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 騷亂、鎮壓、再騷亂！五月風暴下的追逐戰

1960年代的5月，似乎格外躁動不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香港的六七暴動，以至法國的五月風暴，均發生在5月。有趣的是，1967年5月的香港騷動紛起，因此也有人稱這個月發生的連場亂事為「香港五月風暴」。
本報上期指出，文化大革命風潮以及澳門「一二．三事件」促使香港激進左派有意向港英政府發起「文攻武鬥」，是以他們參與了1967年初的多場工運，最終香港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在防暴警介入下意外成為六七暴動爆發點。然而，一場發生在新蒲崗的騷亂，為何會演變成波及全港、為期達半年的暴動？就此，本文將回顧發生在5月的三單騷亂，看看五月風暴是如何逐步升級，吹襲全港。

（本文原載2017年5月2日《香港01》周報第58期B14-15版，按此訂閱周報）

5月6日︰新蒲崗大有街騷亂

香港人造花廠工潮始於1967年4月29日，當日有工人於西區總廠及新蒲崗分廠發起罷工，聲援因反對新薪金安排而被解僱的工友。廠方對此非但無動於中，更索性宣布停工，通知工人在三日內到工廠領取應得薪金，逾期者須自行前往勞工處索錢。5月5日，廠方連日冷待抗議工人後終接受勞工處建議，願與工人談判；與此同時，新蒲崗大有街工廠門外的工人亦分成兩派，有工人警告左派同事勿將事情鬧大，以免「打爛飯碗」。

然而，就在勞資糾紛看似快將得到解決之際，一場大騷動突然發生。5月6日，在廠外抗議的罷工工人發現廠方意欲出貨，他們認為此事不利勞方在談判中討價還價，於是出手制止，過程中有示威工人聲稱被出貨的管工襲擊。這時，九龍東高級警司谷巴（P. F. Cooper）帶領廿多名警員到場調解，但不得要領。就在糾紛持續之際，有人乘亂將附近咖啡檔的鐵摺椅擲入人群，製造更大混亂。防暴警於是正式介入，先是封閉大有街附近的爵祿街、三祝街、七寶街、雙喜街和八達街，然後步步推進，以警棍鎮壓滋事者，過程中拘捕了17人，其中一名被捕者更被警察從後巷拖至馬路，被稱為「塵人」。事後左派對警察行動大加鞭撻，指防暴隊「如狼似虎」、「看見工人就打」，堪稱「血腥鎮壓」。

要理解上述騷亂的起因，必須先釐清警方在騷亂前的角色。根據當時與左派不咬弦的《明報》報道，在騷亂發生之前，有警察將停泊在大有街街邊的貨車驅走，然後隨即便有兩輛大貨車駛來，試圖運走工廠貨物。如此情況，難免令人懷疑警察是在協助工廠出貨。又據《文匯報》引述的消息，就在工人與廠方為出貨問題爭執之際，有便衣警員通知準備離開現場的「某美蔣報紙」記者，該處將有「杰嘢」（意即嚴重事件）發生，萬勿錯過。該報又謂有新界鄉民於騷亂爆發之前數小時看到載有大隊防暴警的警車由粉嶺開出，直駛黃大仙警署。

5月11日︰第一道宵禁令

大有街騷亂過後，左派急不及待地將勞資糾紛提升至政治層面，以呼應文革，例如工聯會指警方鎮壓工運反映「香港已成為美帝加緊利用的侵越軍事基地」，人造花廠外的示威者亦在廠門貼上與勞工訴求無關的大字報，如「偉大的中國人民是不可侮的」、「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5月11日，當日自中午起有大批學生和不同的左派團體代表前往大有街「慰問」示威工人，加上在旁圍觀的民眾，現場有超過1,000人聚集。根據港府發表的公報，由於工廠負責人報警指有示威者搖動大閘，氣氛緊張，因此過百名警員於大約下午3時半到場，意圖驅散人群。

為達成驅散任務，警方採用了非常強硬的手段，防暴警為打斷學生組成的人鏈，竟向他們發射木彈（用來鎮壓騷亂的非致命武器，可令射擊對象瘀傷或骨折）。此舉一出，群眾自然更加憤怒，不論是街上示威者，以至附近大廈單位內的旁觀者，均向警察投擲水樽、磚塊等各式硬物。警察與示威者之間的衝突愈見升級，雙方更打起游擊戰，但警方始終無法驅散示威者。到了晚上7時半，有軍隊直升機在現場盤旋，港督亦批准警務處長調動輔警；及8時，港督頒下宵禁令，東九龍一帶於9時30分至翌晨5時實施宵禁，是六七暴動爆發後的首道宵禁令。據《明報》所述，在當日下午騷亂開始至晚上宵禁令生效之前，警方共施放了53發催淚彈（2014年9月28日，香港警察為驅散佔中示威者，施放了87發催淚彈）及70發木彈，並拘捕127人，受傷者多不勝數，左派報章稱之為「五．一一血案」。

