缺，且三年內發接續竟連續發生嚴重傷亡的人為意外事故，顯示台灣在鐵路安全治理面向上，存有極大的系統性缺陷。
另外，2021年5月台灣本土爆發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台灣的公衞治理能力也備受質疑，特別是在篩檢量能上，竟然出現PCR檢測儀由於大多仍為「半自動」機器，導致篩檢大塞車，加上檢測政策的要求，最後官方甚至出現「校正回歸」這種聞所未聞的政策概念。
反觀較台灣稍晚才爆發疫情的廣州市，在6月10日就完成全城1,800萬人的核酸檢測；更早之前，河北省石家莊市藉助「火眼實驗室」的能量，在3天內就完成1,300萬人的核酸檢測——台灣面對的治理難題，在現在的大陸各省市，卻是幾日內就能解決的簡單問題。
在台灣，許多媒體與政客看到的往往是兩岸間「民主」與「專制」之爭，但這本身就帶着西方僵化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從而忽略了政治制度的本質是讓民眾能享有更好的生活，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其重要一環。
這也是台灣對大陸的「心結」之一。當「改善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成為中共標舉的「第五個現代化」之後，也突顯出兩岸之間的政治博弈與對社會民眾的召喚，已不再只是政治制度之爭，更重要的是治理體系與官方的「糾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