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清潔工同行.四】拍攝清潔工紀錄片 認識身邊每一位阿姐

撰文:趙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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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導演陳巧真與徐智彥,因參與《勞力是……#窮得只剩份工》視覺藝術展,認識了屋邨倒樓清潔工興姐與陳太。他們翻查新聞資料與調查報告,希望在拍攝前,加深對這行業的認識。
陳巧真因此知道屋邨有一道直通地底的垃圾槽。「每個屋邨的垃圾房環境都有點不同,我們拍攝的那個垃圾槽很闊,可以跌下整個人。我翻查了2010年一宗新聞,覺得很震撼,一個清潔工在19樓,因為垃圾在垃圾槽卡住了,他用腳踢,結果跌進垃圾槽也無人知道,他被垃圾車送去堆填區,後來工友因他失蹤而報警,警察在堆填區尋回他的屍體。」徐智彥補充:「還有一宗2011年的新聞,清潔工從二樓跌下垃圾槽,她不斷叫救命卻無人聽見,被困了幾小時,直至一個街坊到垃圾房倒垃圾才發現她,把她送院,但未等到看醫生,那清潔工又回到大廈繼續倒垃圾。」
攝影:盧翊銘
(此為與清潔工同行系列之四)

他們特意來到這個清潔工倒樓的屋邨找她,找到了,她卻不太願意說起當年的事。他們在垃圾房看見一張告示,告訴清潔工不要用腳踢垃圾,不然會有危險。徐說:「我頗肯定那張紙是事發後才張貼的,好像貼了紙,己經叫你不要這樣做了,責任就不在公司。」

他們因參展而認識的興姐,今年64歲,身形瘦小,笑容滿面,負責清理自己所住屋邨19樓至35樓的垃圾。她通常五時起床,六時開始工作,十一時休息,下午兩三時先倒一次垃圾,晚上六時再工作,十時許回家,洗澡後,十一時睡覺,常常三四個月都沒一天休息,一年只有12日勞工假與7日年假。她最怕過年,垃圾非常多,每層最少兩大桶垃圾,而垃圾一多又被投訴。而最開心是可以邊聽收音機邊工作,時間快點過,放假便到大陸浸溫泉輕鬆兩天。她一邊說自己的工作是「手板眼見功夫」,一邊彎腰撿起地上的煙頭和紙巾,「我如果懶懶哋看見不撿起,可能別人會投訴。」

興姐常常三四個月都沒一天休息,一年只有12日勞工假與7日年假。她最怕過年,垃圾非常多,每層最少兩大桶垃圾,而垃圾一多又被投訴。

興姐一家人在順德務農,她高中畢業後,初做農業科技工作,農田後來被醫院徵收,醫院聘她做雜工。她的丈夫在中港兩地工作,她與兩個女兒本來想在內地生活,後來丈夫中風,她便申請來港照顧丈夫。最初領取綜援,丈夫過身後,她便開始在所住的大廈當清潔工,方便照顧家人。「因為家庭很重要,我希望不要距離太遠,可以煲湯煮飯給她們吃。」清潔工作,一做11年,她的手臂練就了形狀奇怪的「老鼠仔」——其實是因為天天推着沉重的垃圾車,長期勞損,肌肉斷了,無得醫。她最初痛得晚晚難以入睡,現在習慣了,不覺痛。「不要怨什麼,都是怨自己的命,命裏注定的,渾渾噩噩便十年,對不對?」

興姐初入行時,是做倒樓替工,幾乎倒過邨內所有樓宇的垃圾,只有一幢樓,她不肯去倒。「那裏很陰森,轉來轉去才走到垃圾房,又近山坡,入去倒垃圾,怕突然有人捂住你的嘴巴。」這幢樓,是陳太工作的地方。

這幢樓,樓高18層,每層40多戶,住戶習慣把垃圾放在門外,陳太便逐家逐戶彎腰拾起垃圾,放進垃圾籮裏,垃圾籮下的車輪是她自行添加的,不然垃圾實在太重,她推不動。她在這裏工作了十多年,丈夫下班後來幫她,也幫了十多年。她在早上七時倒垃圾,晚上七時再倒一次,洗過衣服,在垃圾站晾起,約十一時下班,而年三十晚就要清理至凌晨兩三時。全年只有年初一早上放假,晚上,她如常倒樓。

