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時偕行新征程．五｜擺脫盲目西化　撕掉沙漠標籤　重振香港文化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為香港文化軟實力提出更高的戰略部署和使命要求。特區政府為此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不少人擔心，香港早已被標籤為「文化沙漠」，而特區政府本身就是文化乾涸的根源，恐怕難以擔此重任。不過，新一任特首李家超銳意帶領香港翻新篇章，首任文體旅局長楊潤雄也被寄予重望——究竟應該如何突破困局，才能重建專屬於「中國香港」的文化軟實力，令香港真正融通中外，成就「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編按：適逢香港回歸25周年，向來提倡「積極一國兩制」《香港01》特此發行紀念特刊《與時偕行新征程》，當中收錄昔日七篇深度報道，記載香港進入社會轉型時期的關鍵思考。此乃其五，整合自第287期《香港01》周報。）

一、擺脫盲目西化，建立特區主體

2021年全國「兩會」通過的《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事隔大半年，時任特首林鄭月娥於《施政報告》建議增設「文化體育旅遊局」，希望藉此統整原本分散在民政事務局的文化事務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創意產業和旅遊工作，從而回應國家交託的重要任務。外界普遍認為，特區政府的方向基本正確，因為近年香港文化發展滯留，正是源於特區政府欠缺一個能夠統籌文化事宜的決策部門，自然沒法制訂一套可以發揚文化光輝的政策。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對「文化政策」的基本定義是，一個社會為了迎合某種文化需求，通過該時期可以取得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最優化調動，制訂的有意的、特定的措施，以及干預的或不干預的行動的總和。近年開始衍生「文化治理」的概念，意指透過文化進行政治、社會、經濟的調節，整體而言包括文藝基建的作用、產業的發展、品味的形成、語言的使用等等層面的文化政策。

一般來說，「文化政策」的施行模式包括由政府主導的「規範式」、不設定具體目標的「描述式」、以及有要求時才給予支援的「反應式」。國家非常重視「文化治理」，所以積極以「規範式」主導「文化政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國家把「文化軟實力」作為「國家軟實力」的根本，相信建構「以德為體、以人為本、以和為貴」的中華主流文化，將有助於社會的長治久安、民族的欣欣向榮、世界的共同進步。

反觀香港，文化的概念似乎簡單得多，特區政府往往只採取「描述式」和「反應式」的措施，並且習慣以一句「中西交匯」搪塞所有問題，以為任由文化野生野長，追求西方文化標準把香港打造成為「小倫敦」、「小紐約」，就能擺脫「文化沙漠」標籤。結果，特區政府從來沒有從「文化軟實力」的角度深入思考香港在「中西交匯」之下的文化戰略位置，更加沒有在港英政府已經奠定的文藝基礎之上，再制訂一套專屬於「中國香港」的文化藍圖。

「這次軟實力世界大戰不同的地方是，它不是兩套絕對不同的價值觀：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決，而是兩個都擁有資本主義經濟生態的實體的對決，背後就是兩個運作不同的政治體系的對決。」資深文化人、進念．二十面體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胡恩威在2021年出版《第二次軟實力世界大戰》一書，提出美蘇冷戰是第一次軟實力世界大戰，中美博弈則是第二次，而香港正好是這次大戰的主戰場，所以中央政府需為香港文化重新佈局。

「在中美角力上，香港本來可以扮演一個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發揮軟實力作用的角色，既可以協助內地營造一個更理性、具建設性的氣氛，又創造更多機會給香港年輕人發展。可惜，香港在這方面完全交白卷。」胡恩威在書中感慨，香港很多大型文化項目都是以西方模式主導，不但整個教育體系當中失卻了中西合璧和實事求是的本質，在2019年反修例風波過後甚至成為軟實力的「反面教材」。

「香港的軟實力下降並呈現深層次敗象，原因在於地產金融快速成長下，權貴們沒有意願、耐性和視野去培養香港人成為人才。」胡恩威根據多年來的觀察整理出，香港文化軟實力衰敗包括六大問題：沒有基礎文化藝術教育，無法營造健康多元文化生態；缺乏專業文藝教育人才，教育課程脫離產業所需；城市規劃模式落後，從沒考慮加強軟實力的空間配套；欠缺具體政策目標，向來以爲舉辦了活動就等同促進了發展；政府採購政策失調，未有以身作則支持文創產品，而是傾向光顧本地大財團或國際大公司；沒有長期投資戰略，未能出台與軟實力相關的融資政策。

