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港府須以分配正義 主導理財新哲學
不論是稅務學會的意見，還是政府近年不斷重施的「派糖」故伎，都難以對症下藥，真正回應社會所需。究其根柢，問題是出於政府與社會大眾還是未能深刻認識「分配正義」在公眾資源再分配中的意義，甚至認為「派糖」就已是與民共享。特首林鄭月娥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必須深入認識「分配正義」的課題，只有真正明白政府財政和施政之間的關係，才能利用財政手段，達至整體的社會效益。
所謂分配正義，就是透過政府在社會生產與消費兩部分發揮積極分配角色，使各階層都能充分享受社會經濟發展成果，不會讓任何一方成為其餘階層成功的犧牲品、踏腳石。只有正義的分配方式，才能持續改善民生、促進經濟；反之，就會引起社會矛盾、對立與衝突。
生產部分的分配正義，除了在制度上確保為經濟增長作出貢獻者，可以依法獲得其應有回報外，更重要的，是利用財政資源積極支援產業發展，以及精準地運用積累的財富投資未來。正義的生產分配不是消極的「理財」，更具進攻意味：要維持經濟不斷增長的活力，才能為政府帶來更多解決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的資源；發展是硬道理，就是硬在這裏。
首先，政府須制定詳細的產業政策，以具遠見的目光協助企業在發展路上拆牆鬆綁，務求令市場力量充分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以科學產研為例，港企近年來在創新發展路上嚴重滯後，又不願意或沒能力投放太多資源在科研部門，甚至連金融科技、流動支付等理應是香港強勢的領域都乏善足陳，處處落後於競爭對手。香港雖然相對欠缺科研人才與風險資金，但未至於一無所有。造成今日企業不敢也不願投資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官僚習氣嚴重，未能積極投放資源，為有志在科研、互聯網等領域發展的企業提供合理的投資環境。可以說，政府官員懶政怠政，與及欠缺真正認識科技發展的人才來主持大局，導致香港經濟轉型、產業升級長期流於空談。如何把政府的財富交託予可信任的人才，真正善用「創新及科技基金」等資源開展香港的科研企劃，是林鄭月娥能否引領香港重回發展正軌的關鍵。
其次，是運用資源投資未來，當中又以投資教育為重中之重。籌備未來這部分的關鍵，傳統上在於建立穩健的後備或保險基金，簡單而言就是要降低社會未來的生產風險，防患未然。政府綜合帳目中的一系列基金，都屬於這類防守性儲備。但相對於為鞏固防守而把錢綁死，社會現時更需要政府撥調部分資源用於積極用途。例如《香港01》倡議的「八大免學費、畢業無學債」，只會令政府經常性開支增加19億元，就能夠讓學生免於學債捆綁，可以積極創業創新，釋放大學生生產力的同時，更能刺激經濟結構革新。
至於在國家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大灣區建設時，政府可考慮設立一帶一路或大灣區基金，精準設計其用途，順勢推動專上教育產業化。只要成功把大中華區、東南亞發展成我們的教育產業腹地，就能吸引大量學生來港求學，當中所生財利可以撥歸本地學者研究、學生求學，以取人之資、供己之用的方法，持續強化香港競爭力。政府須多作類似的大膽想像，借用殷厚的財政實力，盡其所能刺激及釋放香港各類生產要素。只有勇於承擔、勇於謀劃未來的政府，才是真正負責任、體現正義的政府。
公共開支現時未滿足社會共同需要
消費部分的分配正義可以說是政府長期以來相對疏忽的環節， 這部分涉及兩個關鍵領域，一是公共開支、二是個人消費。
正義的公共開支，必須滿足社會共同需要，以及為社會大眾、特別是弱勢社群提供合理社會保障、基建設施、共享資訊。政府現時的公共開支，往往未能真正做到滿足社會「共同」需要，而往往把精力集中於服務權貴、既得利益者。當然，港府沒有真正耗費大量的財政資源直接進貢既得利益者，但間接的補貼卻是數之不盡。例如，粉嶺高爾夫球場作為珍貴的土地資源，主要用途卻是供香港的一小撮「貴族」聚會、消閒或洽談生意。又例如，主要地產商囤積的農地資源，本應用於香港農業發展，或應由政府以合理價錢回購作合理用途，政府卻縱容地產商以極低成本把農地合法但極不合理地轉為住宅地謀利，出現「有錢冇地用」的鬧劇， 成為公共資源使用中的最大分配不正義。
