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問中國經濟之十一：抽象的「新質生產力」是什麼？
2024年「兩會」召開，中共二十大換領導班子之後，由李強帶領的新政府帶來的首份《政府工作報告》，而今屆兩會，最受關注的話題，就是中國經濟發展問題。
「中國是2023年的輸家」、「中國是反全球化的輸家」、「中國是貿易戰的輸家」……這是《華爾街日報》在2023年歲末報道中國時用的句式。此外，「中國經濟是否會陷入『停滯的十年』」、「中國經濟陷入惡性循環」這些雜音也不絕於耳。當然，西方媒體將中國定義為「loser」，這不是一個新聞，而是西方媒體多年來的慣用伎倆，同「中國崩潰論」、「中國經濟登頂論」如出一轍。然而現實卻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新能源等新賽道遠遠超越西方發達國家、中國汽車出口量已經超越日德成為全球第一……正如中國外交部所言：中國經濟沒崩潰，反而「中國崩潰論」屢屢崩潰。
但從數據上看，確實「出口連續數月下降」、「吸引外資創歷史新低」，「消費者信心指數委靡不振」，從社會層面來說，更存在宏觀數據和微觀感受之間的「溫差」。「信心不足是目前中國經濟的一個主要問題」也是一個事實。有人說：「微觀經濟感受才是真實的，無法用宏觀數據修飾、打扮出來」。但是，難道說5.2%仍高於大部份經濟體的GDP增長是「粉飾」的數據嗎？更何況需要注意的是，炒作「中國經濟陷入疲態」時，年均增長仍在全球大國中領先的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已經悄然發生。
哪個才是真實的中國？何謂好？何謂不好？是看數據還是憑感覺？我們將通過十三個角度試著回答。
【《香港01》將陸續推出《十三問中國經濟》系列文章，此為第十一篇】
「新質生產力」成為兩會熱詞。但其實這個詞並不是首次出現。習近平2023年在地方考察時首提「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同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再次明確要求「發展新質生產力」。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進一步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必須繼續做好創新這篇大文章，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而後，才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24年政府工作任務的第一項就是「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3月5日下午，習近平在參加他所在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再次強調，「要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 如此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同「高質量發展」什麼關係？
理解「新質生產力」，首先要理解中國經濟的新環境與全球競爭發展的新趨勢，否則很難理解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量變引起質變。中國40多年的改革開放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使G8的GDP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從50%左右下降到35%左右。一旦中國達到發達經濟體的標準，世界上屬於發達經濟體的人口將翻一番。這就是中國經濟量變引起的世界經濟格局質變。
這個質變會有雙重影響。對內，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意味著產業結構不斷變遷升級。雖然目前中國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6左右，但不要忘記中國是一個大國，生產力水平並非平均分布，東中西部有巨大的梯度落差，北上廣深等超級都市圈早已經達到發達經濟體的水準，很多企業和產業已經逼近世界技術前沿。這意味著發展新質生產力已經是中國經濟自身的內生需求。對外，中國早已成為房間里的大象，無法隱身。
在中國崛起之前，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GDP占美國GDP的比例連續多年超過65%。根據2023年的數據，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GDP總量（17.89萬億美元）已經相當於第三（德國4.45萬億美元）、第四（日本4.25萬億美元）、第五（印度3.73萬億美元）和第六（英國3.32萬億美元）的總和。
目前這個質變的衍生反應就是，美國面對中國的技術進步，尤其是即將短兵相接的技術和產業競爭，嚴防死守，美國的反應其實正是中國經濟量變引起世界經濟格局質變的必然結果。這是貿易摩擦、「小院高墻」的根源。再加上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技術落差本身也在縮小，進一步壓縮了中國引進技術後吸收再創新的空間。
中國經濟本來還可以繼續按部就班地向前發展，一步步地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但這個世界本質上是漸變與突變的疊加。新冠疫情、俄烏沖突、巴以沖突、氣候變化都是典型的突變。地緣政治的突變會使中國更難引進尖端技術，氣候變化的突變也壓縮人們對碳排放的容忍度。還有一個突變來自技術。ChatGPT問世和快速叠代，俄烏沖突中馬斯克的星鏈突然發力，讓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新質生產力的非同尋常，這不僅關系到產業競爭力，還可能關系到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如果中國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方面不能加大力度、加快進度，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的實現恐怕要面臨更大的壓力。這也是一個事實情況。
有人會問，如果沒有俄烏沖突，沒有中美貿易摩擦，中國會不會轉向高質量發展？會不會大力推進新質生產力？答案顯然也是肯定的，因為中國原來粗放型、高投入型的發展模式已經過時。
說「新質生產力」，首先要回答什麽是「舊」的生產力？遠的不說，如果從改革開放說起。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是自由市場啟動與發展的結果，是內地廉價勞動力及土地資源，與國際資本及技術，在自由市場的配置下形成了高效率，推動了經濟增長。