上述種種，均可見是次騷亂的事態遠較5月6日大有街衝突嚴重，但與之相同的是，警方的行動再次惹來質疑。根據當年報紙所載，自從大有街衝突之後，示威工人和左派團體每天都會到新蒲崗人造花廠附近張貼大字報、高喊口號和朗讀《毛語錄》，行禮如儀，警方對此早已熟習。那麼警隊管理層為何會在5月11日派遣大批警察到場驅趕示威者？到底是他們得知左派即將行動升級，所以要先發制人，抑或純粹想打擊左派氣焰？在取得當年的檔案前，我們難以判斷。不過，若不諱事後孔明，警方的強硬手段似乎並未對左派造成打擊，反而給予他們口實將行動升級。工聯會先於5月12日召開緊急會議，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隨後又於同月16日組成「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日後的多場暴亂，便是這個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牽頭的組織策劃。

由此可見，5月11日的鎮壓使左派與政府關係完全破裂，防暴警荷槍揮棍、示威者頭破血流的照片成為左派爭取大眾支持的文宣工具。就此而言，警方的鎮壓不但無法嚇倒左派，反而令其抗爭行動更趨激烈，社會秩序更見混亂，恐怕此非警方行動前所能預見的事。

5月22日︰中環花園道暴亂

自從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演變成大規模警民衝突後，便有人到港督府請願。在「鬥委會」成立之後，這些和平請願演變成遊行抗議，示威者在港督府外貼滿大字報，左派報章沾沾自喜地謔稱港督府已淪為「紙府」。當然，港督戴麟趾從來沒興趣與他們會面。

5月20日晚上11時，政府發表公報指，由於港督府前的示威愈來愈混亂，以後到港督府請願者不得再「大事集結」，並建議他們考慮郵遞請願書。對於此道公報，左派當然嗤之以鼻，並於翌日依舊前往港督府「大事集結」，警方則按令驅散這批「非法集結」示威者。一如所料，是次集會演變成暴亂，左派群眾不單向警察和商鋪擲石，更毆打中區的外國人（包括記者和遊客）。5月22日，左派刻意無視禁令，組織大批人馬前往港督府示威，結果再次發生暴亂，而且情況較昨天更嚴重，迫得政府頒下二次大戰以來的首道港島區宵禁令，並在一日內拘捕逾160人，打破5月紀錄。

根據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一書，有來自左派機構的示威參加者向他坦承，當年確有上級指示他們要將紅汞淋在自己身上，以製作驚人畫面。惟其如此，誠如張氏所言，警方強硬對付左派示威者，在鎮壓、拘捕及訊問過程中亦有使用不恰當武力，故雙方都只是選擇性地陳述事實，對自己的劣行輕描淡寫，同時強調對方暴行，以爭取大眾支持。

就在花園道事件後第二日，「鬥委會」將委員人數增至300餘人，並成立常務委員會，「專責商討、制定有關反迫害鬥爭的對策」，由楊光出任主任委員。如是者，警方的強力鎮壓再次未能擊倒左派，反而助楊光「更上一層樓」，未知這一切是否都在楊光等激進左派的計算之內？更加諷刺的是，作為暴動源頭的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在同日得到解決，部分原先被解僱的工人獲重新聘用，工廠亦宣布將於日內復工。不過，事情已發展到這一地步，亂事的初衷已經無關痛癢，勞資糾紛不過是次要新聞。

1967年的香港五月風暴，其實就是騷亂與鎮壓不斷升級的過程，單就5月而言，左派似乎在聲勢上先勝一仗。面對警方的強硬鎮壓與濫用武力，左派不但未有退縮，反而有藉口乘勢將抗爭升級，令社會亂上加亂，政客亦得以把握機會攀上高位。警方依法鎮壓，卻使暴亂惡化，聽起來實在吊詭。令人唏噓的是，此番情境早前竟如夢魘般在香港重現，難怪先哲謂歷史給予我們最大的教訓，就是人們從不汲取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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