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上】在貧窮與歧視中 新來港女性孤苦掙扎
在廣州長大的陳女士如今和五歲的兒子一同住在深水埗的劏房。房間不大，房門正對着小小的淋浴間，中間只容一人轉圜的地方有一處水槽，水槽邊放一個電磁爐，就是廚房。往左看去，方方正正的開間裏有掛在牆上的電視、塞得滿滿當當的櫥櫃、冰箱、折疊桌；隔板不放過牆上的任何空隙，一直堆到天花板，放着收納箱、小孩的書包、文具和書本。房間的另一頭有一扇窗，窗邊支起一張上下鋪，上鋪堆放雜物，用來睡覺的下鋪上散着一套兒童積木，陳女士的兒子正坐在那裏玩。床邊有一道簾子，作為分隔臥室和客廳的界限。
今年11月，陳女士將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只不過，未來會否永久在這裏生活下去，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我也是因為小孩才會搬來這裏。」陳女士坦言。
2008年，陳女士與經介紹結識的香港丈夫結婚。「等到2012年時，就說我可以來香港了。」儘管如此，在小孩出生之前，她一直在廣州生活。「我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且當時年輕，不覺得每月見一次有什麼問題。」但小孩出生後，她開始為孩子的未來考慮。由於孩子的香港身份，在內地讀書手續複雜，同時考慮到香港有更好的教育資源，2016年，陳女士攜子來到香港與丈夫團聚。
突然的同居生活並未如預期般順利，反而觸發一連串矛盾。很快，陳女士與丈夫離婚，一力承擔起照顧孩子的重任。「之前還有聯繫。最近一年（孩子父親）乾脆了無音訊。」
獨立支撐——新移民女性生存現狀
在跨境婚姻成為常態的今天，內地女性與香港男性結婚移居香港後，仍要面臨諸多困難。社區組織協會（社協）幹事施麗珊說，在她從事新移民社會工作的過程中，類似陳女士這樣的個案並不鮮見。「移民過來後和丈夫感情破裂，或者丈夫去世獨自帶小孩的，我們管這類個案叫做『單親』。」不過，這僅是新移民女性正在面臨的諸多困難之一。
「最主要的問題還是經濟狀況。」施麗珊指出。根據扶貧委員會公布的《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新移民住戶的貧窮率達到34.4%。「這個貧窮率我們要多方面看待。」施麗珊認為，新移民女性的貧窮不能歸因於個人的經濟狀況，亦要考慮到其家庭狀況。一方面，她們的丈夫多為基層勞工，收入水平較低；另一方面，女性往往以照顧子女為生活重心，在此前提下，限制了她們的職業選擇與發展。
「（在香港）找工作很難，總是要去找一些比較低賤的！」回憶起初來香港的境遇，陳女士感嘆道。出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中畢業的她在廣州時有一份滿意的工作。「我喜歡做銷售，之前在廣州一直做超市的管理，但在香港不行了。」她頓了頓，補充道，「因為我不會講英文。」
考慮到過去在超市的工作經驗，陳女士首先去面試百佳、惠康等香港連鎖超市。然而，即便操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做事利落、不怕辛苦，不會英文卻使她在搵工時屢屢碰壁。直到某天見工失敗後，她漫無目的地走在街上，路過一家涼茶舖時和店主婆婆搭上話，詢問可不可以在這裏工作。「婆婆人很好，當時就同意了。後來我就一直在她那裏工作。」
「要照顧小孩，所以只能做part-time（兼職），做一個鐘賺一個鐘，做得最多的那個月拿到了4,200元。」陳女士說。五歲的兒子正在讀幼稚園，她每天早上8時起床，送小孩去上學後立即回家打掃，然後10時返工，忙到下午3時半，再匆匆回家買菜做飯，趕在5時去接小孩放學。「香港比內地好的一點就是做兼職可以彈性些，讓我有時間照顧小孩。」她說。
工作之外，陳女士的生活圍繞着兒子展開，很少娛樂，沒有社交生活。「（小孩）是一份寄託吧。」她說着，摸了摸在玩玩具的兒子。
數據顯示，近十年來，新移民住戶的貧窮狀況有明顯好轉。施麗珊指出，其中一個原因是新移民女性投身職場，分擔了家庭經濟壓力。儘管如此，在工作與撫育子女的雙重壓力下，新移民女性仍要面臨來自家庭內部的矛盾與衝突。
根據施麗珊的觀察，許多新移民女性在移居香港之前，並不了解自己將要面對的家庭關係。「比如有些父母不讚成兒子找內地來的妻子。這位女性嫁過來後，就會發生很多矛盾。很多人會反映說自己被婆婆和小姑當做工人，什麼事都要她做，卻還是對她不滿意，處處刁難。」加之新移民女性往往孤身一人來到香港，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無親無故，亦無社交圈子，同時還要應對社會風俗、生活習慣等方面的文化衝擊，「很多新移民女性內心是非常鬱積的。」
另一方面，香港社會投向新移民女性的目光並不友善。施麗珊認為，近年來，隨着香港本土意識發展進一步成熟，加之對單程證政策的討論愈發激烈，「蝗蟲論」甚囂塵上，「大家好像已經把歧視新移民當做一個應該、合理的行為」，然而，這種「歧視」是建立在諸多誤解與偏見之上。
比如，人們普遍認為新移民佔用香港社會公共資源，尤其在社會福利方面成為沉重負擔。但以公屋資源為例，實際上，15%輪候公屋者有新移民家庭成員，他們是與在港家人共同申請，只會成為原有輪候個案的新增成員，不會增加輪候個案數目；此外，僅有5%新移民因特殊困難需領取綜援，結合貧窮率而言，領取綜援率較低，這意味着有95%的新移民自食其力。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新移民勞動人口參與率達到54.2%，其中，新移民男性的參與率為73.2%，高於全港男性勞動人口參與率的68.4%；新移民女性則為46.9%，低於全港女性的數字（50%）。另外，開放自由行後，港人與內地旅客的衝突經過媒體渲染放大，連同過往中港矛盾下積累的不滿情緒，都被轉移到新移民身上。
「關於單程證的討論往往集中在（每日）150個名額上，有人提出香港方面應當爭取審批權削減名額，這其實不合理。」施麗珊指出，當下跨境夫妻團聚申請單程證的平均輪候時間為四到五年，如果按照建議將名額縮減至75人，那意味着夫妻團聚要等八到十年。「這八到十年，夫妻要花錢花精力兩地奔波，夫妻關係可能會出問題，小孩的照顧也會出問題。政府也要花錢去照顧這些家庭。這些都是社會成本，不是不用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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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於第21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4日）《貧窮與歧視—新移民女性的生活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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