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女王與香港人．三｜為什麼相信「英國恩賜」的香港故事？

「感謝你將香港從貧困漁村變成國際城市」、「英女王從來沒有要求我們愛英國、唱國歌、懂國情」、「感謝英國在多場戰爭中對香港不離不棄」......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外悼念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Queen Elizabeth II）的鮮花堆中，有很多寫有這類感謝字句的心意卡，有的感念致哀，有的懷舊傷今，也有的令人摸不著頭腦——把香港的成就歸功於英殖的恩賜，對侵略的剝削和傷害卻是不以為然，甚至未能掌握一些基本歷史事實——這種獨特的時代記憶、複雜的殖民情感、虛無的歷史意識，正是當下不少「香港人」仍然走不出「我是誰」的身份認同困境的寫照。

「英女王與香港人」系列六之三

有了英國管治和女王庇佑
才會有香港的發達和先進？

香港近代主要發生過三場戰役，但實在難言「英軍對港不離不棄」。

第一場，是1839年的鴉片戰爭前哨戰，清廷欽差大臣林則徐虎門銷煙，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率軍隊集結在尖沙咀附近海面發動攻擊，及後雖被清軍擊退，但在1841年1月突然攻佔沙角砲台，再侵佔香港全島——這比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強迫割讓香港島還要早一年半；第二場，是1899年4月的新界六日戰，港英政府按另一不平等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接管新界，引發村民誓死抵抗，數百英軍傷亡，結果促使當局讓步，願意保留新界傳統習俗及鄉民土地權益，為今天的土地問題留下隱患；第三場，是1941年12月18日的香港保衛戰，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登陸香港島後，駐港英軍及華人軍團等香港守軍頑抗18天，總督楊慕琦於聖誕節投降，日軍自始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

從侵略、對峙到投降，英軍對港所作所為見仁見智；但如果這樣的歷史事實，都能夠被記憶成為「英國在多場戰爭中對香港不離不棄」，那麼對於一些人把香港成就歸功於英殖恩賜，不但對侵略傷害不以為然，而且甘願矮化自我貢獻，那就不足為奇了。問題是，這種獨特的時代記憶、複雜的殖民情感和虛無的歷史意識，到底是怎樣形成的？

彭督敘述改變歷史根本
一切發展只從英殖開始？

「在香港，我們建立了一個忠於我們的政治價值觀的管治制度......我們為香港社會、法律和經濟所建立的價值觀和所施行的政策，讓香港人有機會充份發揮他們衝天的幹勁和傑出的才華，在一個公平公正、人人守法、秩序井然的社會裡努力向上，盡展所長，求取佳績。」末代港督彭定康在1996年施政報告《過渡中的香港》中，如此解釋港英政府對於香港邁向現代化、都市化、民主化的管理貢獻——它乍聽之下似乎不無道理，並在往後的20多年來主導了香港發展敘述，直到今天仍然影響著一部份香港市民，像那些為了香港成就而向伊利沙伯二世致以萬分謝意的人們，深深相信這樣一個「飲水思源」的香港故事：有了英國管治，有了女王庇佑，才有發達先進和自由開放的黃金時代。

不過，其實早在香港回歸之年，已有不少學者駁斥彭定康敘述。例如著有《四代香港人》的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研究與發展）呂大樂指出三點：首先，香港的社會環境並非源於殖民統治或恩賜，而是基於不同社會形勢，由香港市民推動而成；其次，香港的經濟成就和自由生活也不是港英政府的規劃或設計，而是港人擅於鑽營、不斷拓展的成果；最後，也即最重要的一點，英殖後期的政策改變是港英政府為勢所迫，但即使他們已經順應民意、改良政策、改善民生，也不可能改變殖民主義的霸權實質和非正義性。

同年，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也批評，港英政府是「以管理主義轉化殖民主義」。他認為，社會學家金耀基所歸納的殖民管治制度「行政吸納政治」——在行政體系當中設置諮詢架構吸納民間政治力量，以及社會研究學者劉兆佳所總結的香港社會特性「功利家庭主義」——為了維護家庭利益而絕少參與政治事務，這兩套說法都為港英殖民政府的專制統治和管治伎倆提供了辯解的理據，使之得以在全球邁向非殖民化的大潮之下，繼續以一個「開明政府」的面目出現，並且看似致力符合香港都市的社會性質。

