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導演致信林鄭籲支持本地紀錄片 秘書回信：已交商經局跟進
每年3月至4月，香港舉辦的電影盛事連連，國際電影節（HKIFF）、金像獎、鮮浪潮國際短片節、國際影視展（Filmmart）……除了吸引大量本地或遠道而來的影迷，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製片人、投資者、發行商參與其中。Filmmart今年更首次設立「紀錄片世界」展區，有100間參展商參與，並有專題論壇討論亞洲紀錄片的市場。
香港本地的紀錄片，近年發展可謂有目共睹，製作數量雖不多，能上院線的更少，但話題之作卻也一部接一部出現，新導演也一個個嶄露頭角。然而，香港紀錄片仍面臨種種困局，發展人不如近鄰的中國大陸和台灣。曾經憑藉紀錄片《穎州的孩子》（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奪得第79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短片獎的楊紫燁（Ruby Yang）導演，近日致信特首林鄭月娥，希望政府能支持香港紀錄片的發展。信件發出後，楊紫燁與傳媒見面時談到已收到林鄭月娥秘書回信，回信僅提到已交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跟進。
三十多年後回到香港，看到一群很有熱忱的年輕電影人，做着有意義卻沒有人支持他們做的事，也欠缺放映場地，我認為，社會有責任好好扶持他們。
為何要支持紀錄片發展？
以梳理香港紀錄片發展脈絡為職志的香港真實影像協會，創辦人之一的張鐵樑去年接受01文化訪問時說：「我們一講電影，你一定先想到劇情片，很多人甚至會將紀錄片與電台或電視節目劃上等號。」去年，協會舉辦「從八十至九七」的專題放映，選片多元，就是為了破除一般人對紀錄片的固有看法。
我認為劇情片和紀錄片的分界其實是不明顯的，很多劇情片其實像紀錄片，而紀錄片也非常戲劇性，就拿我的《陸上行舟》來說，雖然是劇情片，但他不也是在記錄一個狂人想在雨林中建造歌劇院的實錄嗎？電影對我來說，就是電影，沒有什麼劇情片或紀錄片的分界。
本質上，紀錄片也是電影，它通過影像的方式、 說故事的技巧，將觀眾帶到另一個世界。紀錄片的題材亦相當廣泛，而且都帶有重要的訊息，把一些本身不受關注或沒有得到充分討論的人與事，帶到大眾眼前；對於觀眾而言，紀錄片也是認識世界、擴闊視野的一種方式。《穎州的孩子》，呈現愛滋病感染兒童的生活狀況，引發世人對這個群體的關注；《音樂人生》帶起對教育的反思；《伴生》是一場深刻而感人的生死教育；《看見台灣》，讓人看見美麗台灣的另一面……國家地理頻道的自然紀錄片，讓人為地球之壯麗讚歎不已之餘，也能激發觀眾關注環境和動物保育。
紀錄片也有一定的觀眾群。本地代表《音樂人生》2009年上映後，取得過百萬票房；過江龍《不老騎士》2013年在香港也有130多萬的票房，刷新了香港華語紀錄片的票房紀錄。這樣的成績，與不少商業劇情片相比，也絕不遜色。作為影視交易平台的Filmmart，今年為紀錄片設立展區，並吸引來100間參展商，也足見紀錄片有產業價值。
倡金像獎設立紀錄片獎項 鼓勵紀錄片創作
「香港電影」曾是香港的金漆招牌，但我們說的「香港電影」往往不包括紀錄片。香港電影以商業類型片見長，業界向來不重視紀錄片，從金像獎創辦37年至今未有設立一個紀錄片專門獎項，已可見一斑，而相比，奧斯卡早於1942年便設立紀錄片獎。多年來雖也不乏有心人倡議金像獎設立紀錄片獎，以支持紀錄片發展，但至今未能實現。楊紫燁在此次公開信中，也向金像獎建議設立紀錄片獎，不知能否真正引起金像獎協會的關注和討論。