對比同屬「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台灣和韓國，香港已經從世界最大的文化產品輸出地之一，變成「吊車尾」。新加坡在藝術家、藝術空間、藝術市場等主要環節都不足的情況下，靠政府強有力的推動，將傳統街市小食變成世界文化遺產。韓國也依靠文化的振興，創造了極高的經濟收益，提升了國家形象及民族向心力。台灣通過文化價值的重塑，帶動了文化經濟的大幅發展，電影、電視甚至打入Netflix的生態系統。再看看香港，這些年好像一直原地踏步，除了樓價日增、股市日升的「金錢硬實力」之外，在電影、電視、文字、繪畫、雕塑等文化軟實力層面，均是一級級倒退，連帶的政治效果也式微。

胡恩威坦言，香港其中一個需要突破的盲點，就是在追逐西方文化洪流的過程中，慢慢失卻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導致本應薈萃中西文明的香港特色漸漸走樣變形，整個文化系統都由外國人主導，失去「香港本位」，只懂得盲目照搬西方的文化活動。

「香港應該和內地不同的文化單位和體制多進行聯繫，建立相關的對接單位。同時，香港也應該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基金會多加交流，讓香港文化多元發展，且具有持續性。」胡恩威毫不客氣地指出，香港和內地的文化對接最為關鍵，但也出現了最大問題。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黃梓謙也指出陸港文化對接失衡的問題，但相對於胡恩威所不滿的「思想對接」，他更加着重「行動對接」，認為特區政府必須改正「踢一踢，動一動」的懶散做派。他以「國家公共文化雲」應用程式為例：「內地的文化資源平台已經非常完備，這可以在線上成為城市旅遊氣氛的流量入口，也在線下為藝術館帶來人氣， 市民在上面可以找到全國任何一個城市的特色項目。」

讓黃梓謙深感惋惜的是，「香港並沒有同類型的平台，內地與香港的文化交流也沒有平台進行有效對接」，難免令人質疑港府只是口頭上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際仍視「兩制」為不可踰越的界線。「在全世界的城市爭相做出改變的時候，香港不能只固守Asia’s World City的口號，行動跟不上言語，日日圍着政治鬥爭原地轉圈，該做的事沒做，該改變的利益結構沒變。」

二、香港需要怎樣的文體旅局

特區政府提出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這關乎文化資源的重新整合和分配。港英殖民管治期間，的確為香港奠定不少文藝基礎，但並沒有制定一套完善的文化政策體系，而是由文康廣播局和兩個市政局分別負責文藝的發展及博物館、圖書館、表演場地等等硬件設施的管理。至回歸後，首任特首董建華解散兩個市政局，並把文康廣播局「拆局」併入民政事務局以負責日常運作，再另設立康文署負責掌管文化設施和節目等主要的文化資源。

翻查政府帳目，民政事務局每年在文化藝術方面的經常性開支將近60億元，但有約九成用在了官辦文化藝術的硬件管理和辦活動上，以2019年至2020年為例，康文署經常開支為9,500萬左右，薪酬和部門開支已經超過了8,000萬。康文署的員工包括各級節目經理、博物館和圖書館的館長，又掌握着各項文化設施提供的節目和展覽，可以說康文署幾乎壟斷了資源運用和舉辦節目的權力。

香港大學文學院人文學院藝術學系系主任及副教授官綺雲提到，雖然樂見愈來愈多年輕人從事藝術工作，「但是很明顯地，香港藝術家缺少藝術資助。」根據立法會文件，除去大部份用在硬件管理和辦活動的費用，剩餘資金大多用於資助本地九大藝團，以2019年至2020年為例，香港管弦樂團、香港中樂團、香港話劇團等九大獲民政局恆常資助的藝團就獲得4.04億元，而中小型藝團的資助金額合共只有1.01億元。

可以說，藝術資源分配嚴重失衡。為什麼那些旗艦藝團可以獲得大額資助？翻查資料，其實也不過是基於歷史因素，而沒有一套統一而公平的評核標準。正如官綺雲所說，「雖然政府整體對文化藝術的投入看起來並不少，但是藝術從業者個人獲得的非常少，往往被沒有預算這四個字阻住腳步。」