陳巧真對陳太那幢樓的感受特別深,原來香港仍有這樣惡劣的工作環境,而陳太甚至無法獨力完成工作,丈夫前來幫忙,但兩個人工作只有一份薪金。他們為陳太拍攝了紀錄片《叫我陳太》。陳巧真說:「其實這段片很簡單,就是記錄了陳太的日常工作。她如何收拾垃圾,垃圾會到哪裏,其實這是一個你願意去看,你在生活就會看到的日常情景。」「其實我也不知道幫我倒樓的清潔工叫什麼名字,就好像那個人每天在你身邊,你天天要用他,但完全忽視這個人,甚至沒有意圖去了解你的垃圾是怎樣被清理的。」

《叫我陳太》劇照,陳巧真提供。

陳巧真記得一次拍陳太,他們走進升降機裏,一個住戶走進來說:「阿姐你真是偉大,這麼下賤的工作你也肯做,無人肯做的,我也不肯做,真受不了垃圾這麼臭。」然後掩着鼻笑笑口離開升降機。陳只覺得,那麼臭的垃圾,正是每家每戶製造出來的,而清潔工辛勞工作,卻要承受不合理的待遇。徐智彥說:「陳太倒樓的地方沒有洗手間,所以她倒垃圾前很少喝水,自己帶着一個水瓶,小便要自己想方法解決。他們又全年無休,雖然有勞工假,但沒有替工就要你去工作,因為你不做,第二天垃圾更多,你就更辛苦。而公司也沒有提供足夠的裝備給他們,工具爛了不肯換,所以他們會自製一些工具,如垃圾鏟,如在垃圾籮加車輪,我覺得很不合理,怎會有一份工作要員工自製工具?」

徐智彥留意到陳太丈夫有一句口頭禪:「佢理得你死啊!」每次他問陳生,公司有沒有提供這樣那樣的裝備,陳生就答:佢理得你死啊。「他們總是覺得自己很卑微,所以不會積極爭取自己的權益,甚至覺得自己沒有議價的餘地,所以接受目前的環境。客觀上,我們覺得他們被欺負,而他們卻覺得自己過得幾好,至少可以生活。」徐智彥不明白,為什麼有人願意做這些「厭惡性工作」,不是獲得更高薪酬,反而是被連人帶工作一起厭惡,「好像做這工作的人都是有問題的,所以不用理會他們感受、不用理會他們是否安全,但每個人選擇做清潔工,都有自己的故事。」

他們總是覺得自己很卑微,所以不會積極爭取自己的權益,甚至覺得自己沒有議價的餘地,所以接受目前的環境。客觀上,我們覺得他們被欺負,而他們卻覺得自己過得幾好,至少可以生活。
徐智彥

因為每個清潔工都是獨特的人,所以他們的影片叫《叫我陳太》。陳太倒樓十幾年,人人都叫她做阿姐,但阿姐可以是任何人,而陳太,是他們眼前這個人。陳巧真問:「怎樣稱呼你?」「叫我陳太。」

陳巧真說,拍攝後,他們其實不會變成很關注清潔工權益的人。「我們只是把自己看見的呈現給大家看,拍片對我來說,是把身邊令我有感受的東西拍下來。我不會說,拍片後我就完全站在清潔工的立場與角度,或搞倡議、搞工運,絕對不是這樣。我想,要真正明白清潔工,只有親自長期做那件事,每天彎腰幾百次撿垃圾,或好像—我在另一幢大廈看見一個男清潔工因為垃圾塞槽,我跟着他到二樓將垃圾槽的垃圾逐一用鐵鈎勾出來,勾了一個多小時,整個垃圾房都是垃圾,然後又再清理,很辛苦。所以我拍攝紀錄片,其實無法理解當中的辛酸以及肌肉勞損的程度。」

十時許,一天的倒樓工作結束,陳太在垃圾房洗好衣服,晾好衣服,邊走回家,邊問導演:「其實你們拍我有用嗎?又沒有人認識我,沒有人會想看人倒垃圾,做倒垃圾是很下賤的。」

《勞力是……#窮得只剩份工》視覺藝術展詳情

除了興姐和陳太,還有他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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