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過成功」的公民教育 港青的追求不可同日而語
在反修例浪潮中，特首林鄭月娥的確進退失據，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也跌至歷史新低，這又會否促使全民「懷念以前的香港」呢？趙永佳不以為然，因為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6月17至20日進行的民調顯示，不同世代的看法各異。
承接上文：香港青年對英殖時期的「懷念」從何而來？
對現時不滿所創造的懷舊憧憬
「這是對現狀的反彈—我覺得現在不好，所以去想像、建構以前是什麼樣子。殖民（時期）有比現在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很多人覺得八、九十年代很好，說那是我們的黃金時期，但為什麼我經歷過反而不會這樣想？你看現在50歲的人會覺得現在很不好嗎？我覺得不會啊。這其實都是一種想像。」趙永佳說，他們這代人親身見證過各種面向的香港和中國，感受自然和沒經歷過的年輕人有所不同。「香港是不是愈來愈不好？我也覺得是。但是不是殖民時代更好，現在比較不好？這我說不出口，我知道不是這樣子。」自言看過中國最差一面的趙永佳，認為他所看到的是香港經歷各種改變的事實，而不是年輕人口中那「從前更為美好」的想像。
「主要是港英時期香港人對政府的期望也不高，沒人會要求直選港督。但現在不一樣了，《基本法》訂明立法會和特首都由普選產生，年輕人覺得他應該要當家做主，對政府要求的期望自然跟以前不一樣了。」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指出，在經過了社會環境的變遷後，世代間所追求的價值及訴求自然有所差異，也間接塑造了年輕人以為港英時期更加民主、自由、開放的形象。「其實不一定是港英時期比較自由，而是以前根本沒人去講這些事，大家對政府的要求就是改善生活、穩定沒有動亂，香港人就很滿意了。但現在的年輕人期望的是社會能更公平一些，應該是一個有民主、有公義的社會，政府不應該像以前那樣偏幫有錢人，做什麼事都以資本家的利益為主，但現在的政府還是跟這些權貴混在一起。」
公民意識攀升港青的追求大相徑庭九十年代後的香港是繁榮了，但當上一代享受着那些經濟騰飛後的果實時，留給年輕人面對的，卻是一個產業單一、階級固化、貧富差距擴大、難以安居的香港，也難怪那個貌似最自由、民主的年代，會成為大家追求公平正義的想像。對於不同世代間價值追求的轉變，趙永佳也深有同感。「現在年輕人的追求不一樣了，他們是香港的主人，想決定自己的命運。但我們這一代，或是現在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我們年輕的時候哪會想這些？就只會想着考試、踢波、追女孩，你不會去參與公眾事務、不會想像現在犧牲那麼大，在我們那時候真的想像不了。」趙永佳表示，殖民時期不太重視公民教育，國共分裂下大家也沒有強烈的國家意識，在一切事務都被政府去政治化的氛圍下，僅有少數精英熱衷討論公共事務。
「太過成功」的通識教育「董建華前陣子不是說通識教育很失敗嗎？從他的角度看肯定是失敗的，因為他要求通識做愛國教育，那種很正向、但不是active的公民教育。就是你參與就好，但不要太積極。什麼叫不要太積極？就是要認識並熱愛你的國家，接受現在的鳥籠民主。」趙永佳說，回歸後香港才開始大力行公民教育，而第一批接受相關課程的正好是現在30歲左右的年輕人；當初由於官方認為香港人心尚未回歸，故決定推出提升國家認同的教育，建制派自然極力贊成，泛民派則批評是洗腦，沒想到結果完全背離原意—學生修讀通識課，發現政治體制的缺陷、看到社會政策的不公、發現課本上所說「大國崛起」、「欣欣向榮」的中國，和他們看到爆發毒奶粉的中國完全是兩個模樣。
「現實是矛盾的，矛盾是尖銳的，你要他去念，他就會發現事實不是這樣子。這就是歷史弔詭的地方，通識課修訂過程我都參與其中，結果真的很荒謬、很好笑。」趙永佳笑言，港府原本給予學生「增強公民意識」的「任務」，而學生們把這任務執行得太徹底了；他又自嘲以前不理政治宛如「港豬」，說不定反而是政府最希望培養的公民。趙永佳也解釋，1990年後確實是香港最民主的時期，立法局的代表性漸漸提高，在這民主化的過程中選舉代替了社會運動，有事情大家會去找民意代表申訴，藉由制度內的方法解決問題。在較能體現政治權利的情況下，大型的社會抗爭自然相對減少。
