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清潔工同行．一】清潔工，也是抗爭者

翻開報刊，不時讀到有關清潔工的新聞：扣糧、扣假、扣減人手，工作環境惡劣，沒有乾淨的更衣室或休息室，在颱風天或大熱天仍在戶外工作，而他們的時薪往往就是法定最低工資，還不時面對五花八門的薪酬剝削，偶爾引發工潮，如本年六月的浸大及九龍東醫院聯網兩次清潔工罷工。面對剝削，有人起而反抗，也有人與之同行，與他們交友、拍攝紀錄片，或任職清潔工，在職場裏與他們同甘共苦。香港的街道、商場、住宅大多光潔明亮，而背後為我們洗擦這個城市的那一雙手、那一個人，我們總是視而不見似的，少有聆聽他們的故事和處境。到底他們有何故事？我們如何與清潔工同行？
攝影：盧翊銘
（此為與清潔工同行系列之一）

寶麗：「別人曾經幫我，我就想幫其他清潔工」

寶麗一直記住那個小孩：看見她在和樂邨掃街，便刻意把垃圾扔在地上而不是垃圾桶裏。寶麗上前說：「你不可以這樣做。」「如果我不是這樣做，你哪有工開？」「如果你媽媽是掃街，你會這樣做嗎？」「我媽媽一定不會像你這樣掃街。」她心裏氣結，卻一時無語，任由小孩嘲弄。她握着掃帚默默掃街，服務街上每個途人—也是清潔工的每個「客人」。

這是她最難過的工作經歷。有時，她會因為自己掃街而感到自卑，轉念，又覺得不過是一份工作而已，但還是不忘叮囑女兒：看見母親在住處附近掃街，可以暫時不認她，也千萬不要跟她打招呼，免得女兒尷尬。女兒每次看見母親，都會上前打招呼，後來開電視看見母親參與爭取勞工權益的示威，也只是說：「咦？你又上電視。」

寶麗今年59歲，學歷是小學六年級，畢業前與家人一起在大圍、屯門種芽菜，畢業後到製衣工廠當車衣女工，1984年結婚，1985年大女出世，隨後細女出世，她便辭工照料家庭。平日接送兩個女兒上學，認識了女兒同學的母親，這人介紹她到翠屏邨當清潔工。寶麗本來就住在翠屏邨，而當時家裏只有丈夫一人掙錢。兩個女兒也開始要補習了，她希望幫輕丈夫，便答應工作。

她形容，那是一份近似花王的工作，要在偌大的翠屏邨走來走去，除草、清理花槽和斜坡雜物，她最怕在風雨後要走到斜坡清理樹枝，稍一不慎，就會滑下斜坡，跌得一身瘀傷。她在翠屏邨工作了兩年，與同事非常投契，可是小隊裏的管工忽然被辭退，寶麗為講義氣，便和小隊另一隊員一起辭職。辭職不久，幾個清潔工與偶然來探望他們的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女工會）職員說起此事，才驚覺自己一個月原來有四天有薪假期，可是他們天天上班，於是女工會協助他們追回假期錢。隨後，寶麗加入了女工會於2002年成立的清潔工人職工會。

寶麗常說自己無腦，又不願思考，沒有學歷又不太識字，所以最好做清潔，只需要低着頭一直做，如果僱主嫌她擦得不夠乾淨，就用力再擦乾淨一點。

離開翠屏邨的工作後，她早上七時至十一時到觀塘的商業大廈做辦公室清潔工，抹枱、吸塵、洗廁所，中午回家煮飯給母親吃，下午二時至五時再到和樂邨當清潔工，洗地、洗樓、剪草、挖坑渠。坑渠的鐵蓋實在太重，她有時不夠力、鬆了手，整個坑渠蓋便猛撼腳指。當時她最怕蹲在地上剷起那些結成一團黑漬的口香糖，最少要花五分鐘才剷起一塊；她也害怕中秋節後，要在公園清理那些煲蠟遺下的蠟漬。

