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殖民政府對基層愛理不理　何喜華：「以前雖然窮卻有盼望」

時光倒流五年前，在那場被稱為「豬狼之爭」的特首選舉，梁振英形勢一度處下風。社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雖算不上什麼名人，但作為基進的社會運動人物，竟出現在梁振英支持者名單，難免令不少圈內人感吃驚。更甚的，在梁振英未宣布參選時，他早已公開大讚梁關心基層。有人說，何喜華支持候選人只看基層政綱，其他全不理，這並不聰明；傳媒不禁追問，今次他會公開支持候選人嗎？這個問題背後不只是政治計算，也側面折射基層工作者多年來跟建制「交手」的起落。
攝影：梁鵬威

SoCo及其他居民組織作為香港公民社會的先驅和骨幹

本地媒體新聞部，多按照政策範疇分「beat」，社福是其中一個重要大beat。約十年前初入行時，「社福beat」前輩常說有些組織在努力默默做實事，有些則不然；社區組織協會（SoCO）是前者其中的一個表表者。然而自從部分香港人對新移民觀感日差，指他們「來港搶資源」、「不工作只住公屋領綜援」後，一直將新移民視為主要服務對象的SoCO，便突然成為新移民的「幫兇」，以及被攻擊的主要對象之一。

早在這些針對中國的行動變「激」之際，SoCO於1970年代也是激進組織之一。當時的公民社會未如今天蓬勃，社會問題叢生，最令人頭痛的，就是漫山遍野的木屋區和寮屋區，一場大火隨時讓數以萬計人口無家可歸，拆遷亦會引發衝突。鼠患、垃圾、治安、衛生等問題，都是社區日常。

直至1973年港督麥理浩展開十年建屋計劃，目標是為180萬香港人提供公共房屋，讓他們置身合理的居住環境。由宗教人士創立的SoCO亦乘勢而起，是當時主要組織居民運動、爭取居住權的機構之一。根據呂大樂及龔啟聖的《城市縱橫：香港居民運動及城市政治研究》，1970年代居民運動幾乎佔了每年城市社會運動的三分之一或以上。在這個殖民統治尚未開放的年代，他們會開居民大會組織居民示威、抗議、甚至佔領。今天說「傘落社區」、「素人參政」、「自己的家自己救」、「不靠議員」，看似走在時代前頭，但總令人想起1970年代的居民運動。

投身社運   一人組織70000木屋戶  

何喜華就是這時候投身社會運動。他出身小康之家，父親做玉石生意，但在看到工人苦況後不願繼承父業，跟父親爭執起來更索性離家出走。在1981年加入SoCO以前，他已經義務和全職性質參與社區工作。那時正值麥理浩十年施政的最後一年，殖民政府推動大型社會工程，延續上一任總督戴麟趾的方向，大力投資教育、房屋、醫療和社會服務，社會學家如呂大樂、Gordon Mathews等認為，1970年代起出現民意轉向，即由視香港社會為「借來的地方」到對之產生歸屬感，很大程度是因為香港在十年間正踏上安定繁榮之路。

就在此時，何喜華負責一個人組織秀茂坪木屋區六、七萬個居民，「當時有謠傳政府好快來收屋，幫他們上公屋，居民滿心期盼，結果當然並非如此」。抗日以來中國政局不穩，數十年來每日大量難民逃港，就在山頭搭建木屋落腳，直至1980年10月23日抵壘政策取消方休止。何喜華記得那時漫山木屋，無水無電。「有年大雨，秀茂坪安樂村木屋區那些堆填如山無人清的垃圾，塞爆去水渠，一沖下來成個秀茂坪都係垃圾。」

木屋居民雖然窮卻樂觀   相信不停做終見曙光

「木屋區居民大部分來自國內。在附近觀塘工廠區工作，主要是隻身來港；也有一家大小和香港人。他們全部都要加班，十點後才能開始挨家挨戶家訪。他們日做夜做一周返七日，一到放工時候，從高空看下去，偉業街全街黑麻麻，都是放工人潮那烏黑色的頭髮。小販賣小食、糯米飯、魚肉湯餵飽工人，總之乜都有。他們最希望返到屋企有水有電，係窮，辛苦，居住環境差，但人人有工開，不停做總會見到曙光。」

