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VS國民 戀殖VS去殖 公民教育深陷兩大困境
公民教育，泛指培養政治群體成員，特別是新成員或下一代，認識和建立其公民身份的一種教育。去年爆發的反修例風波折騰了香港大半年，隨着示威者們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再次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對香港公民教育問題的反思亦迫在眉睫。港英殖民到主權回歸的歷史，令「香港公民」具有與別不同的政治性及複雜性，而當下正面臨公民教育與國民教育的兩極分化，以及從未成功去殖民化兩大困境。公民身份具有本土、國族及世界公民身份三個層次。全球化、本土化和國族化一方面可被視為相互競爭，另一方面亦是多層次互動及相互加強的過程。
近十年來，提及香港公民教育，人們往往論及反國教運動後公民教育與國民教育之爭，少有反思殖民地時代公民教育所遺留的影響。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謝均才認為，公民身份的取向，實則是一種文化秩序的建構；從霸權理論來理解，文化和意識形態現象是公民社會中具有不同立場的團體間的鬥爭。但他說，儘管在文化場域有所鬥爭，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不一定排斥，不一定不兼容：「你可以想像一個民主國家，比如歐洲一個獨立國家，它的公民教育也會培養國民認識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一定程度會培養對歐洲的認同。」
那麼，在香港，為何會爆發如此激烈、非此即彼的衝突？
問題一
公民教育VS國民教育
謝均才認為：「回歸之後，公民教育的重點——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中央政府的重點不再是人權、法制這部份，而是《基本法》的教育和國民身份認同的教育。這個當然是因為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對『好公民』的理解不同了。」正是由於對「好公民」理解的流變，使得香港形成兩種力量的對抗——國民教育與公民教育的對峙。
香港公民社會的特點是各種志願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各種不同目的、利益和意識形態而繁衍，矛盾因此更為複雜。謝均才解釋：「比如這個時候講《基本法》教育，你是強調『一國』還是強調『兩制』？強調人民的權力還是強調國家這個大的框架？身份認同就更加重要了。最初講的、很溫和的，是在講身份認同，但講來講去就講到愛國了。香港人對這個本來就比較感冒。因為以前是沒有愛國這個東西的。」
主權回歸後，「人心是否回歸」成為中央政府關注港澳問題的重點之一。近年來逐步加強的國民教育可以視為佐證，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早前接受傳媒訪問亦表示「國民教育一定要做」，「也一定要想辦法加強香港年輕下一代對國家的認識和認同。」前者能否實現後者的目標？謝均才認為，「單以國民身份認同來講，我們不可以期望通過教育系統來教人愛國」，「我們都不能期望教育系統來教我們愛家、愛這間學校，因為他愛不愛家、愛不愛這間學校，應該是自己的體驗，學校教育、公民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你對一個團體對有沒有歸屬感，最主要是來自你的集體經驗。」
2008年，港人對「中國人」這一身份認同達到高峰。沙士（SARS）後的同舟共濟、奧運帶來的民族自豪及汶川地震時「血濃於水」的連接，成為一代香港人的記憶。「基本的政治概念我們可以教授，但這種情誼方面的東西，我不相信學校教育可以做到。」謝均才坦言。
以內地的「思想政治教育」為例，儘管被稱為「公民教育」，其內容卻是向學生宣揚特定的思想和意識形態，培養對國家和共產黨的忠誠。香港社會因此而警惕國民教育的民族主義立場。謝均才在其論文《誰的公民教育？香港非政府組織的另類論述和實踐》中寫道：「有些人力拒中國政府單方面壟斷對愛國的解釋，認為它壓制人民表達對自己的民族或國家的真實且多樣的感情……強調愛國也會與當前的教育及課程改革的目標背道而馳，即滿足學生的個別需要及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與分析技能。顯然，當國民身份認同被固定為最終目的時，將剝奪學生個人身份的判斷和選擇，而批判思考也將變成空談或毫無意義。」
隨着反修例運動升級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爆發，香港與內地的撕裂愈發嚴重，只停留在儀式性的升國旗、唱國歌及相關課外活動領域的國民教育，因其明顯的「愛國意圖」，想必會進一步引發港人的抵觸。如何協助學生在本土、國族及世界公民身份上具備整全而不失批判的認識乃至認同，不僅需要教育界對公民教育作進一步思考，亦要求中央政府和港府重新審視地域隔閡及民心所向。
問題二
戀殖教育VS去殖教育
在國民教育與公民教育的激烈對抗中，反思殖民時期公民教育的遺留影響仍處於「失語狀態」，甚至因此被迫與國民教育畫上等號。
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的梁卓恆博士在其《香港公民教育的文化政治脈絡——後殖民困境與批判教育學框架》一文中指出：「殖民主義是一種涵蓋政治、社會與文化層面的宰制系統，故香港人對公民身份的理解亦難免受其被殖民的經驗影響。」他認為，後殖民時期的公民教育如若旨在培養具批判意識及主體性的公民，則有必要對殖民統治時期的教育狀態作批評性的檢視。
文中又提到，八十年代之前，香港的公民教育其實是一種「疏離式的子民教育」，所強調的並不是國族身份的認同，也不是公民權責的認識，而是使港人對其國族身份感到疏離，並培養他們成為「居民」，以免滋生民族感情與民族主義。另一方面，殖民者的文化優越建構較為隱性地進行。英國人的優勢呈現於殖民者統治權力、理性的典章制度與官僚程序及英語的文化霸權當中；中華文化則成為庶民精神文化價值的凝聚與傳承。此種維權統治配以文明理性秩序的論述，變相建立西方文化與制度的優越性。與此同時，殖民時代晚期的理性管理秩序及麥理浩新政帶來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建立現代化文明的香港大都會，在增強英國的管制認受性的同時，建構了牢固的香港人文明、理性、務實的身份論述。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得融會貫通，使得香港人在後殖民時期的日常生活中傾向於淡化被殖民經驗。這都使得主權移交後的去殖工作複雜而困難。
謝均才認為：「什麼應該去掉，什麼應該保留，這是要討論的。有的東西很吊詭，比如英文是一種西方霸權，但英語是否會支配你呢？其實你學好英語，是有解放你的能力的。如果我不懂英文，很多知識我都接收不到。所以這些東西真的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清楚。」
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各個反殖民、或是現今的後殖民、內部殖民的論述與運動，都是藉由族群的自我覺醒來達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自主與解放，追求被壓迫族群的民主、人權、自由和公義。香港從英國殖民地到主權回歸中國的歷史經驗有別於其它國家或地區，反殖民的論述與運動在香港的殖民歷史中、在香港人長期對政治冷漠的氣氛中，往往由愛國團體主導。其它殖民地區的去殖運動以追求民主、人權、自由與公義為目標，香港的公民教育中卻呈現出與民族主義的對抗拉鋸。
「體制上的去殖我們已經做到九九十十了，如果說從一個人的意識上是不是（去殖）呢，就還是可以討論的。香港的生態上是不是（去殖）？香港人有沒有當家做主的意識呢？是不是可以體現到高度自治呢？可不可以管理自己的生活事務？這些就真的是一堆問號了。」謝均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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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1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4日）《公民VS國民 戀殖VS去殖 公民教育深陷兩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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