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女王與香港人．二｜王室迷迷什麼——民心所向還是自我想像？

在位70年的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Queen Elizabeth II）辭世，包括不少香港市民在內，全球數千萬人致哀。有科學期刊以描述「追星」的「擬社會關係」概念解釋這種集體悼念行為。事實上，這種「擬社會關係」的建立，正是「君主立憲制」得以風靡全球的基礎，使得世界各地人民總能透過王室動向獲得某種逃離現實的「救贖」。只是，人們之所以「臣服」於英國王室，真的是因為某些王室成員的表現是民心所向嗎？還是其實當中涉及不少一廂情願的美好想像？

「英女王與香港人」系列六之二

王室童話是「現實救贖」

「數百萬人悼念女王：公眾哀傷背後的科學是什麼？」世界權威學術期刊《自然》雜誌日前（9月14日）刊登這則報道，嘗試以「擬社會關係」（Parasocial Relationships，也譯作「超社會關係」、「準社會關係」）的心理學理論，解釋全球各地人們為何會對一位可能素未謀面但又舉世聞名的公眾人物之辭世，表現出單方面的強烈哀傷。該學說用以描述社會大眾與公眾人物之間一種單方面關係、交往和情感，也即大家熟悉的「追星」行為——當粉絲透過媒體與明星產生某種互動，便會以為是和對方建立真實的社會關係，並把他們當成自己真正的朋友或親人，很容易被對方的言行舉止所觸動。

這種「擬社會關係」的建立，正是「君主立憲制」得以風靡全球的基礎。如果說，「王室狂熱」是一場大型追星活動，那麼，「君主立憲制」就是背後的大型造星計劃。

目前全球共有26個國家保留君主制度，其中亞洲有12個、歐洲有10個、非洲有3個、大洋洲有1個；若再以制度分類，當中有6個是君主專制，即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領導實權，集國家的行政、立法、司法及軍事大權於一身；其餘則是君主立憲制，即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過憲法確立人民主權、限制君主權力，實現共和主義或民主主義。

實行君主立憲制的英國，正正擁有最具世界影響和最受全球關注的王室——曾經管轄全球1/4領土和1/3人口；王室活動總是呈現一種超脫的貴氣、奢華、儀式及文化；無論是冠婚喪祭，還是宮廷鬥爭，或是家族八卦，總能瞬間吸引全球「王室迷」矚目——而且不管人們是否君主立憲制的支持者，都能透過王室新聞獲得某種逃離現實的「救贖」。

刻意構建國家人格

已故內地著名社會學家王康曾經發表《國王的困惑——論當代君主立憲制國家國王與臣民的關係》一文，指出君主立憲制這種古老政體之所以仍有不小政治市場，關鍵原因在於「君主立憲正好迎合了平民對民主的追求，同時又符合人類社會等級制發展的規律，君主正好調和和貴族和平民的關係，對社會穩定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先說調和貴族。君主立憲起源於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自誕生以來一直伴隨國王和新興貴族的鬥爭和博弈，經過專制復辟和宮廷政變，終於1689年《權利法案》頒布之後穩定下來，而國王也因此「完成了角色轉變」，並且接受國家非一人之私的現實，對貴族不再憤憤不平，而是透過一種微妙的親貴族等級制與之相互利用，包括頒發榮譽、頒授爵位、給予王室關懷。直到今時今日，王室仍然樂此不疲沿用這種方式，「將高貴這種軟資產給予社會精英，使其成為貴族」，將其網羅到君主的權威和光環之下；而由於他們活躍於不同領域，受過不同教育、擁有殷實背景、佔有大量資源，是社會的中堅力量，本身就對自己的貢獻懷有強烈的自豪與優越感，渴望得到國家和大眾的尊重，這種君主冊封方式正好給予他們無可比擬的高貴和榮譽，他們也必然竭力維護君主制度。

再說穩定平民。君主清楚明白不能完全倚仗貴族，畢竟他們只佔少數，所以「君主還得將王冠上寶石的光輝照耀著平民」。這種意識，促成「君主逐漸完成從專制統治者向救世主的角色轉變」，引進民本思想和民本行為，「哪怕只是象徵性的，都使其合法性大大加強，作為等級制和集權象徵在君主在民主社會裡沒有受到任何威脅。」這也就有了人們經常從媒體所看到的「王室模樣」——君主通過行使某些諸如宣戰、特赦、頒布法令、外交禮儀等等象徵性的國家權力，以及從事慈善公益活動，從而樹立其在民眾心中的威望與好感；尤其是在國家和社會危機時刻，君主作為精神領袖，號召力和感染力不可低估，能夠維護穩定、團結民眾、撫平情緒、給予希望。以伊利沙伯二世為例，在1940年，她為躲避德國轟炸暫時遠離家人，及後首次以公主身份進行電台廣播，向被疏散到北美的英國兒童表達對分離的感同身受；至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在英國爆發，她再次發表講話，鼓勵她的人民以戰時英國人所表現出的鬥牛犬般的堅韌去抵禦病毒。

英國王室作家Ralph Adolphus Lewis在其著作《君主制的歷史》中也指出，在生存隨時受威脅的遠古時代，君主制迎合了人類深層次的心理需求，「渴望得到權威庇護，又盼望將這種權威託付給能夠維護一種既定生活方式的可靠之人。」

滿足人們抽象需求

「君主制得以延續至今，部分原因在於君主完成了從專制獨裁者轉向為民牟利的，成為國家、民族的象徵的角色轉變。同時也是因為在多元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君主是超出黨派、利益集團之外的，君主代表國家政治中立、兼顧各階層利益，在政治力量的較量中，君主不會傾向於任何一方，而總是以一個調和的力量出現。」王康如此總結，但他也強調，當今人們之所以願意把民族希望和國家利益寄託於君主，是因為相信君主不會混淆自身利益與人民利益，能夠超脫成為「善的象徵」，絕不是單純因為君主是君主。

事實上，英國王室的確深諳君主立憲得以流芳之道。早在1867年，時任《經濟學人》編輯的經濟學家和政治理論家Walter Bagehot所著《英國憲制》一書，已經指出英國王室的各種儀式感之於英國憲法體制的重要性。他認為，王室那些比較形象的政治人格，有助普通民眾更加容易理解英國的政府形式，並且願意在情感上進行服從，繼而使得整個憲法體制能夠得到廣泛國民的心理認同。他強調，現代政治和憲制的關鍵之處，在於提供一個便於理解和想像的權威形象，而溫文爾雅又和藹可親的君主，就是最佳選擇。

這樣的「人設」，注定君主必須「人格分裂」，才能滿足人們的抽象需求。德裔美國中世紀政治思想史學家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名作《國王的兩個身體》形容，國王具備「自然身體」和「政治身體」，兩者可以分離，後者代表國家的人格所在，是一個符合人民構想的巨大政治共同體的具體形象，也是其能夠行使一切國家權力的資格來源。正如這句古老法律原則格言：國王無過。（King can do no wrong.）——國王的自然身體難免犯錯，所以可被撤換，但國王的政治身體必須維持道德優越性和政治合法性，才能承擔作為國家代表的責任，享受作為國家象徵的權利，履行作為國家人格的義務，延續作為國家傳統的文化，否則整個國家的政府結構和法律體系的正當性都成問題。

為了維護這種「永遠正確」，該國的人民總會心甘情願地為王室和君主的奢華和鋪張埋單；至於他國的人們，看著鋪天蓋地的報道，也會情不自禁地參與這種想像、從成心理認同、達到內心服從。全球如此，更何況曾經被英國殖民管治152年的香港......（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