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女王與香港人．五｜在中國和英殖之間　香港出現「精神」分裂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Queen Elizabeth II）從來沒有教我們愛英國，而是教育我們愛香港......」香港云云悼詞當中，這句話出現的頻率特別高，因為很多人藉此表達對於特區政府推行諸多顯性國民教育政策的不滿。近年每逢身份認同之爭，總有些人希望透過諸如此類「港英不做什麼」的說法，帶出「港英沒有洗腦」的信息——但弔詭的是，這種信息本身就是一種隱性「洗腦」的結果，只是很多人都不以為然，甚或認定港英的洗腦必然比較正義和正確，所以欣然接受；不過，它們表面上看似沒有強加灌輸某種意識，實際上卻深深植入無民族、無國家、無自我的觀念。

「英女王與香港人」系列六之五

「香港居民」疏離「中國公民」

「殖民」本身就會涉及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思想改造。放諸到港英殖民的歷程當中，同樣少不了某種意識的「解構再重構」，例如一些人津津樂道「世界公民」身份認同，正是今天一些「香港人」連「我是誰」都說不清楚的問題根源——因為那些人所稱頌的「英女王從來沒有要求我們愛英國、唱國歌、懂國情」之公民教育，不但沒有釐清作為國族身份的「中國公民」和作為城市身份的「香港居民」之間的主次關係，反而放大「香港居民」和無國籍化的「世界公民」之間的聯繫，使得部份香港人傾向無民族、無國家。

「殖民主義是一種涵蓋政治、社會與文化層面的宰制系統，香港人的政治與社會認知，以及其對公民身份的理解，皆受被殖民經驗所模塑。」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講師的梁卓恒曾在學術論文《香港公民教育的文化政治脈絡——後殖民困境與批判教育學框架》歸納學界普遍說法，指在1980年代之前，港英政府推行「疏離式的子民教育」，所強調的不是國族身份的認同，也不是公民權責的意識，而是要令香港人成為對「中國公民」感到疏離的「香港居民」，以免滋生民族感情與民族主義，不利英殖管治。

梁卓恒文章又提到，表面上港英政府的確沒有系統地貶抑華人身份或打壓華人傳統，但實際上，當局一直較為隱性地進行一種「文化優越建構」。例如從殖民統治權力、現代典章制度、官僚程序正義、乃至英語文化霸權的落實和推行，通通可見備受吹捧的英國制度優勢；但相較之下，中華傳統文化卻只是庶民精神價值的傳承和凝聚，變相突顯西方文明的高尚、開明和權威。梁卓恒還指出，在英殖後期，港英政府刻意營造的理性管治秩序，加上港督麥理浩十年改革帶動的社會發展，為香港躋身現代大都會奠定紮實基礎，這不但增強英國管治的認受性，也建構香港人文明、理性、務實的身份論述，使得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融會貫通，但也導致香港人在日常生活中傾向淡化被殖民的經驗。

疏離式的子民教育

那麼，具體而言，香港人到底經歷了怎樣的「疏離子民教育」和「文化優越建構」？

「20世紀70年代之前，港英政府奉行的是一種『教育去政治化』的策略。」專注統戰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華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覃輝銀，曾在去年發表的學報文章《殖民教育與香港同胞的弱國家認同》，羅列了一些港英政府如何採取隔斷中華文化脈絡、推進語言政府、禁止講授中國近代歷史等方式，進行「疏離式的子民教育」。

先談談公民教育。早在1925年，經過「省港大罷工」，面對日益強烈的民族覺醒，港英政府深港需要加強意識形態的改造，因而設置「公民科」，用以灌輸英國制度和文化的優越。到1948年，「公民科」更被列為公開考試科目，課程強調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重要，從而制衡共產主義在香港的傳播。及後國共兩黨在港頻繁活動，加上「六七暴動」的發生，港英因而改變公民教育的取態，希望透過「非政治化」的教育體系以維持「非政治化」的穩定環境，「公民科」自此成為隱性課程，潛藏於其他社會科學當中；例如1965年設立「經濟與公共事務科」，只是低度描述香港政府功能，但絕少談及實際政治運作，而且迴避民族認同和國家議題，更加不願講述殖民管治時期的各種壓迫和衝突。

再看看歷史教育。在1952年，英國主導的教學大綱和教材委員會建議，香港的「中國歷史」課程不應太過關注「政治」，而應著眼於「社會和文化」，才能「重拾往往被遺忘的中國文明的優點和美德」。至1960年代，教學內容基本上排除「現代中國」的內容，而是描繪一種非政治化的、文化主義的「中國認同觀」；並且抽離香港本地的歷史和背景，矮化成為在大英帝國的宏大敘事和中國歷代王朝的更替之間時隱時現的次級主題，用以灌輸一種非常抽象的傳統文化自豪，但完全脫離現實生活和當代政治中國。到1971年，港英頒布《教育條例》，明確禁止師生在校內從事政治活動，不但不能使用「祖國」、「民族」等詞語，而且在課程中排斥一些敏感史實，如鴉片戰爭、建國歷程。

英殖文化優越建構

直到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之後，「教育去政治化」的情況才有所改善。那時公民社會開始廣泛討論「高度自治」和「香港前途」等議題，而由於中央政府為了平穩過度，決定沿用原有居民身份制度，以「香港居民」而非「中國公民」作為履行《基本法》權利和義務的主體，導致本應以強調國民身份認同為主的公民教育，繼續傾向強化居民身份意識。在1985年，教育署在全港中小學辦法《學校公民教育指引》（簡稱《八五指引》），儘管打破校園政治禁令，但課程重點在於擺脫「宗主思想」，從而培養「香港居民」的本地認同，而非對於「中國公民」的國家認同和身份意識。

