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背後】紀錄片導演眼中的：雨傘運動、少年棒球隊與粵劇發展
紀錄片在香港一直處於邊緣位置，缺乏拍攝資源，也難以獲得在院線上映的機會，能引起社會關注的作品更寥寥可數，但每年仍有不少人拿起攝影機，對準不同的人與事。有的導演受社會運動啟發，持續記錄相關議題；有的導演關心教育與文化傳承，看到主流社會之外的另外一套價值。
攝影：黄寶瑩、陳嘉元、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沒本地食物的超市 遭忽略的生產者
反高鐵運動三年後，陳浩倫在2013年完成了《稻米是如何鍊成的》，這是他作為一名紀錄片導演的成名作，紀錄了反高鐵運動後菜園村生活館種植稻米的過程。1983年出生的陳浩倫，畢業後加入香港電台從事新聞採訪工作，接觸了不少社會議題，2008年後開始獨立創作，這樣一位年輕導演為何對本地農業產生了興趣？
「生活館有不少是認識了10年以上的朋友，最初是因為看到同年紀的朋友突然去做農夫，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間，於是想要了解他們。」陳浩倫的第二部紀錄長片《收割，開路》仍是以新界農業為主題，探討政治與城市發展怎樣影響本地農夫的生活。「香港人很為超級市場感到驕傲，因為全世界的食物都能買到，但一個地方的超級市場沒有本地食物其實很危險。生產者很重要，但總是被忽略。」
比陳浩倫年輕4年的陳梓桓，大學時讀的是公共政策，對政治議題一直很關注。在雨傘運動的紀錄片《亂世備忘》之前，陳梓桓拍過兩部「偽記錄片」，《香港人所不知道的》針對東江水問題，《作為雨水：表象及意志》則講雨水與氣候對社會運動的影響，兩套短片都用陰謀論與虛實相交的手法，表達了他對時政的意見。
理論不及現實入肉 拍攝代替文字
2014年七一佔中預演後，示威者一個個被警察捉上旅遊巴的場面，讓陳梓桓感到震撼：「我自己本身讀政政，讀過公民抗命等理論，但直到那天見到一個個不同年紀的示威者被拉上車，才真切知道什麼是公民抗命。」那時，他已萌生拍攝的念頭，「那些東西我覺得用文字處理不了，但當時還未決定拍什麼，直到傘運罷課時，才開始在現場找故事，偶然認識了一班年輕人（《亂世備忘》裏的受訪者）。這班人又好像擁有一些我失去了的特質，所以想把他們拍下來。」
陳浩倫和陳梓桓，兩位年輕的紀錄片導演不約而同地穿了黑色T恤和藍色牛仔長褲來接受訪問。兩人早在2013年已認識，當時陳梓桓想邀請陳浩倫演出他的「偽紀錄片」，陳浩倫卻回絕：「不是真的就不拍。」兩人接觸紀錄片的原因與經過都有所不同，創作的理念和態度也有相異之處，然而，紀錄片對於他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麼？
如果不是拍紀錄片你不會進入某個世界，也不會了解更多。紀錄片的形式本來也有很多值得試驗和發掘的空間。
最自在的創作方式
陳浩倫其實也有拍劇情片，但長片作品則以紀錄片為主，拍攝紀錄片主要是因為在港台從事新聞工作，記錄自然而然成為了他最熟悉的創作方式。陳梓桓也坦言，最初其實是想拍劇情片，但因資金不足轉拍成本較低的紀錄片，後來卻成為了更舒服的創作方式。「即使是虛構的故事，用紀錄片的形式會令我比較自在。」陳梓桓說。
在紀錄片製作過程中，「自我質疑」是吸引陳浩倫繼續拍下去的原因：「接觸一個題材或一個人，通常會有預設，但真正拍攝的時候其實大不相同。起初我以為種米只是插秧收割，但原來不止，還有很多修修補補的細節。拍紀錄片還有一種預設，你以為受訪者什麼都能解答你，但原來不是，他們自己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所以你只能不斷求變。」
