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問中國經濟之十三：衰退的美國卻在唱衰中國
2024年「兩會」召開，中共二十大換領導班子之後，由李強帶領的新政府帶來的首份《政府工作報告》，而今屆兩會，最受關注的話題，就是中國經濟發展問題。
「中國是2023年的輸家」、「中國是反全球化的輸家」、「中國是貿易戰的輸家」……這是《華爾街日報》在2023年歲末報道中國時用的句式。此外，「中國經濟是否會陷入『停滯的十年』」、「中國經濟陷入惡性循環」這些雜音也不絕於耳。當然，西方媒體將中國定義為「loser」，這不是一個新聞，而是西方媒體多年來的慣用伎倆，同「中國崩潰論」、「中國經濟登頂論」如出一轍。然而現實卻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新能源等新賽道遠遠超越西方發達國家、中國汽車出口量已經超越日德成為全球第一……正如中國外交部所言：中國經濟沒崩潰，反而「中國崩潰論」屢屢崩潰。
但從數據上看，確實「出口連續數月下降」、「吸引外資創歷史新低」，「消費者信心指數委靡不振」，從社會層面來說，更存在宏觀數據和微觀感受之間的「溫差」。「信心不足是目前中國經濟的一個主要問題」也是一個事實。有人說：「微觀經濟感受才是真實的，無法用宏觀數據修飾、打扮出來」。但是，難道說5.2%仍高於大部份經濟體的GDP增長是「粉飾」的數據嗎？更何況需要注意的是，炒作「中國經濟陷入疲態」時，年均增長仍在全球大國中領先的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已經悄然發生。
哪個才是真實的中國？何謂好？何謂不好？是看數據還是憑感覺？我們將通過十三個角度試著回答。
【《香港01》將陸續推出《十三問中國經濟》系列文章，此為最後第十三篇】
美西方媒又體開始大唱「中國衰退論」。只能說，「又來了」。「中國衰退論」從來都是不絕於耳。特別是每每到了美國大選年，就會更加「熱鬧」一些。記得拜登就曾經在大選造勢 的時候，大唱中國崩潰論，並公開聲稱：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其他地區的「定時炸彈」。今年，美國大選又至，且近來隨著中美GDP數據公布，唱衰中國經濟的聲音更高了。
中美紛紛公布2023年的經濟成績。中國GDP總量達到了126萬億，實際增長了5.2%，按市場匯率折算，名義GDP為17.89萬億美元。美國GDP實際增速雖只有2.5%，名義GDP達27.36萬億美元。同期，中美名義GDP之比為65.4%，繼上年下降5.9個百分點後又回落了4.2個百分點。
按匯率計算的GDP，中美從2021到2023年的GDP差距擴大。數據顯示，2021年，中美GDP差距為5.2萬億美元，中國GDP佔比美國GDP約77%，達到歷史高點；2022年，中美GDP差距擴大至7.47萬億美元，中國GDP佔比美國GDP約70%。 2023年數據顯示，中美差距繼續擴大，中美GDP差距擴大為超9萬億美元，僅佔美國GDP約65.4%。
造成這個結果，核心原因就是，美國目前處於對內貶值，對外升值的階段，所以按匯率計算的GDP，看起來就漲得很快。
其實用當年匯率換算GDP，然後再跨國家進行比較，會出現很多莫名其妙的結果。看一下美日德這三個經濟強國在1980年前後的GDP數字就一目瞭然。
GDP按當年匯率折算：1978年，美國的GDP比日本多1.34萬億美元，比德國多1.61萬億美元。1985年，美國的GDP比日本多2.9萬億美元，比德國多3.61萬億美元。1978年，日本的GDP是美國的43.1%，德國是美國的31.5%。1985年，日本的GDP是美國的32.2%，德國是美國的16.7%。
如果一個完全不了解那段時間世界經濟史的人，僅僅看GDP數字。1978-1985年，表面上看，是美國經濟突飛猛進，日本和德國經濟舉步維艱。日本、德國和美國之間的GDP差距，無論是絕對數字，還是相對比例，都大幅擴大了。中美從2021到2023年的GDP差距擴大，與日本德國兩個國家與美國GDP之間的差距擴大相比，那是小巫見大巫了。
但這個GDP差距變化，能反映真實的歷史嗎？當然不能。1978-1985年，是日本經濟最好的年代，日本企業在全球攻城略地，把美國企業打得敗不成軍。日本經濟在1978-1985年的蓬勃發展，和美日GDP差距的不斷擴大，同時存在。會這樣是因為通脹和匯率。1978-1985年，美國處於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階段。處於這個階段時，一個國家的按匯率折算的GDP就會如同打了雞血一樣快速上漲。
