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選舉】何喜華撐完CY讚林鄭？　「政治外誰照顧基層困境」

時光倒流五年前的特首選舉。社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作為基進的社會運動人物，竟出現在梁振英支持者名單，難免令不少圈內人感吃驚。有人說，何喜華只看基層政綱，其他全不理，這個問題背後不只是政治計算，也側面折射基層工作者多年來跟建制「交手」的起落。
攝影：梁鵬威

上集：港英殖民政府對基層愛理不理    何喜華：「以前雖然窮卻有盼望」

殖民地主政末期，政府無論如何開明，表面上吸納民間領袖進入諮詢組織，民間要真正跟政府討論政策依然並不容易。回歸前社會政策皆以服務類別劃分，每項都有相應的委員會提供意見。只是除房屋委員會外，所有委員會都是諮詢性質，撥款必須由行政機關提出，再經立法局審批。周永新教授撰文認為，能否推行一項政策，最視乎政府財政狀況和是否影響經濟競爭力，民意是最後的考慮。

何喜華首次進入建制內希望帶來改變已是1995年的事。「政府委任我加入房委會旗下一個小組，專睇公共房屋政策。房委會內的反對派很少，有些也鬧政府，但政府會確保政策一定通過。當時一名港大地理系教授也是委員，他說幾乎從未見過政府政策不獲通過。但也不是完全沒用，起碼可以提意見。」

主權移交官方一直強調「港人治港」，回頭看來，第一任特首提出八萬五建屋計劃、於2000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扶貧（過去殖民政府從未承認香港有貧窮問題），及後成立扶貧委員會，這些都屬於前所未有、針對基層的規劃。問何喜華當時是否很高興？何喜華坦言：「身為長期關注社會政策的人，我好開心。」他補充一句，「先不說選舉那些政治，回歸令到特首選舉有政綱，提出社會願景，不論政治立場，總是正面，即使無直選都好。」

那個後來「不說等於不存在」的「八萬五」，原來跟何喜華有關。「1996年，（時任房屋司）黃星華搵我做第二份長遠房屋策略白皮書，一直做到1998年公布，現在回想起來做得非常好。1996年時，我們已經好清楚房屋和貧窮是董生的重點。當時我們以科學推算，香港應提出每年建屋八萬間的目標，董生則說預鬆一點比較好，所以就是八萬五。」

後來八萬五被視為拖垮香港樓市的元兇——此說法無視了香港在千禧年前後受金融風暴打擊的事實。何喜華說，即使起初提出八萬五，來自地產商的阻力亦不算大。「白皮書傾到七七八八時，政府開始跟各界持份者商討，地產商會亦一直知道此事，對我們每年起五萬間公營房屋的目標意見不大。」

「黃星華雖然好官僚，但個人不差。他跟我說，何喜華，你經常搞社會行動搞到香港個名都臭，我一定要搞好長策令你無嘢做！」

想找出一個資深社會運動組織者在建制內尋求政策改變的阻力，以為是官僚作風，或者體制太大，何喜華卻覺得，事情其實非常「人治」，「視乎個別官員的能力、思維和傾向。」2000年的施政報告中，董建華提出將扶貧列為政綱，並且撥款27億元推行扶貧措施。2005年更成立扶貧委員會。「這是前所未有，董生大膽提出成立扶貧委員會專責處理，政府就不能再逃避。」何喜華亦順理成章加入扶貧委員會。

「董生好想傾，但唐英年做扶貧委員會主席，無心無力。我們討論要先訂立貧窮線才有客觀數據掌握實況，但官員拒絕。董生沒有好明確說要如何扶貧，反而着重經濟發展，於是政府官員不斷兜圈。討論來討論去，他們說窮人有公屋住、有書讀、有醫生睇，不知道低收入長者有幾多資產，那到底他們是否窮？於是貧窮這個科學問題變了哲學問題。難道要量度是否快樂？窮也可以好開心。」

有一次我們帶老人家去他（曾蔭權）的辦公室樓下請願，他當時只是政務司司長。我們在門口叫咪，他已經進去了。點知記者離開後，他行番轉頭，以為他良心發現，點知佢鬧老人家，叫我們不要咁大聲。

