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為本」是檢驗「愛國愛港」的根本標準
1984年,鄧小平在會見鐘士元帶領的香港工商界訪京團時,對1997年香港回歸後的憲制設計,提出了原則性的論述。其中,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八個字精要地提煉了整個憲制的基礎。而關於「港人治港」,鄧公則明確提出了治港者要以「愛國」為前提。從此,「愛國愛港」成為了一個令人耳熟能詳的治港者的通俗標準。
在鄧公年代乃至回歸初期,「愛國愛港」內涵是相對清晰的,側重於是否支持國家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但在今天,香港的主權問題早已毋庸置疑,但社會的撕裂、家國情懷的缺失、以及種種深層次民生問題,卻讓人不得不發出拷問:香港的治港者們,一直以來是否真正實踐了「愛國愛港」?為何到了今天,曾經是國家改革開放學習取經的先進標杆香港,卻落得了「國沒有愛,港也沒治好」的僵局之中? 確實,在當今的時代背景下,有必要對「愛國愛港」的內涵和評判界定,做出更深入和具體的思考。
筆者認為,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評價一個人、乃至一個管治團隊,是否真正踐行愛國愛港,其根本標準,就是觀察是否將「以民為本」作為其政治哲學中的頭等大事。
無論「民」的語境是民族、民主或是親民,「以民為本」者必須具備以下三大條件,方能稱得上為「賢治」:民祉為先、民福為實、愛民為本。而回歸到香港的「一國兩制」落實層面,制度化地將「以民爲本」作爲「港人治港」的根本考核標準,自然就能夠將「愛國」和 「愛港」,有效地實現統一。
民祉为先,是解決香港深層次民生矛盾的唯一出路
在當今香港,如果有一樣認知能夠取得跨政治光譜的共識,那定是香港存在非常深刻和嚴峻的民生問題。而種種民生問題,又與香港的政局亂象交織在一起,令到社會矛盾更加錯綜複雜。但究其根本,畸形的經濟及政治權力分配體制,是造成所謂深層次矛盾的核心因素。
多年來的主流體制内精英,均對原教旨資本主義有一種近乎抱殘守缺式的執著,他們奉「大市場、小政府」為金科玉律,深信不疑只要通過涓滴效應,社會即可内生性的解決貧窮問題。這樣的固執,恰為買辦思維的投機分子和壟斷資本的代言人所最愛。大財團通過不受限制的擴張和資本介入,壟斷了民生底層需求,形成一個龐大的地產、金融、民生的捆綁利益鏈條,令到香港深陷「超級地租」的困局中無法自拔。名義上,香港政府的稅賦之低,冠絕全球,但從居民個人支出的角度觀察,房屋性支出等基本民生開支的占比達到了驚人的水平,令到香港普通民衆的經濟負擔極其沉重。
要改革香港的分配機制,當然絕非易事。但如果有一綫改革成功的機會,當中的關鍵必然是在管治思維上是否堅持民祉爲先,而非固執地堅持既有形態,如此才能衝破重重的利益交織,實現對過往原教旨主義路綫的糾偏,最終達到改善貧富懸殊、實現居住正義、停止對未來的過分透支、並為年輕一代的發展釋放出空間。
同時必須强調的是,對民祉的重視、對資本有所制衡、貫徹分配公義,絕非鼓吹極左民粹主義。若走向極端,將市場自發調節機制視為存在性死敵,那也絕非進步,反而則只會重蹈計劃經濟失誤的覆轍。
為民造福,是中央和市民對治港者的共同要求
根據《基本法》,治港者當中的核心人物特首,對中央及特區存有雙重憲制責任。但如果過分强調這兩重責任的分野甚至鼓吹對立,實為一個偽命題。
香港市民的福祉原本就是國家利益,通過良好管治實現香港繁榮穩定,爲民造福,本就是《基本法》之下,中央政府交予治港者的政治使命,更是治港者的歷史責任。一個為民造福的政府,必須瞭解並推動滿足全體市民的生計所需,並讓其能夠自我實現及參與理性共治,這才是實現香港繁榮穩定的施政基礎。
而香港政治上作爲一個地方政府,經濟上作爲國家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也必然要求治港者能夠個掌握及瞭解國情,並能以香港社會熟悉的語言及思維模式,將國家底線和利益、發展藍圖及展望,表述給予港人。欺上瞞下,只會導致民祉受損,亦令中央脫離群衆,對國家香港皆無益處。
要讓港人及内地同胞體會到「一國兩制」的雙利性,必須清晰地讓大家感受到「兩制」並不會與「一國」底線相沖,但同時可以推動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核心利益。「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這句流傳一時的名言,核心意義就在于闡明了香港人民和整個中華民族從來都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愛民為本,才能修補香港的人心撕裂
作為地方官員,特首有道義責任,也有實際必要去愛自己腳下的土地,愛這片土地的人民。香港社會如今民心騷動,當中固然不能忽略多年以來外部或外在因素一定程度的干預,但從根本反映的,則是特區政府始終未能團結民心,團結香港。否則,「他强由他强,清風拂山崗。他橫由他橫,明月照大江」。香港倘若多年來,能夠實現民心歸順,認真做好自己的事情,又何懼外部環境的波詭雲譎?
