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開放信任 回歸後香港核心價值變調了嗎？
上文提及，項敦榮認為港英時代在大多時候都不如現在的政治體制來的民主，而港英後期之所以會有一連串的政治改革，大多起因於中英角力之下，英國為了施壓與談判所需之下所為的判斷。且與多數人追求雙普選的想法不同，項敦榮反倒認為在資本壟斷的情況下，落實雙普選可能造成香港政治更加混亂。而Kevin與Taurus雖也認同港英時期並不完全民主，但對於香港政府的自主性，以及最關鍵的核心價值：「自由、開放、信任」，他們認為現今已完全變了調。
「五十年不變」的資本巨獸
「香港的經濟、政治體系是由大資本財團壟斷的，但這個壟斷體系又是《基本法》裏『規定』的—香港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它『規定』了香港社會價值的保守、不採取全面的政治選舉，好讓這些保守的資本力量進行壟斷—這也是殖民主義產生的畸形的社會體系。」項敦榮表示，很多人以為只要有了選票，政府自然就會聽取民意，然而，該想法顯然忽略了港英所遺留的壟斷體系—大資本財團對政權的控制能力。「現在的資本家還能通過選舉委員會、功能組別等方式，光明正大地操控政治，這也是維繫資本主義體系的必須手段。當廢除功能組別、廢除提名委員會後，大資本就不操控政治了嗎？它還是會，而且會用更被掩埋、更不明顯的手法，比如買票、賄賂和說客政治，政治就會變得更骯髒、更難以反映民意，而且他們還會透過傳媒告訴你，『這樣的政治就是你們想要的最好政治』。」他表示，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權的構成是反映社會經濟力量的平衡。在大資本壟斷經濟的情況下，要求大資本不能操控政體，是違反邏輯且緣木求魚的。
項敦榮認為，香港人的憤怒很多時候投錯了對象，或被引導到錯誤方向，例如大家不應該仇恨政府或是警察，而是那些操控香港社會的大資本。「但他們沒有去包圍資本家，網上甚至有很多討論，說太古廣場最近對參與抗爭的示威者很照顧、說『太古廣場是香港人的商場』，其實它們才是你們要抗爭的對象，是它們控制了香港政治！你說這不是很諷刺嗎？」說到此處，項敦榮略顯激動又抱着幾分無奈。「在發達的資本主義體系當中，有些東西只有在經濟景氣的環境下才能提供，但香港當下的情況，要怎麼才達成理想的社會？可能需要一場社會革命，一場真的要打倒大資本的革命，但有沒有可能實現？不可能，因為這要推倒《基本法》系統和香港政府。如果你認為，香港不可能出現經濟革命、中央也不會允許，那你就應該認清政治現實，在現實允許的範圍內，進行你所要求的改革，或者爭取你想要的改革。」
項敦榮認為，2014年人大「831框架」雖由提名委員會決定特首候選人、即無法根除大資本對政治的控制，但因為特首需要同時向大資本和普羅選民負責，而前者必然會提名他所能夠接受的人選，如此一來更容易使大資本認同一個有為政府所提出的社會改革。「但很多年輕人難以接受這樣的妥協吧。這也把唯一可能進步的選項抹除掉了，很可惜。」項敦榮苦笑道。Kevin和項敦榮對民主的理解不盡相同，但他們也同意，英殖香港並非十分民主；不過他們亦強調，港英政府的連串改革，確實開啟了港人對民主政治的追求與想像。
「我不認為港英時期是完全的民主，但它啟發了香港人，讓我們有較平等的機會去選擇我想要的人。我們經常說，如果這條路是我自己選的、今天發生的事情是我親手選的，那是我自作自受。但很多時候不是這樣，我根本沒有選擇，被迫走上這條路。」對於示威者在立法會掛上港英旗，Kevin認為，那不代表大家懷念英國統治、香港人不認祖歸宗，而代表着嚮往一個良好管治的時代，以及香港人所認同的價值。什麼是香港人所認同的價值？Kevin說是「自由、開放、信任」，但都已變了調。