至於「英殖文化優越建構」方面，內地不少專注港澳研究的學者，尤其是曾經來港深造的，就此有過不少著述，例如擁有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哲學博士學位的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操太聖在1997年發表的學術論文《香港教育制度史研究（1840—1997）》，以及分別擁有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博士學位的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徐淑芹和教授夏瑛於2021年合撰的《香港教育管理的變遷：1842—2020》，都曾列舉港英教育充滿殖民主義的三大特徵，如何培養「英國文化高人一等」的意識：

第一，培植精英，養成買辦——曾於1880年代出任香港教育司兼視學官的歐德禮明確表示，在19世紀期間，港英當局幾乎沒有「振興中國人的社會，使之達到歐洲人的水平」這種想法，而是希望培育中國精英認同英國文化，成為「親英的傳教士」，甚至作為中國「未來官僚階級的一部份」；而在20世紀之初，港英政府也為了緩解華人私立學校可能帶來的民族情緒，特別放寬它們申請補助的資格，及後甚至推出津貼計劃；及後在1911年成立的高等教育學府香港大學，也被認為是一項「帝國投資」，通過培養親近英國的上層華人進入政府部門或者服務技術發展，從而溝通英中關係、鞏固英國統治。

功利主義色彩濃厚

第二，英式制度，強化聯繫——高度集權的港督，同樣處於整個教育系統的頂端，對教育政策擁有最高決策、立法、行政權力，曾經頒布教育法令要求全員必須「服從總督指導」，當港督無力應對教育問題時，英國就會提供直接和間接的建議，例如1935年《賓尼報告書》。而為加強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特殊聯繫，從組織管理，到教育制度，乃至教學內容，全都仿效英國做法，直接體現對英國知識體系的認同，卻無視有關制度是否適合本地發展需要，以致美籍華裔教育學家杜祖貽曾經批評，香港搬用英國模式的「6—3—2—2—3」學制，與世界普遍採用的「6—3—3—4」學制不能兼容，因為當局完全忽視「年齡」和「語言」這兩大因素，導致許多本地學生出現學業與心理的嚴重失調。

第三，重視英文，輕視母語——眾所周知，沒有語言是中立的，因為每種語言必然附帶一套意識形態、觀點和態度，作為全球最多人口使用的英文，無疑也被視為精英、高端、專業的體現，背後則承載著西方知識的權威和英文文化的霸權，其普及過程更是與大英帝國大舉殖民息息相關。以香港為例，港英政府自1878年開始，把英文定為官立學校的必修課程，而中文則是選修課程，前者學習課時是後者的兩倍；到1895年，港英政府甚至宣布，如果新設學校不以英文作為教學媒介，就不能獲得政府資助，可見當局「重英輕中」的政策傾斜，為日後的資源不平等埋下隱患。英文的普及無疑是香港「國際化」的認證，但它帶來的「英文狂潮」，卻也導致香港失卻自身中華文化主體價值。

除此之外，港英殖民教育當中，還具備濃厚的資本主義性質和功利主義色彩。同樣在1997年發表的內地教育學報文章《簡析香港教育的殖民主義和功利主義實質》指出，英國是資產階級功利主義學說的發祥地，相信個人利益是唯一的現實利益、有利於資產階級利益的就有利於全人類，而「英國佔領香港後，就力圖把英國本土的功利主義思想植根於港土，支配香港的經濟活動乃至人們的價值觀念，以求在遠東索取更多的利益。」

經濟利益主導教育

為了與英國文化相適應，港英政府從沒停止透過教育建立以功利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作為支配社會生活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的文化和制度，使之徹底貫穿人們的行為舉止、日常生活、經濟活動，「一切事情皆以實際或直接經濟利益為目的，而不會以港民和社會的實際需求為取捨，更不會以提高全體港民的整體素質為目標。」

例如，港英在1971年實行免費小學教育，至1978年實行9年普及免費教育，都是為了經濟發展，好讓大英帝國獲取更多利益。又如，當局傾向在工業教育和職業教育等方面的投資，但輕視不能直接帶來經濟效益且是人民生活必需的教育和服務，包括學前教育、特殊教育，也忽略人文學科及長線專業的發展，「導致人們精神空虛，社會頹廢。」

直到今天，這些特徵仍然主導著香港教育制度的發展。例如我們那些首屈一指的高等院校，不時被批評流於市場化、英美化、同質化：一方面，過度沉淪國際排名遊戲，因而遺忘「立德樹人」和「經世濟民」的教育本職，只以經濟利益驅動教育輸出，結果嚴重扭曲大學生態，根本未能善用各項研究成果引領社會改革進步；另一方面，只以歐美標準馬首是瞻，漸漸矮化國家文化根源和香港主體價值，未能藉國際化達到雙向融合。

更重要的，是當自由主義走向放任、資本主義走向異化、功利主義走向極端，無可避免地影響香港人的基本倫理、價值追求和精神面貌，只著重眼前的、個人的、經濟的需要，而遺忘長遠的、集體的、全面的發展。哪怕資本主義所謂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核心價值已經淪為資產階級進行思想控制和政治壟斷的工具，但社會上下並不以為然。而這絕對離不開港英政府的殖民教育。

「事實上，香港是一個沒有通過『解殖民運動』而完結它的英國殖民統治狀態的社會。」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曾在2013年發表的《香港主權移交後的「戀殖」現象》中表示，回歸以來，北京和香港都沒有說好「去殖民故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