「感覺上這些難民比較有活力，放工回來打開門口一起煮飯、食飯，幾個單身一起食，雖然窮，卻食得好豐盛。後來發現他們懂得對比生活條件，以前國內食都無得食，依家起碼有得食有工做。為何他們會咁開心？當時人有盼望，做多啲可以賺多啲，相信自己和國內家人生活改善。」

「這些難民比較有活力，放工回來打開門口一起煮飯、食飯，雖然窮，卻食得好豐盛。以前國內食都無得食，依家起碼有得食有工做。為何他們會咁開心？當時人有盼望，做多啲可以賺多啲，相信自己和國內家人生活改善。」

「木屋區好多山寨廠。好深印象有一位居民自己設計塑膠餐具，找人做模，行街銷售，最後畀航空公司睇中做飛機餐具，於是自己生產、啤膠一腳踢。再下一步中國經濟改革開放，這批有智慧、勞力和儲下少少資金的人，返國內在自己條村做加工。有些保持聯絡至今，順住時代一直上，已經相當有錢。」說到這些，何喜華露出幾個小時以來鮮有的微笑。

殖民政府善治以外  官員高高在上不聽民意

很多人想起1970和1980年代的香港，都認為那是黃金歲月，是殖民時代善治的象徵。雖無民主，但政府樂意聽取民意改善施政。但對於親身抗爭的何喜華眼中，並非盡然如此。「爭取福利的壓力團體，不用旨意見到高官。政府很強硬，只會執行政策。申訴渠道很少，只有兩局議員辦事處，但是他們高高在上、離地、委任，難影響政府，更別說參與政策規劃。」當時他們做到的，極大部分都是個別事件的回應行動。「當時冒起很多抗爭組織，1960及1970年代受教育的一批人如楊森、吳明欽等，組織教育行動組、反加租行動、組織過千人講天台隔熱、社區重建等，為清拆木屋區、臨時房屋區、艇戶、舊型徙置區抗爭。只有通過不斷抗爭，才能迫令政府面對問題。」

「即使間中見到官員，多數都搵個你知道、而他也自知不能代表政府的低級官，大多數剛畢業或老油條，跟你坐三個鐘慢慢磨。從來無答應任何東西，開會講到政府仁至義盡、無責任提供社會福利，一切按政策辦事。」

「清拆秀茂坪徙置區時很多老人家好頭痛好憂心，房署叫他們自己搵多兩個人夾房，屋入面無間房，三唔識七住埋一齊。行政局通過公屋不建一人單位，但外面乜都唔知。政府只是執行重申政策，已經安置你，仲想點？」

「即使間中見到官員，多數都搵個你知道、而他也自知不能代表政府的低級官，大多數剛畢業或老油條，跟你坐三個鐘慢慢磨。從來無答應任何東西，開會講到政府仁至義盡、無責任提供社會福利，一切按政策辦事。」

80年代民主化政府吸納壓力團體  居民運動走下坡

1981年，政府推出《地方行政綠皮書》，將原有的諮詢架構和吸納地區居民領袖制度化，成立區議會。政治學者馬嶽指出，區議會和立法局部分議席民選，政治上雖然更加民主，卻間接令居民運動日走下坡——居民不懂得自己組織起來解決問題，視政黨為提供服務的角色。

呂大樂分析指，麥理浩的「善治」實為香港主權移交談判的準備工作，透過將香港打造成現代城市模範，藉此籠絡民心，增加跟中方談判的本錢。不過，從一份1970年代、由倫敦政府撰寫的《Hong Kong Planning Paper》中可見，工黨政府曾經向麥理浩施壓，要求五年內實現一系列具體的勞工、社會福利改革，惟麥理浩對此卻顯得頗為抗拒，換個角度看，可說是錯過了一次徹底檢討勞福政策的機會。

黃洪教授曾撰文表示，香港殖民地政府並未公開承認貧窮問題，僅以「剩餘」性質的社會福利以及社會保障，作為保護「弱勢社群」的安全網，而非從根本上分配社會財富。彭定康在1996年施政報告中明示：香港的福利制度並不是為消除不平等而存在。直到主權移交前，香港的社會保障未見重大變化。

為何何喜華會支持梁振英選特首？林鄭月娥是個稱職的官員嗎？下集何喜華將會道盡特區官員的面貌及對基層的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