周永新亦承認，九十年代的香港政治權利確實比現在更多一些，這或許是年輕人最在意的部份。但他也強調，那時的香港就已經是個不公平的社會，儘管當局提出了政制改革，港英政權仍極力保護自身利益不受損害。「譬如現在的太古廣場，1995年以前根本不用投標，政府直接給英國太古公司經營。還有英國的怡和公司，政府永遠為他們在立法局裏留一個議席，貧富差距也在那時候變得愈來愈高。英國表面上說什麼民主自由人權，事實上還是跟權貴靠在一起，這點從以前到現在都是一樣的。」周永新表示，人的記憶都是選擇性的，覺得這個地方好的時候就會記得這些好的地方，反之亦然。在八、九十年代那個黃金時期，他有許多同輩覺得香港的環境不太好而選擇移民加拿大或澳洲，但他們生活了一陣子過後又覺得香港好像不錯。
他笑言人就是這樣，以前英國人統治你覺得香港不太好，現在由中國統治你就覺得英國也不錯。儘管如此，周永新也明白，年輕人顯然不是懷念或想被殖民統治，講「香港獨立」也不是真的搞「港獨」，而是藉此表達對現狀、對港府、對中共的不滿。「因為中央確實收緊了很多，連帶影響到港府的態度。包括DQ、國歌法，我看現在有些公開場合，你要拿中華民國國旗揮舞可能也不太行，或許會被認為影響國家安全。但以前沒有這些限制。」他嘆道，香港人根本沒有「國家安全」的觀念，也沒有想過要「威脅」國家安全，但近年中央積極介入香港事務，難免激化年輕人覺得以前更好的想像。
怎樣幫年輕人追回「逝去的美好」？問到如何能消解年輕人與特區政府之間的矛盾時，周永新苦笑了幾聲說道：「我看是沒什麼方法，這個問題不是做什麼事就可以解決的。年輕人要求的是公平、公義、人權、自由、民主，你滿足不了這些的時候問題很難解決。所以這幾天有人說應該開始討論選舉制度、政治改革的問題，因為這些是很根本的問題。」他直言，現在最基本的矛盾就是年輕人根本看不起這個特首，因為她並非由普選產生。7月1日抗爭者衝入立法會，並在議事廳內掛上港英旗幟時，有建制派痛批示威者此一舉動，無疑是「希望香港回到殖民時代去做次等公民」。平情而論。我們無法妄論那究竟代表了何種涵義，或許是基於對現狀的不滿，抑或單純如某些抗爭者所言：「我就是知道中共不喜歡看到它才刻意拿出來」。每個人行為背後的動機都不盡相同，對於港英時期也有不同的認識，但若因此認為港青是「留戀」英國統治的自我作賤，無疑是以過度放大解讀的方式，迴避了特區政府與年輕人之間的深層次矛盾。
或許如Kevin所言：「我知道英殖時期貪污問題嚴重、種族階級分明、有各種各樣不好的東西，但歷史、人類是不斷在變化，我們的價值、感覺也在不斷進步。港英時期不好的地方，我們知道以後不要再犯，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學習以前的良好經驗，把它放到現在的社會裏面，我們能從歷史中得到什麼改進的方向，作為繼續前進的養分？」當局的確有責任反思，究竟要怎樣才能提供年輕人一個更好的未來？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接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曾說：「變也並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事，問題是變什麼……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這種變是值得大家歡迎的。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特區政府的行政首長和問責高官，又是否有肩膀與能力，讓「香港變了」不再是一句黯然傷神的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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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9日）《從英殖香港到中國香港 年輕人心中的香港變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