事實上，金像獎並不排斥紀錄片，張經緯執導的《音樂人生》便曾入圍金像獎最佳電影、最佳剪接、最佳音響效果、新晉導演四項提名，並最終獲得新晉導演獎；但因為沒有紀錄片獎，入圍金像獎的紀錄片要與眾多劇情片競爭，對紀錄片其實相當不利，畢竟紀錄片和劇情片是相當不同的片種，兩者的區別並不僅僅在於是「真實」還是「虛構」。
香港並不缺乏紀錄片觀眾，而且大部份為40歲以下的觀眾。政府如果能在場地和資金方面提供協助的話，則能帶動香港人觀看紀錄片的風氣。
建議獎紀錄片納入資助 設立恆常放映場地
《音樂人生》以10萬元製作預算（導演於一次訪問中提到），取得100多萬元的票房，又先後獲得金像獎、金馬獎的認可，坊間口碑也不錯。但這樣一部可算大獲成功的紀錄片，也並沒有改變香港紀錄片的局面。電影公司對於投資紀錄片依然缺乏興趣，即使紀錄片製作者轉而去找政府資源支持，政府同樣以商業回報作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考量。電影發展局的「電影製作融資」及「電影製作資助」計劃，均明確寫明申請電影須「獲確認為商業上可行」，儘管不少獲得資助的電影上映後都票房極其慘淡。電影發展基金創立十年來資助過的31部電影中，票房最低的只有327元，令人懷疑「商業上可行」這項標準到底要如何計算。
目前，香港紀錄片的製作資金主要來自民間機構，《音樂人生》、《爭氣》、《亂世備忘》、《伴生》這四部近年較為人熟知的記錄片，分別由CNEX、利希慎基金、影意志和東華三院提供資金支持。2015年，已回港定居的楊紫燁，得到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利希慎基金、CNEX和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的協助，創立香港紀錄片拓展計劃，通過紀錄片教育、奧斯卡紀錄片大師班、香港紀錄片種子基金等等培養紀錄片製作人才和觀眾，至今舉辦了40場放映和座談會。於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期間，該計劃更邀請了荷索、原一男、楊力州等知名紀錄片導演舉辦講座。
香港紀錄片種子基金至今已資助了8個項目，不過楊紫燁認為，僅僅依靠民間資源來推動紀錄片發展，是遠遠不夠。她也提到紀錄片製作成本在上升，尤其是有些非本地題材需要飛到外地拍攝。與楊紫燁一同出席分享會的年輕導演之一，馬兆姻的《Gateless》就赴柬埔寨拍攝三個月。楊紫燁在致林鄭的公開信中提出，現以資助長片、劇情片為主的電影發展基金應將紀錄片納入資助範疇，並因應紀錄片的特點，對資助條件作出修改，如對片長的要求。鮮浪潮已經證明了，短片有助於培養年輕導演邁向長片製作。
因為缺乏資源，香港出產的紀錄片固然是少，但即使千辛萬苦完成了製作，能夠在商業院線上映的也差不多一隻手可以數完。陳子桓執導的《亂世備忘》、林子穎執導的《地厚天高》，雖有一定話題性，卻也進不了戲院，只能作社區放映，或在學校等地方作有限度的放映。商業院線不引入這些紀錄片，是商業還是政治考量，我們不便於揣測，但如果政府也認同紀錄片有社會意義，理應肩負起推動紀錄片發展的責任，或許應該認真考慮為紀錄片提供放映場地。智利紀錄片導演Patricio Guzmán有句名言：「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如一個家庭沒有相薄。」林鄭月娥曾談及對香港年輕人的期望，是希望他們成為有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世界視野的人。而紀錄片其實可以是一個很好的教育媒介。
分享會上，一位記者說到政府不想支持紀錄片發展，可能正是因為紀錄片的社會性太強。楊紫燁則回應，事實證明，紀錄片愈受打壓，只會令它愈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