中國在1965年到1975年出現了一波「嬰兒潮」，他們正好在八九十年代成為了青年勞動力。同時，數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進入工廠工作，成為出口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國紡織服裝、箱包、鞋靴、塑料制品、玩具等7大類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份額上仍達30%左右。
中國改革開放早期資本匱乏，80年代初港資給中國帶來了第一批資本，接著90年代美資大舉進入，2001年加入WTO後全球資本蜂擁而至，加上國內幾十年累積的資本反覆持續投入到制造業、基建和房地產中，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外資大量進入中國，帶來了大量先進的設備、流水線，中國在短短30多年里建立了全球完整的產業鏈。
過去中國持續多年經濟高增長是轉軌國家的一種特殊事件，接下來經濟潛在增速遞減是一個趨勢。當前，中國處於新舊動能轉換、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舊的生產力遇到挑戰，在國際競爭中已經逐漸失去比較優勢，人口已經轉向負增長，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帶來的低成本優勢已經不再，中國自己的礦產資源、水資源，包括國際貿易環境，都已經無法持續支撐粗放低效的經濟增長模式。這就需要新的增長模式。
也就是說，逆全球化、地緣政治趨緊只是中國向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轉型的一個加速器，關鍵還是發展的內在要求、底層邏輯。
傳統經濟增長方式是有天花板的。「勞動力」「土地」「資本」，三種基本的生產要素，都不是無限可得的。尤其，是「勞動力」和「土地」進行「配置、組合、使用」的過程，本質上都是「消耗」的過程。所以中國經濟需要立新破舊，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什麽是「新」？ 1月的政治局集體學習上給出過一個比較清晰的定義：「概括地說，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
其中「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這句話很重要。值得註意的是， 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沒有增長，反而有所下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陳彥斌教授等測算發現，2008-2022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均值為1.2%，相比1978-2007年增速均值下降了1.5個百分點。
這個數據更加證明，經濟增長方式必須從過去的大規模數量積累到高質量發展，產業結構需要從過去的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升級為技術密集型。全要素生產率如何大幅提升？向「第四生產要素」和「第五生產要素」要增長。
按照2020年4月，《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中所提，「第四生產要素」和「第五生產要素」分別是「技術」和「數據」。把「技術」用於生產，會極大地增加對三種基本的生產要素進行配置、組合、使用的能力，從而帶來經濟的飛速增長。從蒸汽時代的蒸汽機，到電氣時代的內燃機，再到信息時代的計算機，三次工業革命，本質上，都是科技革命。三次科技革命，帶來了人類經濟的三次飛躍。這也是為什麽我們說：「科技，就是第一生產力」。
直到《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中提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數據」，被正式當做一種新的生產要素提出。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曾指出說：數字經濟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組成部分，是中國經濟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實現「換道超車」的機會。
近些年來，「勞動力」「土地」「資本」三種基本的生產要素的供給上都遇到了瓶頸。那怎麽辦？就是用「技術革命性突破」：「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的第四、第五生產要素，和三種基本的生產要素進行「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推動「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從而「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 從而提高生產率，形成「先進生產力」。
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9.6%，占全部投資的比重比上年下降1個百分點，比2021年下降5個百分點；而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速達到10.3%，占全部投資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7個百分點；高技術制造業投資9.9%，占制造業投資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同比增速11.4%，占服務業投資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4個百分點。就是一個轉型的變化結果。
圍繞著「新質生產力」，政府工作報告中還提到了十多個產業領域。比如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前沿新興氫能、新材料、低空經濟、量子技術、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等。新能源、新基建、新制造、新材料，這些都是「新」，這就是習近平所說的「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是提高新質生產力的基本方向。
一言以蔽之，中國政府致力於「轉型」，「新質生產力」就是追求生產力的轉型。恐怕，中國政府是最執著、最主動尋求改革的政府。推動高質量發展，是在深刻覆雜變幻的國際形勢下進行的。「新質生產力」是為了實現「推動高質量發展」。在中國政府看來，做好結構轉型這篇大文章，就是抓住發展中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只有結構調整、轉型，不斷優化發展模式，才能有效釋放發展潛力，明顯提升發展效能，也才能推動高質量發展，在世界新的動蕩變革期中，爭取未來發展自己的主動權和競爭力。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情況表明，結構轉型升級是一項宏大的工程，這方面搞得好，發展就能上一個新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