官綺雲提到2021年在芬蘭辦的「喂！拜拜你條尾」藝術展，「在國外做主場展覽是需要很大的花銷的，shiping（搬運費用）是非常貴的，帶大件的作品出去很可能要面臨預算超支的問題，financial support（資金支持）是很需要的。」而在香港從事藝術，若做些個人的展覽還算容易，但如果想進一步發展，提升展覽層級，面對的困難就大得多，因為香港藝術家往往無法獨立負擔，「但是國外的藝術家是不需要想這件事的，因為他們的資金支援通常非常充足」。

自1995年成立的法定機構香港藝術發展局，原本主力負責文藝政策研究和分配撥款資助。用胡恩威的話來說，藝術發展局應該扮演政策研究和藝術專業發展的角色，是藝術政策發展的智庫，以支持民間藝術家和團隊的持續發展。但在2000年，時任藝發局主席何志平在「三年計劃」中宣布，以「發展」取代「撥款資助」作為主要職能。

這些年來，藝發局在政策回應和研究計劃上發揮的作用愈來愈少，只以大量諮詢會和調查問卷取代原有的全面研究報告。藝發局財報顯示，2000年至2001年，其主導性藝術項目的款項為2800萬元左右，到2019年至2020年已經攀升至1.35億左右，漲幅近四倍。然而，在如此充裕的資金支持下，計劃中與研究相關的總支出只有約650萬，而僅僅一個藝術發展獎就花費了485萬。胡恩威直言，政府沒有很好的掌握本地藝術家資料和數據，藝發局也沒有起到智庫作用，「現在也成了搞活動單位」。

胡恩威指出，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正好是一個契機，可以重新整合散落在不同決策部門當中的文藝機構，有望全面改善政出多門的老毛病；而且，相信也可以在政策研究和創造資源上進行更有系統的規劃、提出更有視野的方法。但他也提醒，架構重組可並不是為了「舉辦更多活動」，而是要由政府帶領、引導市場、激發民間活力。

黃梓謙則提出，目前隸屬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廣播和電影也應歸屬於文體旅局，因為「媒體」的角色對於文化軟實力的建構和傳播尤其重要。他解釋，要說好中國和香港故事，一定不能讓年輕人覺得脫節，或認為是老一輩的強制灌輸，因此需要統合傳播機構，才能更準確而有用地傳遞信息。他舉例指，政府通常扮演發布角色，但是發布同傳播不同，傳播要站在受眾角度考慮，「比如深圳的藝術館內容非常豐富，但香港市民對其知之甚少。若是媒體平台能增加相關節目，相信可以增加香港人的興趣。」同樣地，大灣區其他城市也應該有關於香港的旅遊文化節目播出。

有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之後，若要重新分配資源，法律法規也必須跟上。「立法可以製造更多資源。」胡恩威說，例如台灣有文創產業法，細化到設立文化場地法，鼓勵私人創辦博物館、圖書館等，再推出相關優惠政策，諸如此類都很值得香港學習；另外，體育藝術教育法也有迫切需要，以初中體育課舉例，「 32星期的學課裏只有48小時的體育課程，即每天只做15分鐘運動；藝術則基本上是像活動形式，一個星期學一次兩次。這種情況並不正常，應該透過立法，像規劃一樣訂立一些具體的指標。」

黃梓謙也認為，文化立法早就應該提上日程，「1985年多倫多已進行相關立法，鼓勵在主要的市政基本建設項目、大型商業和住宅開發項目中納入公共藝術成分」，其中多倫多的「公共藝術百分比計劃」要求項目總建築成本的百分之一用於公共藝術。完善立法對促進公共藝術發展起到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可是「香港還仍然在部門分散的漩渦中打轉，不同部門之間壁壘分明，缺少聯動」，黃梓謙無奈地說，要發展香港文化，先要打破不同部門之間的推搪，為文化立法，不然任何政策都難以落地，只能停在紙上空談。