那時，她因為留意多了勞工法例，知道自己雖是兼職清潔工，也享有一定的勞工權益。（註：《連續性僱傭合約》規定僱員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四星期或以上、每星期最少工作18小時，便可享有休息日、有薪年假、疾病津貼等權益。）

後來，她辭去工作照顧母親，母親在2008年以92歲高齡過身後，她上午在女工會當清潔工。近來，她下午也替女工會工作，到觀塘四圍認識清潔工，像當年女工會認識她一樣，打聲招呼、閒談幾句，給他們一個「平安包」—幾個口罩和女工會的聯絡方法。

「我曾在這裏當清潔工。」寶麗對着陌生的清潔工，總是先說這句，然後問問他們裝備夠不夠、易不易請假，對清潔工現況的了解，都靠街上閒談得來。從前寶麗膽小怕事，不與陌生人說話，連主動求職也不敢，工作總是別人介紹，現在卻常常到處認識工友。雖然，她還是很怕說錯法律條文，她會把一切勞工權益詢問轉交女工會其他成員。

「別人曾經幫我，我就想幫其他清潔工。很多清潔工是什麼都不懂的，覺得既然自己選了這份工，被人壓價會認命，怨什麼呢？你叫他們去爭取權益，他們會勸你別搞事。清潔工是很怕事的，因為要保住工作，要錢生活沒辦法。但工會至少可以替他們出頭。」

英姐：要反抗，先要勇敢站出來

「工人的辛酸我最清楚，最辛酸是工作後有汗出無糧出。」「低下階層的人本來已很辛苦，有些人一日做兩更，一晚睡幾小時，日做夜做就是為了生存。」英姐聲線洪亮，說起話來有一種大家姐的風範，而她確曾任職清潔工的「大家姐」（管工），還在工潮裏擔任工人代表，協助工友取回應得的薪金。英姐說，那是她一生人最快樂的工作時光。

英姐今年54歲，中學畢業後，曾任幼稚園老師、倉務員和保安等工作，後來要照顧長期病患的母親而辭職，兩人領取綜援，但她自覺有手有腳、不是七老八十，始終想工作。一段日子後，她到住處樓下的社區會堂當清潔工，因其工時分成三節，她可在節與節之間回家照顧母親。「她要24小時有人照顧，有時我一下班就開始擔心她有事。」

母親過身後，她有感自己不年輕了，且「做開嗰行就嗰行」，便繼續尋找清潔工作，到沙田廣場和沙田中心做替工，後來轉為長替。三年下來，她做過場內、場外各個工作位置，熟悉一切運作，獲升副管工，後來升作中更管工。那時，她與同事全是外判清潔工，而且是判上判，歷經四判後的薪金非常低微，「我們付出的勞力最多，得到的回報卻最少」，但她仍然很喜歡這份工，因為一步一步升職，因為可嘗試不同工作，因為與同事相處融洽。而眾多崗位裏，她最喜歡洗廁所，「如果我把廁所洗得很乾淨，人人進來都說廁所很乾淨，我就會很開心和很有滿足感。」

她的中更隊員，大約有12至16人，其中三分之一人只懂簽名和寫自己的名字，讀寫能力近乎文盲程度，不懂填寫任何入職表、申請表，也自然不懂細看僱傭合約和勞工法例。她升任主管不久，外判商開始拖糧，後來甚至欠糧，一群工友十分徬徨：「我們又要交租、又要食飯、又要坐車、仔女又要讀書，樣樣都是錢。」一個工友提議找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幫忙，他們便與職工盟聯絡，開始商量工潮細節。一方面，他們預備橫額、罷工計劃；另一方面，英姐向外判商提出支薪期限，期限前不出糧，他們就會罷工。最後，資方在期限前支付薪金。「我當時覺得：咁乖？如果我們不搞罷工，是不是會無糧出？我們其實不想搞抗爭、搞對抗，但在外判制度下，如果不這樣做，我們根本無法取回自己的薪金。」