中國在2002年-2014年，也是處於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階段。當時不少財經媒體對這個問題的報道也是連篇累牘，經濟學家也都是憂心忡忡，擔心對外升值對內貶值，導致經濟競爭力下降。但這個階段，中美GDP的比例突飛猛進，更高的增長率，更高的通脹，人民幣升值三者曡加，短短10餘年時間，中美GDP就從13.5%直線上升到60%。
可見，只是單一以中美從2021到2023年的GDP差距擴大來判斷中國經濟走向，這是非常愚蠢的。
事實上，中國GDP佔比美國GDP約77%的時候就說「中國威脅論」，到65.4%就又說「中國崩潰論」，這些都是老調重彈。從「中國崩潰論」到「中國威脅論」，再回到「中國崩潰論」，這基本上都是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美西方自去年下半年開始，突然大唱「中國衰退論」，是有其用意的。可以說是為了配合其強力推動的「脫鉤」或「去風險」論調。
2023年8月份，拜登在一場備受矚目的政治籌款活動中發表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言論，直接點出中國所面臨的經濟和人口問題：現在的中國已經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生育率下降、勞動力短缺等問題，這些問題已經嚴重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拜登還警告說，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其他地區的「定時炸彈」。
他的這一番言論，既是大選造勢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國和各相關組織不斷把經濟覆蘇的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的一種回應。如果世界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也就意味著要紛紛加強對中國的合作。這就對拜登政府力推的「去風險」不利了。唱衰中國，就是唱衰與中國的合作，如此才可以孤立中國，或與中國競爭大國優勢。
新冠疫情以來，中國經濟一直是世界上表現最強勁的。世界各國和各大金融和經濟相關組織，也一直把世界經濟覆蘇的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可這種希望恰恰處於美國能漲危機、美債危機和經濟不確定性增強的關鍵時期。實際上也就是中美大國競爭最關鍵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之下，自然還是唱衰中國為好，不能在美國表現不佳的情況之下，讓中國經濟這邊獨好，唱衰是必須的。
唱衰中國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拜登上台後出台的科學與芯片法案、通漲削減法案以及瘋狂的加息等一系列的行動，步步緊逼打擊中國經濟，「雷聲大雨點小」，也沒有什麼實際效果。如果不配合著唱衰的調子，那就說明拜登政府的無能。費了這麽大的勁，甚至是在嚴重傷害美國自身的情況之下，如果中國經濟沒有受之影響，那美國人會說拜登到底在瞎忙活什麼呢？
其實，為了打壓遏制中國，也或者說是為了建立新的反華聯盟，理應是大造「中國威脅論」才對。正如特朗普時期那樣，把中國說成是對世界甚至是對美國的經濟入侵或脅迫，這是「脫鉤」的最佳理由。只有證明了中國對世界經濟有威脅，才能更好的推動「脫鉤」、去風險。就這樣，一會是「中國威脅論」，一會是唱衰中國經濟，嚴重的矛盾自述。
這其實是根據美國政府的輿論和行動需要。突然唱衰中國，一是因為「中國威脅論」不起效果。中國有威脅，說明中國經濟向好，而向好的經濟體自然是最佳的合作夥伴。因此，不能再大造「中國威脅論」了。所以就反其道道而行之，唱衰中國。美國一直難以完全走出債務通脹等危機，經濟依然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美國一直難以擺脫衰退，那就必須也唱衰中國。