三、文藝教育須從娃娃抓起

「好的文化政策是由基礎做起，教育就是基礎」——從1991年開始參與文化政策研究至今，已經過去了三十年，胡恩威回顧香港文化藝術的發展，慨嘆從首任特首董建華建立文化委員會，到大型項目西九龍文化區設立，政府始終未找準文化藝術發展停滯的關鍵。他解釋，文化的發展需要藝術底蘊的支撐，而教育則是文化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部份，「現在提到文化就是靠搞活動，大家都走馬觀花的看展覽，看完畢加索下一場趕着去看乾隆。」那麼，在看完展覽之後，有沒有更多的人去討論畢加索，更多的人去學畫畫？有沒有讓民眾對藝術愈來愈感興趣呢？他無奈地告訴記者，好像並沒有。

「人要有思想深度，這是教育的責任，要提高民眾的藝術欣賞力。」胡恩威不諱言，香港在這方面很匱乏，「深度文藝讀物又少，民眾文化質素水平又低，政府又只會搞活動，數人頭，任務上沒有分工，沒有人去想如何提高全民文化藝術質素。」

在一個正常的教育體系中，孩子應該有更多機會接觸藝術，欣賞藝術，培養對藝術的鑒賞力，但黃梓謙發現，香港的小朋友更多需要依靠家庭氛圍的熏陶來認識文化藝術，「一個在深水埗劏房長大的小朋友，在他的成長過程中基本上是沒機會接觸普及全面的文化藝術教育的」，因為普通的中小學缺少相關課程，「基層家庭的爸爸媽媽也沒有條件帶小朋友去不同的博物館和藝術館增加藝術熏陶」。黃梓謙坦言，這直接導致了文化鴻溝的出現，愈是精英階級就愈了解文化，愈是基層離文化距離愈遠，「直至最後形成無法融合的兩極分化。」

中小學基礎藝術教育沒有跟上，那麼大專院校的藝術教育體制能否有所補足？胡恩威提到，內地的人才培養比香港更具系統，「有專門的藝術學院培養專業人才，國家級的美術學院就有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美術學院和中央美術學院三家，每個省市也有不同的學院可供學生學習。」當內地將大量注意力轉移到文化藝術教育發展上時，香港呈現的是怎樣一幅教育圖景？「其實本港的大學也開設了很多藝術學位，但課程內容空泛沒什麼系統。」他續指，相比之下，歐美和日本基礎藝術教育課程非常充足，文化體系也比較成熟。

在紐約大學攻讀中國和日本藝術和建築學博士的官綺雲，自十多年前開始在港大文學院人文學院藝術學系教授課程。她偶然發現，選修歐洲藝術的學生遠遠多過讀中國藝術的學生，「最初我以為是因為中國歷史比較古老，學生們覺得枯燥，後來才明白，很多香港的小學在教授西方歷史時會將藝術史融合在課程內，學生大都知道外國的藝術家。」

人們能通過藝術清晰的表達自己的看法，更好的與他人溝通，在官綺雲看來，這是讓人們了解藝術的重要的原因之一，而「香港學生並不缺乏創意，但需要有人指導」。她回憶道：「讀書的時候，我雖然是以傳統中國畫為主要方向，但教授要我們學的內容非常廣，包括家具、瓷器、小說，各方面的歷史都需要學習。」畢竟，若我們只知道畫作的精妙絕倫和藝術家的赫赫之名，而對畫布背後的神奇世界一無所知，那實在是買櫝還珠。「想要了解中國畫，要了解中外的歷史政治等很多背景知識，所以在我的香港藝術史課程，希望我的學生能認識香港更多，了解藝術世界的運作及歷史更多。」

官綺雲的另外一個身份是獨立策展人，這讓她在如何連接藝術和生活上又多了一層理解，「博物館擔負着很重要的責任。」在過去這些年，香港已經多了很多藝術館和博物館，藝術氛圍已經明顯有提升，「我們可以看到已經有很多年輕人主動地去藝術館，乃至這已經變成了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但是我仍然希望藝術館、博物館能再多做一些，更多的提供解釋藝術的功能」。

四、打破空間壁壘 ，讓文藝遍地開花

上海街404號有一棟五層唐樓，是香港藝術發展局自1999年起在油麻地開展的視藝展覽空間。至2016年由非牟利團體「社區文化發展中心」（CCCD）旗下的社區藝術項目「碧波押」（Green Wave Art）接手，但到2019年因為場地未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停止運作。在那之前，這處小地鋪門前，通常會懸掛一個俗艷的紅底綠字的燈箱，上面寫着「24小時中國夢」。當地標失散，這塊卸下的招牌，仿若和香港社區藝術本就狹小的發展空間一起消失了。