不要一直被欺壓，因為最後你會被壓到完全沒有反抗能力。做清潔工也要無畏無懼，你怕，就什麼都爭取不了。

慧姐：團結，換來應得的飯鐘錢

2004年11月27日起，長洲清潔工一連罷工六日，為爭取合理薪金。當時很多人對慧姐說：「你夠膽做這些事，以後都無人請你啊！」那是慧姐第一次參與罷工，她一點都不害怕。從前她是漁民，在海上見慣大風大浪，連水龍捲也遇過，她笑言撿回半條人命來到街上，一群人罷工，真是沒什麼好怕。

慧姐本來是珠海漁民，從小跟隨父母出海打魚，嫁來香港也是嫁到船上，丈夫是水上人，一家人習慣在有風有浪的日子出海捕魚。他們的漁船停在長洲海灣，直至第三個兒子在1995年出世，才賣了漁船，在長洲租了一間天台屋住。

從前她是漁民，在海上見慣大風大浪，連水龍捲也遇過，她笑言撿回半條人命來到街上，一群人罷工，真是沒什麼好怕。

慧姐說，從前是水上人，總覺得街上人見識多點，多少有點看不起他們。他們常在買賣時被騙，丈夫總說購物不要講價，她買菜時卻總被呃秤。她說，水上人頭腦簡單，就算借錢也是說一句，不用寫單據的。最初工作時，她對「簽約」這件事很陌生，完全沒有細看合約便簽名。

最初，一家人的生活費全靠她丈夫在地盤做釘板工作，可是開工日子不多，沙士爆發前，她丈夫一個月才有幾天工作。當時三個子女有兩個讀中學、一個讀小學，還要租屋，生活艱難，她在長洲輾轉做了幾份工作，最後選定街道清潔工，因為可以準時上班下班，且每個月有一份固定薪金。「漁民是好天斬埋落雨柴，出海未必有漁獲，而且多人食飯，每人每個月才分得一二百元。」

最初入職清潔工，她的月薪是5,100元，一年後轉了外判商，薪酬變成4,898元。新的外判商要扣減他們飯鐘錢，最初扣半小時，後來扣一小時，酬金僅得4,286元。長洲清潔工共分兩更，每更50人，每人每月扣減600元，外判商每月便可省下六萬元。「我丈夫當時失業，我看着這人工，不知可以如何生活，而當時判頭竟然在長洲貼出一張告示，想用3,900元請人，如果請到人就解僱我們。」

他們向區議員求助，區議員不受理；他們求助無門，幸好有位政府管工看不過眼，把職工盟的電話給了他們。一星期後，職工盟來長洲與數十工友商討罷工事宜。11月27日，工友在清晨五時起床，來到碼頭集合，擺一張枱向途人收集簽名支持，並解說罷工事件。幾個工友留守碼頭，其餘的則分批守着長洲幾個主要垃圾站，只許市民丟垃圾，不許任何人清垃圾。慧姐與丈夫與兩三工友一起守着街市外的垃圾站。

沒料長洲居民竟如此支持當地清潔工：不少市民停步簽名，有人拿出1,000元給他們買早餐，還有附近食肆送來外賣以示支持。兩天過去，長洲因為堆積太多垃圾而變臭，外判商從島外找人到長洲清理，但罷工工人極力制止。第三天下午，慧姐與部分工友乘船到中環碼頭，舉起橫額抗議，一直遊行至食環署總部，並在總部通宵靜坐抗議。整場罷工持續六日，最後以食環署出錢補回「飯鐘錢」告終。

當年為600元罷工六日，13年後，這事成為慧姐常常緬懷的美好回憶：「一盤散沙是不成事的，而當時大家都很齊心，很團結。」

除了寶麗、英姐與慧姐，還有他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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