歌頌觀罪咎觀相互交織
英國權術計算都被忽視？

「殖民時期殖民地自身的歷史被殖民者刻意扭曲和刪改，從而達到經濟文化侵略的目的，而殖民地為了保持自己身份的獨立，必須對抗被歪曲的歷史敘述，並通過重構歷史獲得一個共同的精神家園。」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黎熙元早於2005年在內地一級專業學術期刊《社會學研究》發表學術評論文章〈全球性、民族性與本土性——香港學術界的後殖民批評與香港人文化認同的再建構〉，提出應該正確認識及重新敘述香港歷史，才可藉此反映歷史、鋪陳問題、反思身份、重構認同；然而，從「香港故事」的歷史敘述來看，起碼在回歸之前主要都是從港英政府的視角出發，也就無可避免地被英國殖民主義左右，導致香港人與香港歷史和城市發展的關係只能從英殖統治開始。

「香港故事」的敘述之爭延續到了回歸之後，社會主流至少存在三種「殖民觀」。著有《我要的香港》及《我們的香港》等書作的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副教授嚴飛於2013年6月在中文大學期刊《二十一世紀》發表的〈殖民管治香港的要義——評管治香港〉解釋：

一種正是上述的「歌頌觀」，認為香港繁榮穩定的國際化地位得益於英殖建立的制度性遺傳，而港英政府的德政與文明也為香港創造了童話般的美麗新世界，所以不時陷入緬懷英殖的黃金歲月之中，也經常藉以表達對特區政府的不滿和失落；一種則是「罪咎觀」，認為英殖統治是一重枷鎖，奴化了香港人的本土精神，扭曲了香港人的國族認同，榨取了香港人的物質資源，因此憤恨西方文化的侵襲、主張愛國主義的救贖；還有另外一種是「中立觀」，嘗試在上述兩種極端當中尋找批判性的反思，既不過份強調英殖侵略色彩，也不盲目推崇美化港英施政，而是選擇正視歷史，一方面客觀肯定英國政權的管治智慧和治理成效，另一方面理性追溯殖民政策背後的權術與目的。

麥理浩改革也是政治盤算
香港人何須矮化自身貢獻？

所謂的「英國政權管治智慧」，正正就是彭定康敘述的「香港故事」得以發酵至今的基礎。嚴飛指出，英國殖民政策有別於歐洲其他國家，既不會希望永久駐紮當地，也不會採取高壓措施，而是會在適當時間以適當方式交還主權和治權，所以向來以一種「過客」心態管理海外領地，注重有效的管治權術和政策謀略，包括參照英國政府模式建立殖民政府架構、完整移植英國本土政治體制和法律體系、推行福利措施降低人民發生暴動、扶持英資財團壯大斷壟勢力，才能夠維持社會穩定，繼而在最大程度上掠奪資源。

也就是說，一切統治方略全都經過精心的政治計算。以香港為例，就算是至今仍然深入民心的1970年代「麥理浩改革」，同樣離不開英國政府的如意算盤。

在麥理浩改革之前20年，即1950年代，即使經過100多年英殖管治，香港仍然被視為窮酸破敗的貧民城市，依賴少量轉口貿易、缺乏現代工業生產、經濟水平落後上海廣州。一般相信，由於及後爆發左派人士主導的「六七暴動」，而民族主義、反殖意識也相繼抬頭，港英政府不得不改變管治策略，整治貪官污吏、注重社區建設、大舉興建公屋、推行民生福利、改善生活質素、提高人民權利、調節勞資糾紛......藉此消弭與香港市民的距離，著力培養「香港人」的本位意識。這樣一段經歷，成功為香港日後的經濟騰飛和文化啟蒙創造有利條件，也造就了麥理浩成為港人愛戴和稱頌的「港英善治」代表。

不過，香港政治學者李彭廣在2012年的著作《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中指出，他從英國解密檔案發現，殖民政府銳意推進社會改革和經濟進步的背後，真正目的是為英國政府創造與中國政府談判香港前途的籌碼。簡單來說，港英在短期之內致力推進香港發展，使得人們生活水平大幅拋離中國內地，就可以此突出英殖香港的制度優勢，從而為英國創造討價還價的談判目標，直接影響中國政府的談判取態。也就是說，總督麥理浩來港並不是要化解社會危機，而是基於英國外交政治考慮作出長遠戰略部署，打造香港成為模範城市、凝聚普羅大眾對英殖好感，為英國創造最佳談判資本。

只是，對於部份香港市民來說，無論港英改革背後出於任何私利，似乎都不太重要，只要他們能夠從中獲益，就可「不計前嫌」。先不為這種「寬容」作出任何道德判斷，但它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矮化了香港市民之於香港騰飛的努力貢獻，並且在不知不覺當中產生把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對立起來的矛盾轉移，形成了要與中國內地保持區隔的本地意識——直到今天，「香港人」對於「我是誰」的問題，仍然說不清道不明......（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