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女王與香港人．四｜為什麼有「生娘不及養娘大」的孤兒情結？

如果某人強搶小孩，爾後供書教學、使其自食其力，好為某人賺取更多利益；那麼，小孩將會如何看待這段特殊關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某人如何演繹相關行徑，又是如何建立相關意識——是強取豪奪還是弱肉強食？是懷柔善誘還是咄咄逼人？經歷英國殖民統治152年的香港，好比這個小孩，至今仍有不少人對英殖「感恩戴德」，尤其是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Queen Elizabeth II）逝世，一些人甚至感慨「生娘不及養娘大」、「爹親娘親不及英女王親」，連「我是誰」也說不清楚。

「英女王與香港人」系列六之四

殖民本質，思想改造

從「殖民」本質上看，殖民者為了全面統轄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核心，本身就會對當地人民進行意識建構、認同再造、思想重組。巴勒斯坦裔文化批評家與後殖民理論家Edward Said便在1978年出版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分析了這種「殖民話語創造」，指出「西方」通過各種文本形式對「東方」國家，尤其是一些受到殖民主義控制的地區，進行文化編碼和知識製造——這不但創造了以西方本位思想出發、以西方邏輯視角構成、相對於西方知識體系而存在的東方學說，而且創造了一批自覺運用西方話語的東方知識精英，深刻影響着東方國家和地區的意識形態——結果，無論是現代化的政治與經濟歷史，以至當代的理論產生和話語權力，全都是由西方所主導。

放置到港英殖民的語境底下，同樣少不了某種認同、意識、思想的「解構再重構」，其中一個經典例子就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才會讓一部分人深深相信着由港英殖民政府和親英陣營所敘述的「香港成就，英國恩賜」的故事，甚至會把昔日的侵略者、剝削者，當成今天的拯救者、施予者，也就有了「生娘不及養娘大」、「爹親娘親不及英女王親」這類令人啼笑皆非的說詞，好像連「自己是誰」都說不清楚。

「在英殖民管治時期，香港人的中國文化特性、民族意識受到壓制，導致『文化原質失真』。」專注社會分層、身份認同、社區組織研究的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黎熙元於2005年發表的學術評論文章《全球性、民族性與本土性——香港學術界的後殖民批評與香港人文化認同的再建構》指出，「身份認同」可以通過具體的生活實踐客觀分辨出來，「文化認同」則是基於自己與所屬群體的主觀情感判斷所得，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是在「誰是我們」和「誰是他者」的不斷界定之中持續形成的。

我類他者，分不清楚

誰是「我們」？誰是「他者」？這對很多香港人而言，從來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

「沒有香港華人會認為自己是英國人，因此在國籍一欄上會不自覺地填上中國，但持有的又是英國公民護照，這讓外國海關人員摸不着頭腦，遂在國籍一欄上，寫上『無國籍』（Stateless），有人因此形容香港人是孤兒。」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在1997年出版的《見證香港五十年》，如此描述「香港人」的困惑。

同年，知名海外華人研究大家、曾在1986至1995年間出任香港大學校長的王賡武，也在其主編的《香港史新編》（下冊），紀錄了他對「香港人」的觀察——在25年後的今天看來，同樣頗為玩味：「從文化和歷史角度來看，香港人是中國人。這種對國家的認同感，今天比以往更加強烈。但是，不少香港人卻自認為是有不同意識的中國人。他們拒絕殖民地中國人的概念，對這種『反面形象』已經反感了幾十年。」

按照王賡武當時的理解，香港人並不認同英國殖民者，也不完全認同內地或台灣的當代主流意識，而是擁有獨一無二的地方認同觀念，並且知悉自己在特別歷史環境下的優勢和缺點，例如可以成為亞太區域或內地城市的學習對象。可以說，香港人對「國」和「家」的觀念並不完全一致，擁有比較明顯的本地傾向，但又較少走向分離主義。

中西薈萃，缺乏主體

可是，「香港人」的這種「本地意識」，往往又被批評缺乏主體性。

「西方人來，想從她身上尋找東方特質，中國人來，又稍嫌她洋化，我們自己呢？也是說不清，只好順水推舟，昂起頭來接受了『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稱譽，又逆來順受人云亦云的承認了『文化沙漠』的惡名。」筆名為「小思」的著名散文作家盧瑋鑾在1996年出版的《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中，如此描述失去自我的「香港人」。

社會學家通常以「邊緣性」、「夾縫性」和「混雜性」解釋香港人的「模糊性」：香港地處中國大陸邊陲，也即位於國家政治和主流文化邊緣；同時又是中西文化的交匯之處，經過華洋雜處的英殖統治，也就擁有一段獨有的歷史和一種鮮有的特質；但是，這些歷史和特質總會被主流話語所簡化所抹殺，甚至常常被身處其中的香港人所忽視所鄙夷，混雜成為一種被全球化、國族化、本土化互相撕扯，而且極度受到原教旨資本主義所影響而既保守又開放、既溫情又自利、既實用又消費主義的沒有主心骨的香港文化。

而且，在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王賡武口中那種「香港人」較少走向分離主義的本地意識，也出現了不少變化，尤其是面對內地，越來越封閉、區隔、排他，而且會把「香港人」和「中國人」放在對立面，甚至把「香港人」和「英國人」塑造成為共同體。

意識重構，港英高手

從一方面看，這固然是不滿現狀的主觀投射和過度想像；而另一方面，這種意識其實由來已久。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谷淑美曾於2002年撰寫的《文化、身份與政治》追溯它的起源，其中一大關鍵在於港英政府通過對香港社會意識形態的倡導，以及對某些大眾媒體的授意和「合謀」，早就對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之間的矛盾進行多次轉移，並且滲入一種「都市香港」和「鄉土中國」的對立——前者代表發達、開放，後者則是落後、封閉，從而把本地認同和國家認同塑造成為「我類」和「他者」的分野。

除此之外，前述內地學者黎熙元也在《全球性、民族性與本土性——香港學術界的後殖民批評與香港人文化認同的再建構》當中整理了本地不同研究領域的解釋：

社會學者鄭宏泰從法律身份制度剖析「香港人」和「中國人」的區隔，認為內地政府自1950年代對香港人出入邊境及在內地活動設置諸多限制，變相壓抑香港人的國家認同，與此同時港英政府推行「香港居民身份制度」，以「香港居民」為基礎界定在港享有的權利和履行的義務，不但形塑了以「香港人」為本位的「居民身份認同」，也直接導致「香港人」把「中國人」從「國民身份認同」當中區分開來——特殊的「居民制度」被沿用至今，加上被默許的「雙重國籍」，使得香港人的「中國公民」身份更加混亂。

政治學者劉兆佳則從香港與內地的各種現實差異進行分析，包括社會制度（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發展方向（向內VS向外）、管治方式（人治VS法治）、發達程度（貧窮VS富裕）等等，都令部份香港人產生對中國人的政治離心傾向，也直接增強本地意識。

不過，更多學者把問題指向港英的「疏離子民教育」和「優越意識建構」，尤其是一些人所稱頌的「英女王從來沒有要求我們愛英國、唱國歌、懂國情」之公民教育，表面上沒有強加灌輸某種意識，實際上卻植入無民族、無國家、無自我的觀念......（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