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智庫：民營經濟就是國有經濟

最近有關民營經濟的討論很多，不少議論說，民營經濟沒有未來，都要改成集體經濟，總之對於民營經濟未來的擔憂，甚囂塵上，民營經濟似乎已經不是大小和強弱的問題，而是明顯搖搖欲墜，朝不保夕的感覺，明顯是躍然而出，幾乎不加掩飾。我們認為，這些觀點和混亂認識都是錯誤的，實際從過去的「國進民退」開始，類似的錯誤認識就已經大量浮現，必須得到糾正。

我們的結論非常清楚，正如安邦智庫（ANBOUND）首席研究員陳功先生強調的那樣，民營經濟就是國有經濟！而且民營經濟是國有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從來沒有發生過改變。因為很顯然，民營經濟即便做得再大，但在中國的土地上，人都是國家的人，法都是國家的法，經濟自然也是國家的經濟，企業也都是國家的企業，所以民營經濟就是國有經濟。區別只是在經營者的不同，國營企業由國家經營；民營企業由社會經營。至於資產的性質，其實那統統都是來自社會財富，國營企業的資產同樣也是來自社會財富。所以，那種認為國營企業可以「高高在上」的人和政策，實際是嚴重出偏了，沒有真正把握中央政策的精髓。

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地緣政治局勢變動、中國經濟主推「國內大循環」的背景下，發展好民營經濟，無疑是中國當前亟須做好的大事，不管是刺激內需、擴張國內市場，還是恢復生產、改善供給質量，都需要有大量的民營經濟主體來承載和推動。並且，近年來國內對民營經濟的發展也給予了高度關注和積極評價。從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多項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來看，都強調民營經濟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民營經濟不僅貢獻了超過一半的稅收和國內生產總值，而且在技術創新、就業和企業數量上都佔據重要作用。

在政治和中央政策層面，對民營經濟的發展一向是支持和鼓勵的，而且中央的態度始終如一。數據顯示，2012年到2023年，民營企業佔全國企業總量由79.4%提高至92.3%，個體工商戶由4000餘萬戶增加至1.24億戶。2012年到2023年，民營企業進出口額年均增長11.1%，佔全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由30%左右增長至50%以上。2019年開始，民營企業成為我國第一大外貿經營主體。不過，雖然數據上顯示，民營經濟在國內愈發重要，但近年來民營經濟的發展卻面臨着更大的挑戰，部分民營企業存在「國進民退」的強烈感受，並且民營企業家的信心也在不斷減弱，民營企業沒有信心、沒有預期去投資。

如果民營經濟的政治地位和中央的政治認可沒有改變，那麼顯而易見，問題出在了具體的發展環境和政策執行方面。從國內民營企業近年反映的問題來看，除了每個企業都必須面臨的市場問題之外，民企在現實發展中仍然面臨着各種有形無形的發展障礙，其中市場準入和要素獲取等方面矛盾仍較突出，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保護還不充分，政策落實和服務供給還存在短板，有的地方政務誠信建設有待加強，企業賬款「連環欠」問題尚需解決。有的民營企業發展方式粗放，管理不規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滯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身份」問題，民營企業在現實之中仍然受到各種束縛，被另眼相看。經濟高速發展、市場擴張的時候，大家都能吃上飯，都不缺錢，差別不會明顯；一旦經濟放緩、市場調整的時候，國企與民企的「出身」差異立刻顯示出來，國企還能吃肉，民企可能連湯都喝不上，甚至還要慘遭各種「污名化」的待遇。

實際上，民營企業在主體意識形態環境上始終不能擺脱「非公經濟」的陰影，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民營經濟始終處於「被統戰」的對象。一些民營企業家就坦誠地表示，作為民營經濟的代表參政議政，始終沒有完全擺脱「紅頂商人」的帽子。一部分民營企業家試圖與政治走得很近，但有腐敗風險；另一部分民營企業則與政治保持距離，但同樣也有距離風險。雖然實質上大家都無法完全擺脱「講政治」，但民營企業家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心態，並不像國有企業那樣坦然。

雖然「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寫入了黨章和憲法的中國基本經濟制度之一，雖然習近平主席明確強調「三個沒有變」——「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於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雖然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但在中國政治和社會現實中，類似「私營經濟離場論」的論調和偏見，仍然每隔幾年就在中國社會出現一次，並且一定還會激起不小的社會輿論，就顯示出這種政治上的潛在隔閡。

上述種種具體問題，反映的都是市場經濟環境問題。簡單來說，市場經濟應該是法治經濟，是信用經濟，而且還是公平競爭的經濟形式。在中國的發展實踐中，除了所有制問題之外，中國經濟的發展，既有市場經濟發展的特點，也有國家行政參與的計劃經濟特點。但從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來看，大致上有這種規律：在市場經濟發育好的地方或領域，成功的案例就多；而在計劃經濟（或行政經濟）控制強的地方，發展就不那麼成功。

比如作為經濟特區代表的深圳市，其發展過程就充分展現了市場經濟的成功。深圳從昔日一個小漁村發展為一個在經濟規模上直追香港的國際化大都市。這一轉變，顯然離不開中國政府的持續支持，以及一系列特殊政策所創造的獨特發展環境。不過，深圳的成功也並非基於普遍性的偶然，而是市場經濟制度優勢的體現。政府的長期扶持為深圳提供了穩定的政策環境，特殊政策的實施則為深圳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間和條件。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長張思平在一篇回顧深圳高科技發展的文章中提到，深圳高科技的崛起歸功於長期以來形成的以民營經濟為主體、以國有企業為保障的產權制度和所有制結構的創新。政策與市場對接成功，才是繁榮的真正基石。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23年底，在深圳2.47萬家的高科技企業中，幾乎95%以上都是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國有企業比重很小。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民營經濟逐步發展壯大。與對國有企業發展科技產業給予的資金政策、土地等要素支持相比，對民營企業發展的直接支持很少，政府主要是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服務體系。民營高科技企業快速發展，得益於其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的基本因素：第一，民營企業產權清晰，權責明確，企業家有追求創新和資本增值的巨大動力。第二，民營企業具有良好的風險承擔機制。第三，民營企業決策主體單一，決策程序簡化、有效。

總結來看，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本質上就是依賴於大量民營企業作為支撐。中國各界普遍承認民營企業的「56789」的貢獻——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民營經濟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綜合貢獻早就超過了50%，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央政府對民營經濟的支持態度是明確的，但關鍵在於如何在制度改革的框架下，將這種支持轉化為具體行動。

我們認為，核心問題並不複雜：承認民營經濟就是國有經濟，這是催動民營經濟的關鍵問題，也是中國經濟發動機再啟動的關鍵。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要使民營經濟真正蓬勃發展，必須將其置於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制度之下，但無視民營經濟就是國有經濟，將其打入另冊，有害無益。「污名化」民營經濟，不僅是對歷史的顛覆，而且實質上還試圖重創中國經濟的現在和未來。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民營經濟是市場經濟的產物，與市場的規模、大小和繁榮程度緊密相關，互為支撐，無法割裂。我們相信，明確民營經濟就是國有經濟，將會極大地推動中國經濟的再啟動。

本文經安邦智庫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