社區藝術，不只是社區，亦不只是藝術，需要發展，首先要有空間。在胡恩威看來，「要培養深厚的文化底蘊，文藝空間的規劃和拓展必不可少」，例如「政府應該多開放公園，就如同很多城市在公園裏設置了工作室給藝術家用，藝術家可以在裏面做雕塑，教畫畫，開展很多的活動。」他還強調，政府應該鼓勵地產商仿效內地，進行商場文藝規劃建設，打造單獨的藝術空間。「現在香港很缺少藝術空間，工作室少，排練地方不夠」。」

自從 2000 年起的十六年間，政府轄下的表演場地只增加了一個，而所謂活化工廠大廈的政策，不但沒能讓藝術家在工廈發展，反而在工廈重建裝修後，租金飆升。對於眾多的藝術從業者來說，最為致命的是中小型場地嚴重不足。「本來西九應該興建15個中小型場地。」胡恩威無奈地說，如果政府願意提供多一些空間，中小型團體就有更多機會接觸市民，從而壯大社會滲透力和影響力，可惜，現在的藝術場地幾乎全被大中娛樂主導，中小團體缺乏空間。

黃梓謙認為，政府有責任提供便宜場地甚至免費場地給年輕藝術家：「對於現有的場地，年輕藝術家也無法得到一個明確清單知道哪裡有價格低廉或者免費場地可以租借。」而面對文化和體育的社區設施匱乏問題，他認為港府可以在現有基礎上進行改進，「要吸引市民投入運動，場地設計注入文化藝術和創意，把傳統平凡的市區運動場發展為特色文化藝術運動場，建構香港的文化體育品牌。」他舉例指，政府可從旺角麥花臣球場、灣仔修頓球場、維多利亞公園運動場入手，「加入特色多元的設計，盤活老化破舊的屋邨體育場地及設施。」

或許，對於普羅大眾而言，藝術是一道「窄門」，更多的人只是在門口張望，並不入內參觀。千人千面，要將社區裏面的市民的想法統一到一起並不容易，這就需要政府作大量的前期工作，了解社區的特色，搞清楚民眾的需求。

在黃梓謙看來，香港文化離地的難題，完全可以通過將本土藝術帶入人們的日常生活解決，「全港有十八區，每個區都可以有自己的藝術特色，政府可以用藝術文化元素活化社區體育設施，讓青年參與社區營造的過程，做到港版的『區區有藝術』。」他以新加坡為例，通過將文化作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努力提高國民素質，並在2002年推出「藝術無處不在」（Art is Everywhere）計劃，「將文化、青年和社區拼在一起，完美做到『區區有藝術』。」内地城市也是很好的範例，「上海辦的『細胞計劃·亞關係』的公共藝術實驗，請了30多位活躍的當代藝術家真正搬到社區中，與居民一起生活、在公共空間創作。」

相比之下，黃梓謙毫不客氣的指出：「過去十幾年，當其他國際大都市升級轉型之時，香港仍原地踏步，現時的文化高度已經出現落差。」

「做藝術的人大多不善於推廣。」在黃梓謙看來，這也是社區藝術發展受阻的一個很重要因素，「要讓優秀的藝術作品和藝術家可以被看到，需要有出色的策展人。」像上海，現在就在社區中引入了很多規劃師，一般都是政府安排的從事藝術、建築等行業的專業人士，這就是可以促進社區藝術的策展資源。同時，黃梓謙表明，香港的藝術氛圍比較薄弱，「北京有798藝術區，而香港並沒有類似的文化藝術工作室聚集區。」他提到，香港有科學園、數碼港，就是沒有藝術工作室聚集區，「政府應該促進香港劇院、博物館、美術館、公共圖書館等與其他大灣區城市文化服務機構的深度合作，推動整個文化區成為大灣區內文化核心」。

黃梓謙還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想法，「政府可以設計一條香港文人遊蹤，」在不同社區介紹與香港歷史命運有關的文學家故事。他提起張愛玲在北角繼園街的故居，「很多香港人都是看過短片《繼園街：張愛玲在香港》後才知道，為什麼我們不把張愛玲的故居改造為文人故居，供市民和遊客遊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