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清潔工同行．二】毋須施予，只須尊重 與清潔工交友
真想結識一個清潔工朋友。
一個念頭在鄧永謙（阿謙）與趙日輝（Peter）腦裏閃過。兩人都是「關懷貧窮學校」的事工，他們的辦公室位於大角咀，於是他們走訪大角咀的街巷，每看見一個辛勤工作的清潔工—到底要不要上前搭話？到底彼此能不能成為朋友？都成了他們的勇氣大挑戰。
攝影：盧翊銘
（此為與清潔工同行系列之二）
三年前的夏天，阿謙看見一個清潔工在街邊屋簷下吃飯，那天非常炎熱，他連在外多留一秒也不想，怎會有人在街邊吃飯？他上前探問，才知道掃街清潔工只可在公園或垃圾站吃飯。但垃圾站很臭，公園很熱，幸好周末商店關門，她才可以在這個好位置吃飯。「不如你來我們的辦公室吃飯，好嗎？」從此，她天天到阿謙的辦公室吃飯。她是四妹，阿謙的第一個清潔工好友。阿謙的辦公室有冷氣、有梳化，四妹清晨五時起床，午飯後午睡一會，便精神奕奕地回到樓下垃圾站工作。她的一天是這樣的：清晨六時十五分到垃圾站集合，六時三十分推着自己的垃圾車出外掃街，下午四時半下班，中間有一小時吃飯，飯後又是掃街，四時左右把垃圾車推回來，洗洗衣服，坐一會兒，便下班回家。颱風天也要工作，早上掛了八號風球，她仍是清晨起床，打開電視，只要一轉三號風球便立即出門，乘巴士回到垃圾站。「一堆垃圾，樹葉樹枝全堆下來，一打風就做到怕，個個無停手，水也沒空飲。」
四妹今年64歲，家裏有一個患病的丈夫，一個月入萬餘元且要儲錢結婚的兒子，她有兩個兒女在內地生活，往返內地也要錢，「我不年輕了，又要生活，又要交租，不在這裏工作要到哪裏工作？大陸人在我這年紀就沒工作了，我在香港可以繼續做，更好，身體健康。」四妹從前在內地做農夫，2002年移居香港，香港無田可耕，便做清潔工，總說這是輕鬆的工作。但四妹很瘦，愈來愈瘦，且周身傷患。四妹確是需要一個舒服的空間讓她安心吃飯、休息。「多謝他叫我上去吃飯，我永遠都會記住他。」
而Peter則在四年前認識根叔。根叔舊居是一架五面都有木板的木頭車，當時停泊在足球場外的馬路位置， 他剛開始在那裏居住。「那時我失業，很無聊。遇到他，他是我的財神爺，認識他以後運程好了很多。初初他來找我聊天，我不理他，後來他問有什麼幫到我，我說我一向不靠人幫。他問我要不要衫褲，我剛搬來，合穿的當然好，他轉頭就拿過來。後來他常常跟我聊天，在這裏打邊爐食盆菜，識了他三個月左右，我就找到清潔工作。」
為什麼做清潔工？「我72歲了，不做清潔工做什麼？我回去三行誰聘用我？我做三行工人做到五十幾歲，那時超過55歲的都不要。我本來住在唐樓板間房，住了幾年，木蝨咬到我驚。後來交空租，不敢回去睡，木蝨咬你一整晚，明天哪有精神工作？我寧可在街上睡。」於是他搬到球場外，後來找到橋下一個位置，用竹棚搭起一個三角，外面鋪上紙皮，再外是木板，最外是帆布，竹棚紮得非常結實。根叔自豪道：「一口釘都無，十號風球也吹不走，這裏坐北向南，找位置當然找這些。這個單位，上樓4,000元都租不到！」根叔笑着，露出幾隻僅存在右邊的牙齒。
「我這個年紀，無工作會身痕，做什麼我都很用心做，隨便掙到兩餐就好。我又不用靠特首，沒有拿過生果金和綜援，也沒有申請工屋。做掃街不辛苦，但上樓倒垃圾就真是受不了，我沒做過。現在我做凍肉，負責送貨和用高速機切肉。」根叔自覺什麼都不需要，但他也需要真誠的朋友，如Peter。基督徒Peter從未向他傳教，倒是他拉着Peter說佛理。他的竹棚裏貼着一幅紅底金字的橫額：佛光普照。