董建華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終於提出全面的扶貧策略。他特別提出政府要集中處理跨代貧窮，讓在貧困家庭成長的兒童和青少年，能獲得教育和全面發展的機會，當中包括增撥資源，讓學校和青年機構為學生提供課外學習，為15至24歲青年提供學習津貼，鼓勵他們積極上進。扶貧委員會落實的主要措施包括，以提供偏遠地區交通津貼，和放寬綜援豁免計算入息來增加工作誘因；推動社會企業和加強就業技能和培訓。

學者黃洪指出，董建華的扶貧政策採取的是「人力資本策略」，大前提是令勞工在就業前得到更好的準備，但就沒有提出新的路向。「誰人主事好重要，政策落實好視乎個別人的意願。」何喜華又重複說。他曾公開表示好憎曾蔭權，「曾蔭權憎社工全行都知」。

何喜華說了一個小故事：「有一次我們帶老人家去他的辦公室樓下請願，他當時只是政務司司長。我們在門口叫咪，他已經進去了。點知記者離開後，他行番轉頭，以為他良心發現，點知佢鬧老人家，叫我們不要咁大聲。」2007年扶貧委員會發表報告後，曾蔭權更將之解散。

說回何喜華支持梁振英參選的往事，他一直真心相信梁振英用心扶貧。過了一段時間接受傳媒訪問，他說落區時有街坊為此用粗口罵他，但他始終不後悔曾經支持過梁振英。「先別說民主和選舉這些政治」，他再一次強調：「我支持CY不是因為和他friend，（我的出發點）從來都是因為基層困境。」

何喜華在訪問中曾經說過，不會再對任何一個政治人物寄予希望，又說「董事局不讓他今次公開支持任何人」。「但我支持邊個，好明顯，董事局炒我都係咁話，叫我話支持John，我做唔到。」何喜華沒有明言支持誰，卻大讚林鄭做社署署長時非常用心，也貼近弱勢社群。

「當時她減綜援，我也有跟她吵大鑊，但我明白那是大家量度的出發點不同，她見到通縮所以可以減，我看的是生活情況。有些社福機構的前線員工，因為她的『一筆過撥款』失去工作，但我也見到一些機構因此儲到錢。很多政策（她）都用心做，例如露宿者試驗服務計劃是她首創的。扶貧委員會旗下的小組內有不少社工，林太也讓他們放手做，這些近年都很少有。」

「不過政治是另一個問題，這些社工不會出來為林太說話。」政治跟民生分開來說，也許是何喜華整個訪問說得最多的一句。有些人說，何喜華只看基層政策卻不看別的，誰人扶貧就支持誰，忽略其他面向。「有些事情可以說得漂亮，但當我想起我服務的那班街坊，他們的聲音和困境誰人關注？民主政制是另一件事，那是好政治的事，這些基層問題，不見得有任何黨派特別關注，民主派也未必。」

我們隨着何喜華走進深水埗一個唐樓單位，幾百呎單位內間了七、八間房。他跟其中一對年長夫婦傾談，老先生患重病臥床很久，尾房的婆婆染了一頭粉紅色曲髮，笑意盈盈着我們坐下。她算是環境比較好的一人，原本跟兒子住在粉嶺公屋，但因兒子媳婦和兩個孫同住，單位太小、太逼，沒有私隱，婆婆寧願自己用2,500元租房，即使被業主濫收1,000元水電費也沒法子。

何喜華說他喜歡做社工：「官員只會跟你說，每年用了幾多錢起了幾多個單位，但是不親身來看看，並不知道即使有公屋，卻不能夠讓一家人住在一起，兒女不能夠跟父母同住照顧長者。」

何喜華說，現在「貧窮」的定義跟以前的不一樣，隨着經濟轉型、大企業壟斷，今天窮人根本看不見希望。「今日如果有窮人想慳租金搭木屋，懂得修車想在街邊開山寨廠修車得唔得？」何喜華也承認，即使當初梁振英和林鄭有心扶貧，但到了選舉關頭，始終要爭取1,200張選委票中大量的商界票，譬如林鄭在交提名時便曾公開說自己「親商界」，嘗試洗去「基層味」。

既然如此，撐邊個又有何分別？他反而在年輕人身上看見希望：「現在的年輕人對保守的資本主義愈來愈多反思，可能他們會改變到整個社會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