試問，美國大選在經過「超級星期二」之後，已經進入白熱化解讀，誰還記得宣戰開槍的時候，拜登在全美宣傳他的「拜登經濟學」，這一度被認為是他2024競選的核心之一。
這兩年美國的經濟數據一片繁榮，通脹水平回落，失業率維持低位，加息背景下經濟仍然保持韌勁增長，2023年GDP增長率達到2.5%的水平。拜登的內閣班子理所當然地把這些都當作他們的功勞，拜登競選連任的團隊也把「拜登經濟學」當作競選策略的核心。
2021年拜登剛上任的時候，事實上面臨的是特朗普經濟政策四年的搖擺混亂，以及疫情沖擊之後，留下的爛攤子。拜登上任之後，一方面疫情還沒有過去，聯邦政府基本上束手無策，另一方面美國還在繼續多年以來的過度金融化和製造業空心化問題。更為嚴重的是，作為立國的根本，美國金融體系中埋下伏了大量的雷。
拜登的內閣班子對數十年來美國自由主義經濟思想進行了反思甚至批判。總結起來有三個方面。首先，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失敗了，政府無法影響產業方向，更無法關注經濟增長成果是否合理分配了，導致美國經濟結構失控，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其次，企業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導向，必然難以兼顧氣候環境、供應鏈韌性、地緣政治脆弱性等考量，更難以顧及美國國家安全與利益。第三，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缺乏戰略思維和佈局，單純的貿易戰無法完成美國戰略轉型的任務，必須要有更加強有力的手段來加強美國的領導地位。
在一系列反思與批判之後，拜登的重要幕僚沙利文提出了所謂的「新華盛頓共識」，來代替舊華盛頓共識。當然，這些造勢都是為「拜登經濟學」大規模實施而服務的，接下來他們幹了幾件事：第一，為了改變分配格局而大搞福利，特別是一視同仁向美國家庭提供現金援助，幾次直接發錢，大約花了3萬億美元。第二，在產業政策上，為了提升美國的國際競爭力，拜登政府揮舞「胡蘿卜加大棒」，大搞產業補貼，並以國家安全相威脅，引導產業方向，試圖重塑製造業和基礎設施。最典型的就是三大法案：《基建與就業法案》、《通脹削減法案》和《芯片與科學法案》。第三，在對外經濟政策上，美元暴力加息，同時製造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甚至發動代理人戰爭，推動全球資本流向美國，加強對全球的資本掠奪，為美國回血。
同時，美國積極地拉國際小圈子，主張「超越傳統的貿易協定，建立著眼於時代核心挑戰的、新的國際經濟夥伴關系」，試圖把中國排除在外。
這些政策有用嗎？確實有用，這就是美國經濟數據繁榮的根源。但是，這些政策也給美國帶來了更加沈重的災難。
直接給老百姓發錢，本質上就是拜登發現他改變不了美國的分配機制，才做出的無奈之舉。既然改變不了根本，就直接撒錢，這是典型的治標不治本。不僅治標不治本，也因為太能撒錢引發了通脹。美國百姓的感受就是「漲漲漲」。且，既要大搞福利，又要大手筆補貼產業，錢從哪里來？只能提高財政赤字，飲鴆止渴。拜登在任三年多，美國國債規模從23萬億美元飆升到34萬億美元。僅僅2023年一年的財政赤字就超過1.5萬億美元，2024年一季度財政赤字又創紀錄地超過5000億美元。
這導致拜登政府在財政上愈來愈陷入窘境，產業補貼往往都是虎頭蛇尾，美元加息也難以再持續下去了。在這背後，是美國日益固化的社會結構和難以撼動的資本財團，太多反對的力量在向下拉扯。
拜登早前曾在一次演講中說：「拜登經濟學就是美國夢的另一種說法。」NBC吐槽說，似乎沒人喜歡「拜登經濟學」，包括民主黨官員和拜登本人有時都很困惑。拜登而後在費城的一次演講中說：「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麽鬼。」（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that is.）
民主政治的一句口頭禪就是：經濟決定選舉。對於美國人民來說，實際經歷並沒有經濟數據看起來那麽好，所以怨聲載道。拜登也是沒有辦法讓美國經濟好起來，那就只能打起中國牌——「在美國大棒下，中國衰退了」，以顯示自己的優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