就這樣，阿謙與Peter都在大角咀認識了各自的清潔工朋友，這個朋友其實也是他們的大角咀街坊。這種「落區識人」的想法始於2012年，當時他們希望打破義工想要關懷弱勢社群、就要到家庭或老人院探訪的方式，他們覺得這種關係和關心都是「被安排」的，義工無法從中學習如何建立關係，於是他們落區，試試主動認識不同工種的街坊，後來從中劃出了「清潔工」這群體，希望深入了解他們：如果這群人不快樂，背後可有共同原因？
他們邀請小學生、中學生、成年人與他們一起認識街坊。初來參加的人總是問：「跟街坊聊天要學習嗎？」阿謙說，當然不用學，參加者這樣問是因為對於眼前陌生人有種無法掌握的不安感，但人與人的關係到底如何開始？兩人如何打開話題？其實只取決於你夠不夠勇敢。「我很希望這些探訪不是一次性的，所以我們會提示參加者多問些他們的背景資料，如在哪裏上班、工作時間，希望可以再來接觸他們，彼此的關係可以延續下去。」像他與四妹已是三年好友，Peter與根叔是四年好友。
最初落區時，阿謙不時疑惑：到底什麼是真正的關懷？是否派飯券、派物資給他們就是關懷呢？他們在勞動，其實有薪金。那麼，他們到底需要怎樣的關心？他與中學生一起討論，有中學生摺紙心心送給清潔工，阿謙又與中學生在勞動節送贈「勞苦功高」、「居功至偉」、「功不可沒」等襟章給清潔工，感謝他們在勞動節仍為大眾服務。大角咀以外，Peter近兩年積極落區，與北角、黃大仙、葵芳、觀塘、大埔等地的街坊一起關心該區的清潔工。
接觸街坊不是社工的專利，普通人也可以接觸他們，並在過程裏監察政府的制度是否對他們友善，他們背後的工作狀況，以及有沒有問題需要解決。
阿謙說：「其實我們不想參加者每個月只跟我們落區一次，我們希望參加者真是認同我們的工作，然後不用跟着我們，而是在自己居住的社區做同樣的事，把關心街坊變成生活的一部分。」Peter說：「接觸街坊不是社工的專利，普通人也可以接觸他們，並在過程裏監察政府的制度是否對他們友善，他們背後的工作狀況，以及有沒有問題需要解決。」
「其實落區這麼多年，我發現街坊根本不需要我們送贈任何物件，他們真正想要的是我們的聆聽與尊重。物件可能是我們最初相識時的破冰工具，但當我們慢慢建立了關係，而你仍不斷送贈禮物，那麼，這段關係其實就存在着一種由上而下的意識形態，令街坊永遠覺得自己是受助者，這是在關係裏令街坊被『去權』，而不是『充權』。」
如何在相處裏為清潔工或其他街坊充權？阿謙和Peter想到的方法是邀請四妹、根叔等人擔任學校的社區老師，老師會坐在一眾「學生」之間，由學生提問，而他們則像一本書一樣分享自己的故事。阿謙說：「我們到底要建立怎樣的關係呢？就是在生活上我可以照顧這個街坊，同時，他們願意回饋，覺得自己有能力幫我，像我需要社區老師，他們就來幫忙，不會覺得自己沒有用。我們跳出了由上而下或是施與受的關係，而是互相產生價值。當我們真正抱着朋友的心態去認識這個人，我可能最後什麼都沒有為四妹做過，但也不要緊，兩個人能夠互相認識已是一件很好的事。」
每當阿謙在街上偶遇四妹，四妹總會問他：「吃飯沒有？」「今天很熱啊！別走出來。」他聽着，總覺窩心。「其實我們去關懷街坊，也是一種對冷漠文化的抗爭。如果你也想這樣做，你要先問清楚自己是否願意花時間建立關係，你就算不為某個目的也會繼續探望他們，這就是我們說的關懷精神。」
除了四妹與根叔，還有他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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