至於為弱勢提供合理社會保障，政府更欠缺魄力。以世界銀行的「五支柱」退休保障為例，政府長期倚賴「零支柱」（以公帑為貧窮長者提供生活保障）應對，長期無視第一支柱（無條件享有的公共退休保障）缺位的問題。必須承認，政府在本年中將推出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每月3,485元），是改善零支柱的一大步，但相關申請條件苛刻，單身長者資產不得超逾14.6萬元、夫婦則為22.1萬元，仍有相當部分長者無法得到合理保障。庫房結構性「水浸」，本是設立基金應對退休、Ｎ無人士、醫療支出等保障；甚至謀劃構建第一支柱，推動全民退保的良機。政府縱使無意在資產價格水漲船高時成立主權基金，也須有序部署成立這一系列真正急民所需的「未來基金」，以展現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理財視野。
以上說的，是屬於國民收入分配的宏觀層面調控，而真正切身影響小市民生活的，則須數到個人消費，也就是個人收入的再分配。《老子》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是個人消費分配正義的極佳描述。但諷刺的是，香港現時的實況卻是《老子》此文的下句，「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新自由主義主導的香港社會，經濟上揚時，富者極盡剝削能事而幾乎盡取所有，窮人難以分享發展成果；經濟下滑時，富者或有所失，但窮人則必然面對極其惡劣的經濟壓迫。
事實上，要做到損有餘而補不足是極其困難的，慣於以財政貨幣政策作為主要經濟調控手段的經濟體，縱使有扶助弱勢的心，往往只能做到「損有餘」，卻不能精準地做到「補不足」。以去年底的「貧窮線」爭議為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指當局制定的「貧窮線」非「扶貧線」，貧窮線只用作調整政策及檢視成效。這句說話聽起上來十分難明，但只要明白政府的措施是集中於以宏觀政策調控，而不是針對性地解決個別群體的貧窮問題，就大致可以明白他的說話。相對於港府的宏觀調節，大陸扶貧強調的，是精準針對特定群體，既要扶貧、更要扶志，既要授魚、更要授漁。以上的差異，源於不同的價值觀，港府官員要自我革新思想，擺脫新自由主義的枷鎖，從而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才能真正體現理財上的正義。
要實踐上述的一系列「公平」，要政府還清一筆筆的良心債、道德債或公義債，處處都需要錢。因而，我們不但要在庫房水浸時謹慎理財，更要進一步廣增財源。這當中有一項根本原則，就是要社會大眾都能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在這樣的前提下，政府增廣財富的手段既不應加重中產夾心階層的負擔，更不應以任何形式進一步剝削基層草根。
開徵資產增值稅 體現分配正義
政府要證明自己有能力、有決心進一步公平分配資源，先要引入的不是商品及服務稅。事實上，可以替代的稅項還有很多，包括香港首富李嘉誠也贊成的增加利得稅、相對於商品及服務稅更能精準對焦富有階層的奢侈品稅，及資產增值稅等。其中，資產增值稅尤值得開徵。經濟上揚時期，富人透過投資獲利殷厚，單是股樓二市為他們帶來的帳面利潤已然十分可觀。在鎖定利潤時，政府適當抽取其中的增值所得，以支援低下階層改善生活，可謂是應有之義。開徵這稅項帶來最直接的改變，就是可以讓低下階層也能間接分享經濟上揚期的經濟成果，改變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常態，真正體現分配正義。
上文論述的分配正義的種種，其核心只有兩項，也就是機會公平與結果公平。中國政府近年來不斷強調「共享」原則，即經濟發展的成果不能被先富起來的小部分人長期佔據。中共的這套原則， 是其官員深刻明白，若社會不能達致分配正義，會引發各種更深層次的利益矛盾和階級衝突，最後會危及政權統治的合法性。香港在經歷雨傘運動與旺角騷亂後，官員應該深刻明白政治矛盾背後的經濟成因；可惜的是，梁振英政府始終沒有這種覺悟。林鄭上台後的首份《施政報告》已教不少人失望，陳茂波主導完成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應該充分展現新政府的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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