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紀錄片漸抬頭 惜難成教材 老師︰學生有機會「瞓晒」
本土意識提升，年輕人在問：我們是誰？當今天的歷史教科書無法提供答案的時候，不如將目光轉向歷史的另一種載體——紀錄片。我們從紀錄片裏聆聽他者的聲音，了解先人的過往，可照見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和我們自己；比起歷史書這一面鏡子，紀錄片能見到更多的細節、更多的面貌。今天，香港的紀錄片依然匱乏，年輕人也不再滿足別人給予的答案，他們有意識地拿起攝影機，成為歷史的書寫者。
攝影：梁鵬威、李澤彤、馬熙烈、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人文關懷補歷史不足 導演與觀眾的即時互動
紀錄片的功能之一是紀錄真人真事，通常與當時的社會議題乃至文化意義有所扣連。每個人都在歷史當中，但歷史書只提及帝王將相等少數對大歷史有影響的人。文化評論人鄭政恆認為：「相對於主流劇情片，紀錄片一直比較邊緣，但有獨特的角度與活力，最重要其實是人文關懷。」他認為香港獨立紀錄片比較微觀，通常從對個人的關懷出發，從而引伸到更大的社會問題，補充了歷史的不足。他以張經緯的《音樂人生》為例，指出拍攝紀錄片離不開對人的關懷，如《音》就是拍攝音樂天才黃家正的成長故事。而黃家正個人的成長，卻折射出不少社會狀況，如港人的親子關係。
鄭政恆形容紀錄片是回溯已經發生了的事，再去加深反思層面。或許是邊緣化的原因，香港紀錄片反而有另一層驚喜—即時互動。「紀錄片雖然的確有傳統紀實作用，但公映機會不多，難引起關注，亦難形成文化現象。不過，香港的紀錄片導演通常會現身說法，如我印象中張經緯就經常出席活動。這種做法使紀錄片從文本層面變為公共層面，從而上升為公共討論話題，這點非常重要。」不同於電視紀錄片，紀錄片導演能夠親身說法，與觀眾討論是尤為重要的，是紀錄片生態的重要一環。
紀錄片具感染力 主流教育缺影像培訓
「與大眾傳媒、教科書相比，紀錄片具有感染力，能夠令學生有更深感受，幫助投入甚至參與議題。」中學通識教師曾瑞明認為教育的意義是溝通，紀錄片在這方面有優勢，因為紀錄片拍攝的很多時是真實景況，情感部分強很多。「以《少年滋味》為例，其實講的問題都很普遍，不過紀錄片使人進入更耐心的聆聽狀態，使人能夠真實進入，扣連的不只是作品與作品裏的人，還有社會，所以紀錄片特別具有力量。」
不過，紀錄片在教育中的地位卻不樂觀，這點與主流教育制度不無關係。曾瑞明反映，課堂時間受規限，能夠播放紀錄片的時間不多，但又不能選段或節錄，因為會影響觀影感覺，畢竟電影是整體，剪接也尤其重要。
「更根本的問題其實是教學文化。香港習慣以工作紙或教科書快速取得概念，學生沒有太多影像欣賞的培訓，而且通識科時常重視『平衡』，有『持份者』的概念，當然我們都知道這些是很平面的標籤。紀錄片雖然很多時有立場，卻可以反映比較複雜的身分與立場問題。」曾瑞明又說，不要說學生，連老師本身也對紀錄片沒有多少欣賞能力，播放紀錄片很多時只限於「各打五十大板」的時事記錄類電視節目—這些節目的傳播平台雖然廣泛，卻沒能深入議題。
「現在很多學生不知道戰爭是什麼回事，也很少反思日常，對歷史更是沒有興趣。紀錄片其實是很好的媒介，可以幫助投入感受，好的紀錄片甚至可以推動興趣。《八九點鐘的太陽》幫助了解文革更多，張虹的《中學》我試過在課上播，還有每次班長選舉我都會播《請投我一票》，多少令他們有所思考。」曾瑞明續指，觀賞紀錄片作為教學部分，其實對老師和學生都是挑戰，因觀賞本身需要耐性和專注，而香港學生普遍未具備這種基礎素質，在課堂上播放紀錄片，「他們有機會『瞓晒』，或者說『不如教返書』。」
拍攝同時參與 客觀不等於沒有立場
紀錄片組織「影行者」從2007年至今製作的紀錄片，大部分以舊區重建、社區文化保育及抗爭運動為主，當中不少被拍攝者是主流媒體忽略了的聲音。影行者認為，主流媒體是有能力壟斷信息的傳播者，而不少社會邊緣人群，本身並沒有太大的傳播能力，也導致他們的聲音被埋沒。影行者希望照顧這些被隱沒了的聲音，不只是拍攝他們，而是拍攝者也參與到行動與討論之中，鼓勵草根群眾嘗試拍攝。在影行者看來，紀錄片是一種藝術創作，而創作是個人透過重新組合生活經驗來與社會交流的方式，是一種文化權利。透過這種集體的紀實影像創作，影行者希望與草根群眾一起尋找創作主體的不同可能性，開放藝術創作民主化（而非民粹化）的可能。
「客觀非常重要，但不等於中立，客觀是不斷檢視和反省，並非無意見無立場。很多人會混淆有立場和客觀，但其實大的立場裏也有很多小的立場。」影行者認為誠實的紀實錄影必定是圍繞真實的生活經驗，因為人無法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去生活，因此真誠的作品必然是本土的。然而，一個「開放性」的本土認同非常重要，需要看到除了自己以外的生活經驗及立場。「相對於劇情片，紀錄片的成本較低，的確有機會成為民間論述，使聲音變得多元，不過能否溝通交流，其實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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