一旁的陳梓桓也表示認同：「你認為會出現的通常沒有出現，但有一些意料之外的驚喜。尋找素材需要耐力，這點大概與劇情片不同吧。」陳梓桓形容，一邊拍一邊檢視眾多的素材，就好像在大海裏漫無目的地尋找終點，「不過是好玩的，如果不是拍紀錄片你不會進入某個世界，也不會了解更多。紀錄片的形式本來也有很多值得試驗和發掘的空間。」
紀錄片需要你一開始時很謙卑地請教和接觸拍攝對象，等對方打開心扉才願意給你拍，願意給你進入他的私人生活，他的人際網絡和社群。
從鏡頭細看主流外的人與事
媒體經常以「怪獸家長」、「直升機家長」形容當下家長對子女的溺愛和過度保護。在優秀的學業成績與快活的成長之間，家長有無掙扎過？「我帶着疑問去與香港少棒聯盟的家長傾談，感受到另類家長的矛盾，不給孩子玩不是，給他們去玩又擔心，我的拍攝過程正是他們經歷掙扎的過程。」導演葛思恆（Ada）在《家長應援團》裏拍攝香港少棒聯盟（少棒）的兩個家庭，從這項孩子打球、父母管理球隊的運動中，探索充滿矛盾的親子關係。
整個拍攝過程讓我與兩個家庭一同去成長、摸索，學習各個角色怎樣運作，最終我亦能了解這些另類家長關心什麼。
Ada是成人棒球業餘隊的隊員，經常在練習時看見少棒的家長積極參與子女的運動，有的做裁判、計分員，有的做攝影師，記錄練習過程。家長如此投入的情景，令Ada心產疑問：「雖然太陽很曬，但家長踎足一日，陪孩子練習三小時。有的即使小孩長大了已不再打球，他們仍繼續留下來做裁判、計分員。我開始問究竟這運動給了家長什麼？這種親子關係是怎樣形成的？」Ada於是找少棒家庭傾談，最後有兩個家庭願意接受拍攝。
Ada將構思寫成計劃書，參與2011年CNEX紀錄片徵案大會，最後成功獲得資助。CNEX是非牟利的民間文化組織，每年舉辦不同主題徵案，支持兩岸三地的導演製作紀錄片。獲得資助後，Ada花近一年時間跟隨兩個家庭去練習，又到台灣拍攝比賽，找來台灣朋友黃郁芳作聯合導演，製作成30分鐘紀錄片《家長應援團》，該片亦在本年的華語紀錄片節中放映。
為未來追溯歷史留下種子
Ada透過拍紀錄片帶出教育議題，而80的導演卓翔則以紀錄片喚起社會對戲曲演員的關注。他的《乾旦路》講述兩位本地粵劇男演員從小醉心粵劇，一心想成為花旦，但粵劇很少有男性花旦，因此不為主流劇團所接受；《一個武生》則講述青年崑劇武生陽陽被師父柯軍挑選為崑劇武生繼承人的故事，雖然崑劇於2001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白先勇等文化界名人大力推動，但卓翔曾訪問一眾年輕演員，他們大多不確定會否繼續演下去。
卓翔多年來在劇團「進念十二面體」從事統籌工作，認識不同戲曲演員，又與他們結為好友，了解年輕演員的掙扎，他認為這些故事很重要，便以紀錄片的形式使傳統戲曲得以「傳開去和留下紀錄」。「大家未必當下急着去看紀錄片，但只要留下紀錄，以後大家便可以追溯戲曲的發展。」卓翔說。
你和被訪者的關係是好好玩的，他才是「寫」劇本的人，他給予你看哪一面，很影響故事如何走下去，而我是作出反應的那個人。
關注被遺忘的藝術人 填補題材空洞
他又指出在香港製作本地紀錄片的重要性，「香港的電影市場正在萎縮，以本地故事為題材的電影較少，大部分電影都不是在香港拍的。就算是香港導演，在香港拍戲，拍的也以類型片居多。而類型片與香港人的生活有距離，很少回應當下、一般人的生活，大多是有關英雄的故事，與大多數人的生活脫鈎，而紀錄片則填補了這個空洞。」以他兩部紀錄片為例，題材為被遺忘的年輕演員，他們正用「身體去記錄將會失傳的傳統文化」，同時亦是年輕人成長的故事，人人都能從中體會成長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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