「什麼是自由？我舉個例子，以前別人問我父母是哪裏人，他們只會說『我是香港人』，而不會說『我是英國香港人』；現在呢？香港和廣州經常有足球比賽，電視上顯示一邊是『廣州』，一邊是『中國香港』，這是什麼意思？為什麼廣州不用加『中國』，但要硬生生把它塞到香港頭上？」Kevin強調，「我是香港人」的說法並不代表「港獨」，而純粹是「身於何處」的表達，但現在卻不斷被那些思想和話語壓迫。Taurus補充：「這就是自由，就是我有不表態、不做的權利，但我們現在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在要求我們表忠，好像不這樣做你就是反動、就是不支持祖國，香港人表態與不表態的空間好像愈來愈小了。」從2003年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科，到今年反對《國歌法》立法及反修訂《逃犯條例》的風波，或許不難理解Kevin所說的「自由」是什麼，以及香港人面對「自由」被緊縮後所感受的焦慮。如果說，《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及《逃犯條例》的修訂，反映香港人擔心的是言論表達後面臨的不利處境，那麼反國教和《國歌法》，則是讓大家擔心連「不表態」的自由都將喪失。
由此不難看出年輕人對香港喪失獨特性的擔心。或許就如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預言，「香港的明天取決於兩種速度的比較，一種是『香港大陸化』，一種是『大陸香港化』，哪種發展的速度快，將決定香港的未來」；而面對內地急速崛起並推出各種中港融合政策，在香港人看來，「香港大陸化」 的速度來得更快一些，年輕人對「香港淪為中國一座普通城市」的焦慮尤為強烈。港督比行政長官更有自主性？內地因素對香港的影響愈深，香港人對政府的信任度似乎就愈低落，不少人甚至以為，港府「一切惟北京是瞻」，缺乏獨立自主，比殖民政府更不為香港人利益着想。
「以前的香港是殖民地，它不是英國的一部份，但有時候英國港督卻會以香港利益優先，甚至跟倫敦對着幹。我不會天真地定義他是真心為香港好，港英政府在香港是小眾，他的統治階層可能只有5%，華人仍人香港的最大群體，而他們會為了power balance去聽華人的意見，以本土利益獲取社會支持。」在Kevin看來，英國雖是殖民者，但統治方式有其藝術性，不是單純剝削或擷取利益，而是播下種子經營，當種子長成果實，也就強壯了香港；而如何妥善管理殖民地，又讓英國獲利，是港督最大的責任，當中麥理浩的社會改革，確實為香港發展帶來黃金期。「港督是英國王室代表、是殖民地統治者，你不能輕易撼動，但他可以做很多最符合本地利益的彈性政策。現在呢？特首敢去對抗中央嗎？他連自己說他不幹了也不行。」Kevin無奈地做此結論。
對此，學者鄺健銘所著《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一書也曾提及，由於英國需要管治全球殖民地，難以事事關切香港事務；至二戰過後，英國又忙於應付內憂外患，所以港督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不會事事跟從倫敦旨意。例如，1956年「雙十暴動」過後，英國原本考慮放棄香港，但遭時任港督葛量洪強烈反對；至六十年代，時任港督戴麟趾更曾因「有太多來自倫敦指手畫腳的事情」而深感不滿，甚至威脅辭職。Kevin感嘆，香港脫離殖民回歸祖國，但「港人治港」二十二年的結果，卻反而讓人覺得特區政府沒有以港人利益優先，「我們只是中國的一部份，要配合中國發展。不是說這樣子不好，但很多時候香港的付出跟收穫不成正比。」他質疑，港府斥巨資興建高鐵、打造沙中線，承建商或分判商剛好都涉及中資，而該工程也都被批評質量欠佳。
「還有香港人很在意的土地、水貨客、醫療等問題，我不能說這些都是內地人的錯，但這確實是其中一個原因。」Taurus批評，特區政府沒有考慮香港的承受能力，但在過去二十年內開放約70萬名新移民來港，導致本地資源供不應求。「那背後的agenda就很明顯了。」他們認為，特區政府絲毫不敢違背中央政府旨意，未把香港的前景放在第一位，也造成許多攸關本土民生的政策進退失據、民怨不斷，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信任也越來越薄弱。不過，項敦榮卻認為，這些感受未必符合真實的情境。
上文節錄自第17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9日）《從英殖香港到中國香港 年輕人心中的香港變了什麼？》。