同時,特區首長更必須具有真正的家國情懷,尊重自己的民族及歷史,以保有國家觀及中華民族復興為己任。這絕不代表無時無刻進行表態為上的膚淺獻媚及奉承,國家並不需要這樣的投機分子。反而,這要求首長必須具備瞭解及認同國家發展的大局觀,讓我城能在國際及國內發揮其作用及影響力。
若治港者不得民心,則在任何社會改革層面上只會事倍功半。民心有助於撼動盤踞多年的既得利益群體,也能讓管治者獲得社會普羅大眾認受性。香港管治人才其實最欠缺的並不是專業的技術官僚,而是懂政治、懂民心,更懂帶領輿論及領導民情的政治家和管治人才。如何在青年群體當中發掘這些人才,再將他們培養成能夠獨當一面的愛民官,這是香港任何一方有心人皆須認真思考的重要命題。
如今社會撕裂、各種矛盾仇恨關係盤根錯節,令社會難以衝上改革正軌。撕裂必須修補,管治者若視所有異見者為敵,只迎合自己的支持者,那絕非真正的愛民爲本,更是辜負國家對治港者的信任和托付的責任。但修補,也不意味著為了一時的和稀泥,而忽視了原則及底線。既要將底線外的擾攘正本清源,也要將底線內的空間及實踐公諸於世,讓香港能夠重新找回在國家下,兩制獨特地位及獨特性。
「爭取一大批,勸阻一小批,打擊極少數」是一種大局觀的政治智慧,更是一種真正熱愛香港、胸懷國家的愛民情操。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
愛國者治港,作爲一國兩制憲制體系的核心基石和前提條件,需要得到準確而完整的落實,需要取得清晰而廣泛的共識。
愛國,不能再用「文化中國」偷換概念。香港如今確實仍存在一部分群體,只認同文化上的中華傳統,卻對當今中國的憲制制度、執政體系以至普通的中國人民充滿偏見甚至敵意。同時,愛國也絕不能是流於口號諂媚式的投機主義。這兩種表現,顯然均不能符合對治港者的愛國要求,而這兩種群體,也均無可能建設性地落實「一國兩制」在香港的穩定發展。
同樣的,愛港,也不能再是維護狹隘的既得利益的藉口,一個堅守自由公義、人民安居樂業、實現繁榮可續的香港,才是香港應有的模樣。而愛港更不能是掩飾極端的本土分離主義的幌子,這不僅是對真正熱愛香港的扭曲,更會將香港帶入危險的不歸路。
如何去蕪存菁,「以民為本」便是最好的一塊明鏡。香港需要建立健全一套基於民祉民生的表現考核體制,通過實實在在的成績和標準,幫助中央和市民認清楚、看明白:我們的治港者,是否在真正踐行「愛國愛港,为民造福」。
石中堅
一群對香港未來抱有希望的90後。相信香港必須自身從根本上改善管治,才能在環球政治中及中國崛起下維持其獨一無二的地位,讓「一國兩制」重回正軌。
香港新方向
成員來自五湖四海,包括律師、工程師、建築師、醫生、校長、大學教授、教師、社工、心理學家、記者、導演、資訊達人、會計師、銀行家、企業家等等。雖然成長經歷各不相同,但都擁有一份真正熱愛香港的家國情懷,以及願意實事求是去作出改變的實幹精神。矢志成為內地和香港之間真誠交流和信任構建的發聲平台,倡導有為政府,打破資本壟斷,為香港尋找一個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